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城兄弟-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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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社休息室里，金富式和我都各自点着了一支烟。金富式偷偷告诉我，必须促成和巴西球王贝利见面的事。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就像电影里的黑手党在进行交易，嘴唇不住地蠕动着，话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你可千万别给部长讲，要是走漏了风声，是没有我的好果子吃的。”
“知道。前几天我刚给崔先生发了个传真，他马上会答复我的。”
不知怎么回事，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假话就脱口而出了。我不禁对自身的变化暗自吃了一惊。我过去从来没有说过假话，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假话就脱口而出了呢，而且说得恰到好处，比真话还要诚恳。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从对方表情看，一向以细心著称的金富式也没有怀疑我刚才说的就是假话。这时我才意识到，不被社会重视的金亨俊在适当的场合也是能随机应变的。这个“圆满的谎言”使我心满意足。我到现在才明白，自己之所以在广告公司没有出头之日，并不是因为无能，而是我搞的业务及周围的气氛并不适合自己。原先我被祖鞠和升洲强拉硬拽来干这些工作，心里忿忿不平，感到很窝囊，现在回过头来一想，倒觉得歪打正着，心里反倒变得很平静了。
到巴西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地球折腾出了人，人又在这个地球上折腾，折腾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折腾。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谁，都在以各种方式折腾着——这就是人的生活方式。祖鞠、升洲之流也把自己叫做人，用祖鞠的口头禅来说，那就是“我们还像人做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他们的行为最终也证明了这一点。
离去巴西已经没有几天了，“还像人做的”祖鞠酒后开车出了交通事故：在一条昏暗的胡同里，他为了躲避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自行车，把一个喝得醉醺醺乱穿马路的酒鬼给撞倒，趴在了汽车前边的保险杠上。祖鞠表面上请求酒鬼高抬贵手，放自己一马。但内心深处却认为这是“正当防卫”，不是交通事故。祖鞠的总经理就是因为酒后开车被吊销了驾照，后来租了一辆车，无照驾驶整整两年。如果祖鞠这次被吊销驾照的话，那可窝囊憋气得很，弄不好去巴西的事就得吹了。祖鞠急得捶胸顿足，哭丧着脸，不知怎么办才好。
金富式接到我的电话后就到交通队来了，庆幸的是，酒鬼受的只是点轻伤，在急诊室经过简单处理后就没事了。金富式急得满头直冒汗，向交警出示了证件，证明自己是经常进进出出交通队采访的记者。金富式对警察说，祖鞠是即将在巴西举行的重要大会的韩方摄影代表，这次去还要在巴西侨民社会建立一个侨民联络处，祖鞠就是这个侨民联络处办公室的民间使节。无中生有的故事虚构完了以后，他又威胁说，警察没有权力把一个马上要执行紧急公务到巴西去的人抓起来，因为春节特别节目和报社重要的海外采访计划都要靠祖鞠这双粗大的手来实现。负责案子的几个警察仔细一琢磨，这么一个大人物，居然没有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而是老老实实地被带到了这里，并低着头一再要求从宽处理。那么，还不如顺水推舟将这小子放了，他们会认为我们是“人做的”，从此对我们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呢。最后，祖鞠顺顺当当地从交通队被放了出来。
祖鞠还算是比较顺利的，升洲就惨了。在临出发的前两天，我们才知道升洲已被列入了禁止出国人员名单，海关是不会放行的。因为升洲拒绝参加预备役部队训练，收到好几次敦促其参加训练的命令后仍然置若罔闻，还说“看能把我怎么样”，赖着不去。如果不是来了个最后通牒，他很可能就会像犯了事出逃，又不知道自己已被禁止出国的政界、财经界人士一样，急急忙忙赶到机场，碰一鼻子灰，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到自己家里。
升洲听到这一消息后，忿忿不平地说：“我这辈子是什么事都弄不成了，喝凉水都塞牙，不管干什么事都没有顺当的时候。”
他抨击这个世道让老实人都没有活路。但诅咒归诅咒，骂娘归骂娘，罚款不交还是走不了。他风风火火地赶在公务员下班以前把罚款交了。就在临走前一天的下午，升洲总算拿到了去巴西的签证，别提有多高兴了。
第十章 异国
升洲和祖鞠每前进一步都免不了会有绊脚石或意料不到的沟坎。升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的人生坎坷多于平坦。其实，我们并不是处处不顺，而是预先没有作周密的考虑才到处碰钉子的。可如果把困难和“钉子”想得太多，又会缩手缩脚，畏葸不前，干不了大事。虽说未雨绸缪才能有备无患，才会少跌跤，撞南墙的事也不会多。但是，这种瞻前顾后、四平八稳的人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平平淡淡的日子中尝不到生活的乐趣，体会不到人生的真正价值。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敢闯敢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不放在眼里的人，人生中多的是冒险故事和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行为，但也不乏失败之谈。假如没有了这种勇夫，这个世界恐怕会变得平淡无奇，没有生气。可要跟着这帮人去闯天下，难免要遭受一番难以忍受的折磨。
我随着这帮人来到了这块举目无亲的土地——地球的另一半，在那儿所发生的丢人败兴的事是一件接一件。刚到圣保罗机场，祖鞠的第一句话就是“应当让那些大鼻子给我们照张相”。可照相机用英语怎么说，谁也不知道。从机场出来，我们被领进倭人街的老式饭店，一进门就是一股难闻的霉味。从窗户往外一看，到处都是晾着的旧衣服。显然，这里是个贫民区。看着这一道道令人不快的风景线，我们心里犯开了嘀咕。崔先生赶忙上去把饭店的窗户
关上，还自我解嘲地说，这个地方是专为韩国人准备的特级饭店。
后来，升洲花钱包了个被称为“白马”的白人妓女和一个被称为“黑马”的黑人妓女，一起在恋爱宾馆过夜，喝得醉醺醺的，三个人折腾了一宿，也算给他解了解馋，如愿以偿。第二天早晨，升洲一只手拉着“白马”，另一只手牵着“黑马”，一起到免费提供早餐的宾馆餐厅去吃饭，结果看到听到的都是鄙视的目光和“哼”、“呸”的唾骂声。本来几个人约好要到里约热内卢去，可为了芝麻大点小事——他们争论什么东西最能壮阳，有人说是大蒜，有人说是银杏，有人说是枸杞子，有人说是蜗牛——争得连上飞机的时间都误了。几个人风风火火跑到机场一看，离起飞还有四五个小时呢。于是，就说起了风凉话：“慢性子的巴西人真有意思，飞机连个钟表都不安，几点走连个准点儿都没有。”结果，这句话犯了“众怒”，不少巴西人投来了异样的目光，吓得我们直吐舌头，不由得发出了“哎哟，我的妈呀”的感叹。
走到哪儿都爱留名的祖鞠，游览两棵树瀑布的时候，在一块石头上写下了“天上地下，惟我独尊，1992，11，祖鞠到此一游”几个大字，原本想显示自己才华不凡，却遭到了游客们的斥责。
令人笑掉大牙的是，几个人跑去看脱衣舞，不知从哪儿响起了枪声，吓得他们就像鸵鸟钻沙子，撅起屁股钻到了桌子底下。
起初，几个人以为无论哪个西方国家说的都是英语，所以祖鞠就操着半生不熟的洋泾浜英语四处搭讪，巴西人以为他不是地球那边来的贵宾就是外星人，对祖鞠十分尊敬。实际上，这几个人都是第一次去国外吃洋面包的乡巴佬。
有一天，他们在饭店里煮方便面吃，打扫房间的进来了，把他们几个吓了一大跳，赶忙用床单去包泡菜，不料泡菜汤把床单弄成了大花脸。几个人为赔款——究竟谁该出多少钱——还发生了争执。第二天，他们又在屋子里烧下酒菜——烤乌贼，结果，隔壁房间的人向饭店举报说有人在焚烧尸体。饭店保安跑来追查，祖鞠抬起了两条腿说，是自己的脚臭味儿太大，不是在烧什么东西。保安听信了他的话，蒙混过关了等等……讲起我们在巴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要说我们在巴西干的“公事”嘛，倒也有那么几件。
有一天，我们被请到了崔先生的双马汽车发动机进口专卖店。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几位侨民联合会的负责人和侨民餐厅的老板。就像让我们到巴西航空公司公关部去访问一样，这次去发动机专卖店也并不知道要干什么，只能跟着崔先生的屁股打转。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崔先生在这些人面前把我们几个人吹得天花乱坠，说升洲是韩国最大的广告及赛事企划公司董事，祖鞠是电视制片人，说我是蜚声文坛的作家、笔杆子很硬的记者。后来崔先生才跟我们说，之所以这么介绍，是出自工作需要，希望大家谅解。当时并没有一个人清楚他这么胡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祖鞠倒是很高兴，打那以后，如果谁叫他的名字时不在后面加上“总监”两个字，他就装没听见，不予理睬。看，祖鞠到国外不是“出息”多了吗？
祖鞠对侨民社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也和当地报纸一起搞了个座谈。后来，他又在崔先生的斡旋下，和一位创办了一份四开版隔周发行的侨民报纸的报社社长见了面（报社成员就他一人）。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社长的谈话是在一间韩国餐厅进行的。祖鞠向老社长建议，找一个可容纳四千人的剧场，外带餐厅，把驻巴西使馆的人、侨民公司的经理、侨民团体负责人、演艺界人士等组织起来，搞一场高尔夫比赛。而且既然大家已经到巴西来了，自然少不了来场足球赛。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唤起巴西五万侨民的爱国心，让韩国侨民第二代对祖鞠产生一种自豪感。祖鞠越说越激动，最后站起来，举起了两个紧攥着的拳头嗷嗷地叫。手心攥着的写有“四千座位”、“五万侨民”字样的字条都被汗水洇模糊了。老社长似乎也被祖鞠讲演般的谈话所打动，坐在那儿情不自禁地频频点头。
“祖鞠，听了你的高谈阔论，我真有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老社长用著名韩国作家李河写的随笔《新绿礼赞》中的词句，对祖鞠的宏图大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评价。
通过和老社长谈话才知道，三十年前，这位同胞为了摆脱贫困，不顾晕船呕吐的折磨，吃尽千辛万苦才来到了巴西，经过多方周折，终于站住了脚。其实，移居巴西的韩国侨民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犯了见不得人的事，为了逃避惩罚才跑到这儿来的。这里的侨民为了向韩国乡亲炫耀，只要听说从韩国来了人，必定弄一辆名牌小轿车接送。几年前，他们一定会领着韩国来人去参观自己的抽水马桶，以示生活比在韩国还要优越。可这位老社长听了祖鞠“宏伟”的计划倒有些动心了，他从祖鞠非凡的谈吐气质里看到了祖鞠飞速发展的辉煌前景，从而，这个祖鞠的形象也就成了自己祖国的象征。最后社长激动得抓住祖鞠的手，让他一定把李美子和罗勋雅请过来。祖鞠这下可来劲了，满面春风，得意洋洋，认为自己的市场调查算是成功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计划，那就是要选定一个“韩国日”并正式宣布。为此得和圣保罗市市长见一次面，后来市长实在挤不出时间，这项日程就取消了。在这五天时间里，崔先生忙了个四蹄朝天，不断跑东跑西为我们张罗，领着几个商家到处奔波，就像真的大富豪一样手机成天响个不停，时不时地用熟练的葡萄牙语训斥这个训斥那个。虽然崔先生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他是个大忙人，是个地位比较高的生意人，这一点印象是很深刻的。
临回国的时候，崔先生到机场送我们，从脸上的表情看，他和我们难分难舍。崔先生问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不方便的地方？”祖鞠说：“在巴西英语并不是通用语，所以很难交流思想，至于其他方面嘛，我还是十分满意的。”他拍着崔先生的肩膀，操着洋泾浜英语说：“祝你成功！”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祖鞠和升洲成了侨胞心目中的大人物，在乘机入口处，我说：“足球明星贝利还得再联系一下。”崔先生回答得很干脆，“这个问题不大。”一听这话，我的心也就放到肚子里去了。
“贝利是非常喜欢小孩的，儿童节这一天请他出来一下怎么样？”崔先生说：“那就试试看吧！”祖鞠一听，又高兴地和他热烈握手。
在以后的二十个小时里，我们只想伸伸腰，或者平躺一会儿，因为经济舱的活动空间很窄小，人站起来刚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