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当代丐帮-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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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2002年11月上旬，一个天赐良机，让我在一辆公交车上碰到一位流浪歌手。那是一辆从武昌开往汉口的715路专线车，车到广埠屯站点，从下面挤上来一个怀抱吉他的年轻人。
他穿一件黑色的夹克衫，20多岁的样子，模样还很帅气。一上车，便站在车前的过道上，向满车的人问好，简单的开场白之后，便弹起吉他，很深情地唱起了一首《流浪歌》。
他的歌唱得还不错，声音圆润、雄厚有力，听起来有几分享受。唱完后，他先说一些客套的话，然后逐一向乘客收钱。掏钱的乘客并不多，但偶尔也有人给个1元、2元的。对给钱的乘客，他会说声“谢谢”，还送上祝福的话。
大约过了三站地，他向车上所有人鞠了个躬，然后下车了。我赶忙也尾随而下。
我喊住他，和他搭话。也许都是年轻人的缘故，他对我并没有表现出排斥的敌意。但看样子他很忙，只聊了几句，便又要上车忙他的生计。我赶忙要了他的手机号码，说有要紧的事可能要找他。他也没介意，在纸上给我写了一个。
晚上的时候，我打通了他的手机，他问我是干什么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找他。我就干脆跟他直说了，我是一家报社的记者，想采访他。他很犹豫，说很怕，最近媒体的负面报道很多，他不想抛头露面。我再三请求，最终他答应我第二天的下午1点钟在武昌武商亚贸广场前会面。
2、曾是夜市上的“歌星”
第二天下午1点，那位怀抱吉他的年轻人准时出现在我的面前。由于采访的需要，我换上了平时所穿的工作服，还梳理了一下，与前一天在车上的乞丐打扮相差很大。他一见我，直说认不出来我了，还问我昨天怎么穿成那个样子，像个叫花子。
在亚贸广场下面的肯德基店里，我叫了两杯可乐。就这样，年轻人坐在了我的对面，开始讲述他做流浪歌手的故事。
他说他叫张鸿，今年28岁，家住湖北省监利县容城镇。读小学时，因家里经济状况不好，经常靠捡破烂、给别人糊纸盒子挣学费。那时，他的理想是上大学，跳出“农门”，所以读书十分刻苦。但上高一时，因受了一个同学的气，他联合三个社会青年打架，将那个同学打得很重，被公安机关以流氓罪判了一年半刑。刑满释放后，张鸿到县造纸厂工作，这时他想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起码要做一个好员工。但两年后，造纸厂因经营不善，被迫关门，这一下子击碎了他的梦，他无比失落地回到了家里。
家里的农活，张鸿不屑于做，他认为做那些事没有什么出息。但他又是一个坐不住的人，整天无所事事到处在村子里游逛，自己心里也烦。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到外面闯荡一下，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但做什么自己心里也没底。1995年夏，张鸿揣着向父母要的几十元钱，很盲目地坐汽车到了襄樊。到了襄樊后，他已是身无分文。在大街上走了三天，也是找工作找了三天，可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收留他。这三天张鸿没吃一点饭。到一家机械厂门口时，饥饿加劳累，他实在走不动了，便歪在了厂门口。门卫看张鸿很可怜，带他进去吃饭，并给了他200元钱，嘱咐他一定回家。
可张鸿不想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回家，那是没有面子的事情，再说回去了能做什么呢？到时呆得不“耐烦”了还是得出来，不如现在就不回家。吃饱喝足的他漫无目的地转到了襄樊广场。在夜宵摊上，他看到很多年轻人在那儿唱歌，便注意观察起他们来。他发现，那些年轻人收入很可观，一晚上能挣二三十元，于是心里“痒”起来了——他也想唱。他认为，那些年轻人唱得并不怎么样，自己的歌唱得绝对比他们出色，而且他在牢中还学会了弹奏吉他，应该比他们有优势。于是，张鸿花130元钱买了一把吉他。第一晚，他唱歌挣了35元。
唱了一段时间，生意一直徘徊在每晚三四十元左右，张鸿有些不满足了，这何时能挣成一个“万元户”呀？有人建议他到荆门去唱，那儿生意要好些。反正襄樊也不是他的家乡，走到哪儿也是流浪，只要挣钱多就行。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张鸿来到了荆门。
为了增加唱歌的吸引力，一到荆门，张鸿就做了一个点歌单，然后来到荆门最繁华的工商街的夜市上去唱歌。第一天出场，他就以纯正的音色、宽阔的音域吸引了食客，尤其是顾客点什么歌他就唱什么歌令食客们称道。他们说张鸿的点歌单很有创意，以致纷纷要求他为他们唱歌。如果张鸿去晚了，他们便打他的CALL机，让他立即前往唱歌。他们都称张鸿是歌星，坚决拥护他。在荆门，张鸿每晚最少能挣100元，多时能挣200多元。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三个年轻人要他唱歌，他们听得很尽兴，最后竟比着给张鸿钱，你给5元，我就给10元，你给10元，我就给20元。最后，有一个年轻人直接问张鸿：“歌星，你要多少钱，请你开口！”他看着比富比红了眼的三个年轻人，轻描淡写地说：“师傅，你的大气令我很佩服，你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吧！”那个年轻人竟一下子从钱夹里抽出380元，甩给了张鸿。
3、流浪歌手的爱情
那时，张鸿住在一家旅馆里，每晚6元钱，舒适而惬意。更令他惬意的是，他悄然迎来了爱情。
旅馆旁有一个打字复印店，店里三四个女孩特别喜欢听他唱歌。时间长了，一个叫郭峰的女孩对张鸿产生了爱慕。久而久之，张鸿和郭峰私定了终身。一天，郭峰说：“我们租一个房子吧，我好照顾你。”张鸿在外面虽然吃得可以，但费用毕竟贵一些，而且容易得传染病。有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愿意给他做饭、洗衣，有什么不好的呢？张鸿高兴地答应了。
从此，张鸿和郭峰过上了同居生活。白天，电影院、东宝山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身影；晚上，郭峰在一种祝福中等待着张鸿的平安归来。他们在一起半年后，郭峰回家给她的父母说他们同居的事情，希望张鸿能进她的家门，得到她家人的认可。谁知她的母亲说：“找什么人不好，要找一个唱歌的？”并坚决不同意他们来往。为了躲避郭峰家人的干涉，他们带着吉他，逃避到了咸宁。
郭峰的歌喉还是很不错的，她提议和张鸿一起唱歌挣钱。张鸿有些犹豫，因为他不想让郭峰抛头露面，她却说：“我们这不是更志同道合吗？”张鸿想想也是，于是便一起唱歌了。虽然她的父母不同意他们成为恋人，但逃脱了父母的管制，这段时间他们还是好开心的。但开心的时间没有半年，因身份证丢失，他们被收容人员查房时收容了进去。郭峰打电话给她的母亲，让送钱过来。她的母亲看他们发展到郭峰为张鸿而形成了习惯性流产，也就默认了他们的关系。
虽然这半年生活中有太多的苦涩，但终于得到了郭峰家人的认可，他们的关系从此可以名正言顺了，张鸿心里就乐开了花。他发誓，一定要珍惜他们之间这来之不易的爱情！
1996年，张鸿和郭峰又回到了荆门，还是一起唱歌。以前张鸿是懵懵懂懂的，觉得钱用了还会再来，所以他是挣一块花两块，可看看现在空空的荷包，要到郭峰家“上门”都没有像样的衣服，没有钱买礼品，因此他决定存钱，给郭峰的父母一个证明：他虽然是一个流浪歌手，但他还是很会挣钱的，他们的女儿跟张鸿没有错。
只一年多，他们就有了一万多元的存款。这时，张鸿的干妈、一个酒楼的老板对他说：“你晚上唱歌，白天就到我的店里学习烧烤。因为你现在年轻，还能唱，等年纪大了，或在年轻时失声就不好办了。如果现在学个手艺，即使不唱歌也不怕生活不下去。”想想也是，他遵照干妈的话做了。
半年后，烧烤手艺学到家了，手中也有两万多元存款了。张鸿和郭峰商议，他们承包一家店面做烧烤怎么样？毕竟唱歌要看别人的脸色，做老板的“味道”爽一些。1997年，他们投资两万多元，承包了一家店面，买了烧烤机。为了节约成本，他们只请了两个小工。张鸿和郭峰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做。由于他们待客热忱，烧烤味道正宗，平时还免费为顾客唱歌，一下子生意很是火爆。
正当他们憧憬着不必再做流浪歌手也会有很大的收获时，隔壁的烧烤店主不舒服了，他认为张鸿和郭峰抢了他的生意，就今天找人到他的店里消费，说味道不好；明天让几个小混混坐在他的店里不吃不喝，占据位置，使顾客不好进餐。总之，隔壁的烧烤店主找出各种理由赶他们走。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他们只好含泪离开了流下汗水、打拼过的地方。
在张鸿和郭峰经营烧烤店时，他们的结婚介绍信都开了，可因为不能经营，使装修门面、交定金、投资烧烤机等的钱都亏下去了，他们已无钱举办婚礼。郭峰哭得死去活来，认为他们的爱情之路走得真是太坎坷了，她神情凄然地对张鸿说：“我到深圳去打工了，等挣一些钱回来，然后再结婚。”张鸿使劲挽留：“我们虽然亏本了，但我还可以唱歌，等过了一年半载，我们存一些钱，再做老板呀！你不要灰心，只要我们拼搏，会过上好日子的。”可在一个细雨的下午，郭峰还是执意踏上了去深圳的路途。望着远去的郭峰，张鸿悲从心来：难道这场细雨，预示着我们永远不能牵手了？
郭峰走后好久没有打电话过来，张鸿觉得一个人的日子索然无味，他整天在一种思念中度过。如此精神恍惚了三个多月，手头也没有钱了，他只好又背起吉他，走上流浪之路。张鸿准备乘坐轮船到岳阳。经过石首轮渡时，他看见有几个男孩在清唱歌曲，便与他们聊起来了。他们劝张鸿，不必到岳阳去，就在轮渡上与他们一起唱歌挣钱，大家都是年轻人，有什么都谈得来，有钱同分，有酒同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知道多开心。张鸿听从了他们的话。两年多的时间，他随他们在石首、沙市、监利、白罗、黄冈等地的渡口，上海、厦门、广州、重庆、青岛、福州等地的夜宵摊上唱过歌。
4、每月纯收入2000元
2002年3月，听一个流浪歌手讲，在武汉的公交车上唱歌收入很不错，也正好没有一个好去处的张鸿，便来到了武汉。
在夜宵摊上和轮渡上唱歌时声音小不要紧，在公交车上唱歌就不同了。公交车上人多，声音嘈杂，如果还是那样唱，乘客听到的仿佛是蚊子在耳边聒噪。张鸿特意买了一个拾音器、扩音器、充电器，练习了一段时间的肺活量，在武昌石牌岭租了一个房子，开始了公交歌手生涯。
初次上公交车，张鸿一开口表述自己，一个女孩就不屑一顾地说：“唱歌又唱得不好，在这儿混钱。”张鸿一愣，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没有唱歌，就说我唱得不好，是混钱的，看样子武汉不好唱歌？但既然来了，也已经开口了，就不能退却。张鸿不管她后面说什么，都镇定自若地唱起来。一曲唱完，出乎他意料的是，对他不屑一顾的女孩竟带头鼓起掌来。这个女孩说：“没有想到，你跟别的唱歌的不一样，你的歌唱得真好！”并给了张鸿2元钱。
这只是开始，后来张鸿经常碰到不理解他的人。一次，两位老年人为他唱歌争吵起来了。一个说，张鸿在车上唱歌纯粹是好逸恶劳，不想做事，不应该给钱。另一个却反对说，唱歌也是一种劳动，应该尊重。现在是很少，等到哪一天公交歌手多起来了，人们习惯了，就会成为一种职业。
还有一次，一个女乘客坚决不给钱，她的老公却说，人家付出了劳动，为什么不给钱，并坚决要给张鸿5元钱，两个人争吵起来。张鸿很过意不去，连忙阻止他们不要争吵，并向他们赔礼道歉：“对不起，一切都是因为我，破坏了你们之间的感情。”女乘客反而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张鸿发现，武汉市民对公交车上的流浪歌手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可能是他们唱歌并不怎么样，只是混钱才引起武汉市民的反感。他一定要用自己的实力征服乘客，让他们心甘情愿掏腰包。为了使自己的歌唱得更好，他买回电视机、影碟机、吉他教材，每天下午都练习声乐和新歌，并视听众情况选歌唱：如果车上外地人多，就唱《流浪歌》；如果老年人多，就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如果年轻人多，就唱《踢出个未来》。2002年中秋节时，张鸿唱《回家》，把许多乘客都唱哭了。
在许多人的眼里，公交歌手就是为了钱，但张鸿绝不，他如果唱得不好，就坚决不收钱。还有，遇到了外国人他也不要钱。一次，在522路公交车上，一个俄罗斯女孩听张鸿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