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上)〔英〕狄更斯-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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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们提灯站在守卫所里。“你们的证件，旅客们！”“这儿，长官”
，德法热说着跳下车，把兵士硬拉到一处，“这就是车子里那位白发先生的证件。 他们拜托我将他送到——”他压低了嗓音，那些军用提灯间出现了一点骚动，然后一位穿制服的把一盏灯用一只手送到车厢内，与这只手相连的那双眼睛用一种不同寻常的目光看了看白发先生。 “好吧。 走吧！”穿制服的说。“再见！”德法热先生说。 于是，在越发昏暗的飘忽不定的灯光里，车子驶进一片辽阔的星光之下。在亘古不变的星光的天空下，有些星辰距离渺小的地球如此遥远，以至一些学者怀疑它们的光线是否照见了地球——作为宇宙中的一个小点，任何苦难都会经受，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因为夜的阴影是如此的广阔和黑暗。 在通宵的寒冷和时常的不安中，洛里先生——坐在那已被挖掘出来的埋葬过的人对面，猜疑着对面的人到底丢失了什么微妙的能力，究竟什么能使他恢复正常——那个老问题又在他耳边悄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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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我希望你能喜欢复活后的生活。”
依旧是那个通常的回答：“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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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金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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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五年以后
圣堂街旁边的特尔森银行是一个老式的地方，甚至到了公元一七八○年也是这样。 它狭小、昏暗、丑陋、而且不方便。 在精神上，它更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所在，银行的股东们以它的狭小，它的阴暗，它的丑陋和它的不方便为荣。 他们甚至炫耀这些特色的卓越之处，充满激情地公然宣布：要是它不这么令人厌烦，它就不可能被人敬重了。 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信仰，而是他们对付那些营业更方便的同行的有效武器。 特尔森银行（他们说）不需要宽敞，特尔森银行不需要明亮，特尔森银行不需要装修。诺克斯联合银行也许需要，斯诺克斯兄弟银行可能需要，但是特尔森银行不需要，感谢上帝！
在改建特尔森银行这个问题上，不论股东的哪一个人的儿子敢于提出这种建议，他一定会被他父亲剥夺继承权的。在这个方面，银行与这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这个国家常常因为有人敢于提出改革那些早已遭强烈反对却更加受到尊重的法律和陈规陋习的意见，而被剥夺继承权。因此，特尔森银行在不方便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一阵微弱的格格声后，一扇愚笨固执的门突然打开了，你会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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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特尔森银行的两级台阶，等你恢复知觉时，你会发现你站在一个极其简陋的小店铺里，里面只有两个小柜台，柜台后一位老人摇着你的支票，发出好像被风吹动似的沙沙声，接着他们在最阴暗的窗子前面查验上面的签字；那些窗子常年受弗丽特街道泥水的淋浇，再加上它自己的铁窗栅栏和圣堂街浓重的阴影，使得屋里更加阴暗。 如果你的业务迫使你深入这幢“大楼”
，你就会被放进后面的“囚犯监牢”里，在那儿你完全可以反省你虚掷的岁月，一直要等到这所银行将手伸进它的钱袋里，而在那昏暗的光线里你根本看不见它。 你的钱进出于虫蛀的木制抽屉里，抽屉开关时，它们的尘埃就飞进你的鼻孔，然后钻进你的喉咙。 你的银票散发着一股霉臭味，好像它们马上就会重新化为破布片似的。 你的金属牌子被贮藏在附近的污水池里，许多传染病毒在一两天内就腐蚀了它的光泽。 你的契约放进了由厨房和碗柜组成的临时保险库内，羊皮纸上腐化了的油脂飘浮在银行的空气中。 装着你的家族文书的轻便盒子摆放在楼上巴米塞得房间里，那里有一张大餐桌，但从来没人在此就餐过。 那儿仍珍藏着你的旧情人和你的孩子写给你的最初几封信，甚而至于直到一七八○年，它们才刚刚幸免于被人从窗口暗送秋波的恶运，确切地说，是那从悬挂在圣堂街里的人头偷送的媚眼，这种惩处的残忍野蛮是可以同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国或阿散蒂国媲美的。不过，真的，在那时处死是流行于各行各业的一种办法，特尔森银行当然也不会完全不采用。 既然死亡是自然界对万物的一种补救办法，它为什么不能成为立法机关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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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因而，犯伪造罪者被处死；使用伪币者被处死；违法私拆信件者被处死；偷窃四十先令六便士者被处死；在特尔森银行门前企图窃马者被处死；伪造一枚劣质先令者也被处死。总之，全部犯罪领域里的四分之三的涉足者被处以死刑。 不是因为这种补救措施有任何防止犯罪的功能——几乎可以说，事实与此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它在这人世间里结清了每一个特殊案件的全部麻烦，没有留下一点后顾之忧。因此，当时的特尔森银行，与当时更大的营业场所一样，也曾经结束过许多人的生命。 如果将那些砍落在银行前面的人头排列在圣堂街里而不是像当时这样秘密地处理掉了，那么，它们或许会把银行一层所有的一点光亮全部遮住，成为一种富有意蕴的景观。特尔森银行里那些老态龙钟的人们挤夹在各种昏暗的大橱小柜之间，正严肃认真地办理业务。 当他们把一名年轻人收罗进伦敦特尔森银行总部时，他们就把他藏在某地，一直到老，就像藏一块干乳酪一样把他藏在一个阴冷角落。 等到他浑身散发着特尔森银行特有的气息和长满霉菌时，他才被允许出面接待顾客，引人注目地钻研着大大的帐本，而且把他的裤子和套鞋都加入这银行的全部财产中。特尔森银行门外有一个临时工——不经使唤就不得进入——有时作杂务工，有时作信差，成了这家银行的活招牌。营业时间里他绝对不会外出，除非另有安排，而在他出差的时间里替代他的是他的儿子：一个十二岁左右的面目可怕的顽童，与他父亲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 人们很理解特尔森银行竟然会堂而皇之地容纳这种临时工。 因为银行通常宽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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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地位的人，而时势就会把那人推到了这一位置。 他姓克伦丘，因为年轻时他曾委托人在洪兹迪教区的东头教堂里声明放弃黑社会工作，于是，他就得到了“杰利”的绰号。事儿发生在伦敦怀特费里尔斯区亨宁所特巷的克伦丘先生私人住宅里；时间是“安诺。 多米尼”一七八○年三月一个有风的早晨，七点半。 （克伦丘先生常常将“安诺。 多米尼”读为安娜。 多米诺，显然，他以为耶稣纪元是以这位太太命名的通俗游戏的发明那天算起的）。
克伦丘先生的寓所并不在体面舒服的街区，连同装了一块玻璃窗的厕所在内，他家里统共只有两个房间，但是房间收拾得有条有理。三月里刮风的那个早晨，虽然时间还很早，他仍在睡觉，但房间却已经擦洗干净了。 笨重的木制餐桌上已经铺上了一块洁白的桌布，放好了早餐用的杯碟。克伦丘先生静卧在缀满补钉的被褥下面，好像哈勒昆在家一样。 开始，他睡得很香，但是，渐渐地，他开始辗转反侧，直到抬起上身，露出钉子似的头发，好像一定要将被子撕成碎片似的。 在这当儿，他用暴怒的声音吼道：“杀了我，如果她不是又在搞那一套的话！”
一个样子洁净且勤劳的女人在一个角落里站直了跪着的双腿，她的慌乱和惶恐足以表明她就是克伦丘所指的那个人。“怎么！”克伦丘先生说，坐在床上找着一只靴子。“你又在搞那一套了，是吗？”
用这第二句话祝了早安后，他把一只靴子朝窗口扔去，算是第三个招呼。 这是一只沾满泥土的靴子，由此可以猜想到与克伦丘先生的家庭经济状态有关的某些特殊现象：结束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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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作之后，他总是穿着干净的靴子回家的，而第二天早晨起床时，这同一双靴子上总是沾上了泥土。“怎么，”克伦丘先生说，没有击中目标后他改变了语气，“你在干嘛，讨厌鬼？”
“我只是在作祷告。”
“作祷告！真是好女人！你跪着诅咒我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诅咒你，我在为你祈祷。”
“你不是为我。 就是为我，我也不许你胡来。 看，你娘是个好女人，小杰利，诅咒你爹的好运气。 你有一个尽职的娘，你看，我的儿子；你有一个信教的娘，你有，我的孩子：她跪下身子，祈祷她的独生儿子吃不到奶油面包。”
穿着内衣的克伦丘少爷认为这确实坏透了，就转身向着他的母亲，强烈反对任何有损于他的面包的祈祷。“你想得到什么呢，你这痴心妄想的女人。”克伦丘先生不由得前后矛盾地说，“你的祈祷值多少钱？
说出一个价来！“
“杰利，它不过是出于诚心，并无别的意义。”
“并无别的价意义，”克伦丘先生重复道，“那么，它并没有多少价值。 无论有没有价值，我都不要你再祷告了，我告诉你。 我受用不起。 我不愿你鬼鬼祟祟的动作使我倒霉。 如果你非下跪不可，那就为你的丈夫和孩子说些好话，不要诅咒他们。 如果我没有这样个邪门的老婆，如果这个可怜的孩子没有这么个邪门的母亲，上星期我或许已经赚了一些钱，而不至于被人暗算和愚弄，受宗教捉弄，倒八辈子霉。杀了我！”
克伦丘先生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上星期我要不是被什么求神弄鬼和胡说八道弄得那么倒霉，我这样一个正经的生意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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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搞得像个穷鬼似的。 小杰利，穿好衣服，我的孩子。 我擦靴子的时候，你得常常看着你娘，如果你看到她又要下跪，告诉我一声。 我得告诉你，“说到这里，他又对他老婆说，”这种样子，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像一辆出租马车那样东倒西歪，我像吃了鸦片酊那样昏昏欲睡，我的神经紧张得几乎搞不清自己和别人了，要不是还有痛苦的感觉的话。 而我的钱包却不会因此而更鼓囊，我怀疑你从早到晚就想让我口袋里的钱少一点，我受不住了，讨厌鬼，现在你有什么要说的！“
咆哮了一阵，他又补充了这类话，“啊！是的！你是信教的，你不会站在你丈夫和孩子的对立面，是吗？不会的！”接着又从他那愤怒的滚动磨石中抛出其他讽刺的火星后，克伦丘先生这才开始一心擦靴子，准备去上班。 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头上打扮着稍稍软一些的钉子，两只眼睛像他父亲一样互相靠近，正遵照他父亲的指示，监视着他的母亲，他不时地同那可怜的女人捣蛋，突然从他睡觉的厕所里跳出来（他正在里面刷洗）
，压低声音喊道，“你又要下跪了，娘，喂，爹！”引出一场虚惊后，他极不恭敬地一笑，又跳了进去。克伦丘先生来吃早餐的时候，脾气丝毫也未曾好转。 他特别憎恶克伦丘太太餐前的感恩祷告。“喂，讨厌鬼！你要干什么？又是那一套？”
他老婆说明她不过是要作“饭前祷告。”
“不要那一套！”克伦丘先生说，他朝四周看看，好像准看见面包在他老婆祈祷的效验下不翼而飞似的。“我不愿被祈祷得没家没室，我不愿被祈祷丢了我桌上的食物。坐着别动！”
两眼通红，面露凶色，好像他昨夜通宵坐在一个死气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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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的宴席上一样，克伦丘先生简直不是在吃早餐，而是乱撕乱咬了一阵，一边还像动物园里那些四只脚的居民那样吼。九点快到时，他平息了自己的怒气，掩藏好他的本性，装出体面而正经的样子，起身出去干他白天的行当。这种行当很难被称作为生意，虽然他总爱称自己为“一个正经的生意人”。
他的货库里只有一条由破椅子修改成的木凳，每天早晨就由照顾在父亲身边的小杰利把它搬到靠近圣堂街这一面的银行窗下摆好，外加一把从过路车辆上搜集到的稻草，用来保护这位临时工的双脚免受寒潮的侵犯，这就是当天营地的全部家当。 克伦丘先生的这种职位使他像圣堂街一样在费丽特街和圣堂街享有盛名，也差不多同样的大煞风景。九点差一刻的时候，营地已经扎好，杰利在三月里那个刮风的上午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适时地举手触触他那顶三角帽，向走进特尔森银行里面去的那些老态龙钟的人们致敬。小杰利就站在父亲身边，他这时并不到圣堂围栏外去捣乱，从肉体上和精神上给那些小得足以让他随心所欲的过路孩童以严厉的打击和伤害。 父亲和儿子，彼此极其相似，都一声不响地注视着费丽特街上早晨往来的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