弯腰到情人高度-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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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枚突娜嗽嚼丛缴佟Ｐ∷狄裁蝗丝矗侍饪删湍执罅恕！盡ark杜这样借题发挥的时候，安已经咚咚咚下了楼梯。
第三天Mark杜打电话叫我到筒子楼吃饭，顺便还钱给我，没等他说完我就谢绝了。
“你手头紧，先留着用。”
我后悔鬼迷心窍跑到肮脏的筒子楼。两天过去了，那个淫秽的场面胶布一样贴在我的视网膜上。危险的是当时我中了蛊似的想入非非。一想到我的小说要在那龌龊的地方住上一辈子，我几乎缓不过气。在男人的世界，任何一桩看似了不起的爱情都可以还原为嫖娼。大多时候，只不过环境不同，道具不同，理由不同罢了。当我知道自己被人赤裸裸地借用，而这种借用又是我本人无法更改，像一颗螺丝钉的垫圈，只有它认为所扮演的是如何伟大的英雄角色。我为自己的这些发现异常苦恼。母亲一生只短暂地经历过一个男人，但是当初在家乡我为雪儿的决绝悲痛得不能自拔，母亲说，你已经不小了，没必要为一件事情掉两次眼泪。我摸不清她是从什么地方获得的力量，这种力量神奇地支撑起她对生活充满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同时也蛊惑她三十岁不到就永远关闭了身体和心灵。父亲是一个平常的美术老师，他没有一幅成功的作品，据说他最大的优点是小提琴水平超过他的本专业。他们的爱情建立在亲戚关系上，连最低限度的浪漫也没有。他外出写生那天遭遇到雷电，全身烧得糊焦焦的，那年我三岁。外婆说，在殡仪馆我吵着要气球，而且指明要红色的。每次去外祖母家翻来覆去听到的都是这腔话，可我一点点负罪感也培养不起来。离开Mark杜的房间，一想到我被蹂躏的小说，那天晚上我一宿都没有睡好。竟然神经兮兮地向往父亲的早逝。
我很快忘却这次不愉快的见面，梳理了自己走散的心思，制定了详细的攻读计划。早上一下课，我就跑到图书馆抢占位置。在自修室里，我为母亲写热情洋溢的长信，汇报北京一年多来的生活。在信中我写道：
……妈妈，我开始读牛顿的著作。常常在晚上做笔记。一切都好。只是找一个北大女生给你做媳妇的愿望恐怕一时难以实现。你知道，社会在转型，每个女生的想法都怪。而我对爱情，一向比较苛刻。
想了想，我把最后边这句话删掉。另起一行写道：
妈妈，我见到你的学生Mark杜，照实说，我不喜欢他。他也不是你所形容的那样名满天下。在北京他根本就不敢声张他过去是诗人。照实说，我真的不喜欢他。他住在圆明园那边的一幢筒子楼里。大多数画家都搬到宋庄去了。当然，这不只是房租的问题。这些天来，我老是在想，是不是走弯了路。我是说，顺着彼得？杜拉克的方向会不会修成正果？社会到底需要多少管理人才，我问过好些人，他们谁也说不清。好多同学都劝我回头去写小说……
我本来想在信中鼓励她再嫁，但我又怕这样轻狂的心思，徒然惹母亲生气。没有去拜访她在京的几个老同学，在电话中我已经隐隐听出她少许的不满了。
如果不碰见安，我坚信这辈子会像大多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那样越过越好。北大每年抛出那么多女孩，勤学苦练，母亲的愿望不是不可能实现。
像大多数展览一样，等到娱记们的兴奋点转移之后再去参观，不但门票会给一个合理的折扣，也不会有人在你身边指指点点。这是我顺着世纪坛空旷的展厅游览时最为明显的感受。媒体真的伟大，他可以给观众戴上最为流行的眼镜。有评论家推波助澜，不愁大众不一窝蜂抢到艺术的最前端。艺术家创造一种风格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大众要达到同样的高度只需要晚报上煞有介事的几篇报道。当我在暮色中看到十几个中学生葡伏在毕加索张狂的线条前临摹，老师在旁边口若悬河地串讲蚀刻画的十三种技法，不由我不自惭形秽。别人最为容易掌握的东西，到我手里，难度总是无限度地扩大。抽象的东西对我来说总是难以把握，比如我牢牢地记下安的乳房之后，闲及无聊，也发挥过想像，但无法把它孤立出来，提升到美学的高度。作为这样或那样的象征，它总是以乳房的形式具体地和安联在一块。
那天下午，当我在毕加索和他的狗喝咖啡的那幅巨照面前碰到安，隔着厚厚的羽绒服和夸张的围巾，我仿佛什么都看得见。（三年以后，在开往百里杜鹃去的车上，我无法原谅自己的也是当初在世纪坛对毕加索的私生活别有用心的品头论足。）
第二章
我老是觉得有人在做小动作。一抬头，果然是Mark杜龇牙咧嘴的在旁边看着我。
我已经终止了管理学院的学业，只保留了一个旁听生的身份。靠着祖传房产的资金，我在北京生活得悠闲自由。母亲说，这也符合北大独立自由的传统。一旦做出决定，她从不干涉我。这也许是我懂事后对母亲一直怀着感恩之心的缘故。当初她叹息雪儿什么都好就是身体不好，可是到后来看到我执迷不悟，她乖乖罢了手。像这次轰轰烈烈的退学，她也只是浅浅地提醒我，只要每天睡觉不超过六小时，做什么都行。我毫不怀疑如果我申请去欧洲，她也会卖了祖传的那两处房产。
我歪过头，低声告诉Mark杜，要说话只有到卫生间去。我奇怪身份证也没有的Mark杜怎么能够混进人满为患的图书馆。
“你小子附庸风雅，《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什么地方读不可以啊，偏要到图书馆。别装学生，占人家的位置好不好？人家学生可是真的要升学要考试要改变命运。”还没有走进卫生间，他叫开了，“你不是欣赏徐公子吗？他在图书馆写了哪一篇文章？我可不是你乡下的亲戚，别装神弄鬼吓我。”
“你怎么进来的？”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Mark杜脏兮兮的牛仔裤逃得过门卫的眼睛。
“这保安已经问过，你就免了吧。”他往小便池里吐了一口痰，提起牛仔裤，“电话也关机，怕我找你借钱不是？那五百块钱是你主动弃权不要的，你想歪了。”
“你才想歪呢。”我注视着比任何一种皮肤都还要白的小便池说，“我退学了，想正一着二写一本小说，有什么事？我见过你姐姐，叫艾欣是吧？”我掏出烟递一支给他，我们两个靠着小便池聊起来。我眼前电影慢镜头那样晃过安那一对永远的蝴蝶。
那天在世纪坛，安介绍身边的女孩子，我才知道相貌粗糙的Mark杜在北京竟然藏有一个打扮得体的姐姐。北京有好多女孩一到深秋都会围上凸显女人味的披肩，但是，看上去总给人一种风尘的味道。艾欣不同，一袭披肩乖巧得体地依在肩上，所有的快乐和痛苦它完全感受得到。那几道为数不多的褶子，好像收藏着主人说不尽的秘密。披肩俨然是她身体的另外一部分，展厅里暖洋洋的灯光也把它们无可奈何，这肯定是北京最有情调的一块披肩了。我当时由衷赞叹，还伸手摸了摸质感，并且不看安的脸色和盘托出我对羽绒服的反感。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北风一吹，就这样给毁了。我心怀鬼胎地邀请她们吃饭，艾欣没说话，好事却被安谢绝了。她说，改天吧，改天叫上Mark杜，改天我不穿羽绒服。回到公寓我到处找Mark杜的电话，只可惜母亲告诉我的时候不知道信手记在了什么纸片上。后来一段时间我还在怀疑艾欣留给我的印象说不定是世纪坛造成的错觉。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一张天使的面孔会和Mark杜那张粗糙滥制的脸攀上任何瓜葛。
“北京没有去世纪坛看展览的可能只是我Mark杜一个人了。”Mark杜嚯嚯大笑，引得其它便池边的同学手忙脚乱，小便纷纷溅到地板上。我狠命地吸了两口烟，往便池里一丢，烟屁股马上被打湿，烟丝也裂开来。
在洗手间Mark杜对着镜子端了端那张没有规则可言的脸。
“她们差不多到北大西门了。你去收拾书包，我照照镜子。今天人多。”
“好的。”说着，我健步穿过安静的自修室到我的位置上。一路上我忍住笑。好像丑的人都喜欢照镜子。合上我一时心血来潮在风入松买的书，我意识到，没有那块火红的披肩，他Mark杜要把我从图书馆请出根本不可能。一时间我真的有些惭愧。人与人之间，无论若何，伤害总是先行一步。雪儿不止一次找我正规谈过话，但是我每次都含糊其词地应付过去。当性作为一种本能渐渐取代了所谓的两情相悦以及那些附加上去的情爱所引发的严重后果，我对肉体的依赖越来越赤裸越来越强烈。手一挨上那对小巧玲珑的乳房，几乎到了流连忘返的地步。每次到坟地上去，我都选择在晚上，每次三句话不到我就切入正题。当我疲惫地躺在雪儿的身边仰望满天星斗的时候，我承认我对我今后的人生作了种种美妙的遐想。我忘了身边躺着一个鲜活的姑娘。雪儿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她不想只是我泄欲的工具。她的感觉是对的，只不过这样的事由一个女孩来挑明，有点难为情而已。记得有一次梦中醒来，坟地上月光如水，起露了，我的衬衫黏糊糊的粘在背上。雪儿抱着两臂坐在旁边发呆。父亲的墓碑泛着冷清的光。我怀着某种复杂的心情扫了墓碑一眼，爬到雪儿身边叫她，她不理。我很是扫兴。要知道，在此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人。到北京以后，我慢慢发觉雪儿把有些问题看得过于神圣。我在那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远离家门而不会滋生半分怀念，我想，也许是我从来没有认同那个城市的原故吧。上个月贵州人在北京开老乡会，他们通知了好几次我也没去参加。什么叫故乡，是我出生的地方还是我成长受教育的地方？是我恋爱生子的地方，还是最初那只猴子进化为人的地方？抑或许是埋葬我的地方还是母亲怀孕的地方？不是那块披肩，我不会参加这些小锅小灶的聚会。我到北京可不是为了认识几个家乡人。往北大西门去的路上，我兴高采烈，什么都照Mark杜的吩咐。稍有不快的是约在什么地方见面不好，偏要在北大西门。平时我就是有事也不会走北大西门。那儿一天到晚都有人拍照。此起彼伏的镁灯总有本事让你稀哩糊涂成为别人的背景。当年雪儿的照片里边站着个愣头愣脑的男人。惹我生了几天闷气。不成她背底下也在打她的小九九吧。哪有去北大溜一圈回来就要分手的。听说有一半学生的爱情都是受惠于北大这块金字招牌。
这不由不让我疑窦丛生。虽说后来我知道那是误会，但被陌生人支离破碎地框在镜框中的烦恼还是在我心中落地生根。想到这，我催促Mark杜走快点。这厮鬼精，一路上使用我的电话。他说他没有电池。我是弱智啊？一家人跳出两个瞎折腾的主，别说农村家庭，就是城里头的双职工之家，摊不上贪污受赌的身份，早都被她们颠覆得差不多了。好多东西并不是想玩就玩的。尤其是油画。远远看见艾欣她们在桥上，我不由奔跑起来。
第三章
在内排国际机场我仔仔细细地回想起我的这次奔跑。如果不是想接住什么的话，平时慢条斯理的我怎么会突然甩开Mark杜跑起来呢？要知道我那时只和艾欣见过一面，总共讲过两三句话。她那时在北京过的生活对我而言可说是莫测高深。对我，她肯定不会有太深的印象。事实也是如此，后来她曾经亲口告诉我，我不过是一个头发颜色染得怪怪的同乡。写过一本哗众取宠的小说。一见面就邀请人吃饭，跟大多在北京转悠的男人一样，肯定不会是什么好货色。在世纪坛她本来要答应我，然后打的到凯宾斯基饭店什么的大吃大喝一番，可是安那天没有猜中她的心思。去百里杜鹃学校办理辞职手续回来后，她曾经在阳台上对我说，我真担心有一天会从这阳台上跳下去。是吗，我说，如果真的要跳，你得先通知我，我扛着棉絮到楼底下接着。她的公寓在亮马河，九楼，有一个邪恶的阳台。回国后我听说当时是有人发现她行为反常的，可是警察提着丝网走到楼下的时候她的心早就停止跳动了。只是手腕上的表还在走。那块表是在越南旅游时我送给她的礼物。在湄公河的一只游轮上我对她说，你厌倦的时候还给我，好让我确切地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会的，她说。自从我知道她一直背着我和二恭石子住在一起，我很伤心。家里的房产已经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