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今看:从诸葛亮到潘金莲 －王溢嘉著-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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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简单的二分法，把“出轨的欲望”视为依“快乐原则”而行事的“原我”，将“追讨的正义”当做依“道德原则”而行事的“超我”，那么《龙图公案》就是“超我”惩罚“原我”的心灵演剧。在欲望与正义的十字路口，当“原我”与“超我”短兵相接时，我们看到了汉民族对欲望所具有的“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也看到了以“第三种知识”及“地狱审判”为奥援的正义的复杂样貌。笔者并非有意“模糊”正义的面目，只是觉得在民间故事与戏剧里作为正义化身的包公，他不苟言笑的形象太过刻板，想给他一些“弱点”，使他更像“人”而已。至于谈了那么多“欲望”，主要是想指出中国人对此原也有着极深的“幽暗意识”。有人说，在儒家思想的笼罩下，中国人多“忧患意识”而少“幽暗意识”。那是儒家经典所呈现的，它只是中国文化的“幽灵”，中国人真正的“血肉之心”恐怕是存在于《包公案》这种流传民间的故事里吧！！
《周成过台湾》悲情的解读
站在周边的立场说话
在台湾民间传奇里，有一些男女悲情故事，譬如《周成过台湾》《林投姊》《阿柳》等。在过去，这些故事可说是家喻户晓，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不仅从老一辈的记忆中逐渐隐退，似乎也难以再引起新生代的兴趣与认同。
笔者花了两个下午到光华商场旧书摊，搜寻《台湾四大奇案》这本载有周成和林投姊故事的旧书，它已杳如黄鹤，而只能从中央图书馆台北分馆借到的一本《台湾民间传奇》（泰华堂出版社，1975年版）里找到改写过的故事。
在灯下，翻阅着发黄的书页，仿佛回到二十多年前在台中旧屋木床捧读《台湾四大奇案》的我，这些以台湾早期移民为题材的悲情故事，像黑水沟的潮汐，去而复返，拍击着我的心灵之岸。二十多年前，我的心灵一如柔软的沙滩，只能啜饮这些故事表层的泡沫，它们也近乎无声无息地带走了我少年青稚的脚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走过江湖夜雨，昔日对这些故事的单纯理解已像无心的白云，幻成苍狗；如今我只能决然地以心灵中冷硬的岩壁，迎向那些最接近自己的民间传奇。在一阵冲撞后，它们终于解体，翻碎成片片激溅的浪花。水深波澜阔，暗夜里，我仿佛听到一股古老的、不安奔涌着的潮骚，以及另一种微弱、但却不同的生命鼓声。
以中原为中心的话，台湾是它的周边；以《水浒传》《红楼梦》为古典小说中心的话，这些民间传奇是它的周边；以“新批评”为文学评论中心的话，生物学和心理学是它的周边；以学院派学者为中心的话，笔者自亦是它的周边。但中心与周边常是相对的，本文乃尝试以周边的立场来解读《周成过台湾》等民间传奇中的悲情。
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结构
在解读这些悲情故事之前，笔者拟先大致交代一下它们的情节：
《周成过台湾》大意是说，泉州人氏周成因三餐不得温饱，向人借贷盘缠，告别父母及怀孕的妻子月里，渡海来台，在艋和同乡周元做杂货生意。不久，即因迷恋蓬莱仙馆的妓女郭面仔，终至床头金尽，悔恨交加，准备投海自尽。
在海边，他巧遇亦来寻死的王根，两人同病相怜，在一番倾诉后，重燃生机。于是在王根父亲的支持下，两人东山再起，到台北开设茶行。生意兴隆，日进斗金之后，周成又和面仔重拾旧欢，并将她迎娶进门，已将海峡对岸的父母及妻子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泉州的父母及妻子，自周成离乡后全无他的音讯，生活更加艰苦。一日周元返乡，带来周成炙手可热，但已别娶娼妓的消息，病重的老父遂含恨而终，老母亦自缢而死，月里则在乡人义助下，带着孩子渡海寻夫。
她一路行乞，总算来到周成的茶行，但周成已不认糟糠之妻，幸亏王根仗义收留，郭面仔却以一碗毒汤毒死月里，并要周成与她联手灭尸。中秋前夕，月里的阴魂突然附在周成身上，他发疯似的以鱼刀刺死面仔及恶仆戆头，留下一封遗书给王根，即自杀身亡。王根念旧抚孤，周成和月里的儿子周大石遂在台湾落地生根，成为富商。
《林投姊》则是说在赤城西南，寡妇李招娘靠亡夫遗产抚养三名幼子，她和丈夫生前好友周亚思日久生情，在亚思立誓“若把你遗弃，愿受天罚”后，她把身体和财产都交给了他。
周亚思以此钱财搜购樟脑运到香港，获利即回汕头老家，别娶新妻。李招娘痴痴等待，全无音讯，生活陷入绝境，在两个孩子相继冻饿而死后，走投无路的她终于在雨夜里扼死幼子，自己上吊于林投树。
此后，附近常有女鬼出没，以冥币买肉粽，作祟于路人；乡人遂募钱盖庙，供奉香火，尊她为“林投姊”。一日，有个来自汕头的算命先生入庙避雨，李招娘的冤魂现身相求。算命先生为她刻个神主牌，放在雨伞里，让她的冤魂随他渡过黑水沟，来到汕头。于周亚思次子弥月之日，李招娘冤魂在周亚思家里现身，亚思大惊失色，精神失常，喃喃自责，拿起菜刀毙死自己的妻子和两名幼子，然后自杀。
《阿柳》的大意是说，嘉义小桃红妓院的名妓宝凤，某个冬夜陪客回来，见因饥寒交迫而倒在门口的阿柳，询问之下，知是泉州同乡，即义助他，供其饭食，并介绍他在妓院里打杂帮工。一年后，宝凤感激阿柳的体贴知趣，终于以身相许，并拿出私蓄赎身，和阿柳结成正式夫妻。婚后，两人开了家茶行，生活富裕，不到两年，当宝凤已有五六个月身孕时，阿柳却动了思乡之念，想结束茶行，返回泉州。他说“明年桃花开时，一定来接你们母子”，但宝凤痴等四度桃花开，仍不见丈夫的影子，于是带着幼子渡海寻夫。
原来阿柳在回到泉州后，嫌宝凤是个烟花女子，而入赘金家，宝凤母子遍寻不着，沦为乞丐，夜宿破庙。阿柳的妻子银花探知她是丈夫前妻，竟以下毒之饭菜送到破庙毒死宝凤母子。阿柳在知情后良心不安，在银花三十五岁生日那天被宝凤的冤魂附身，精神失常，以至扼死银花，然后拿着菜刀毙死自己。
古老而不安奔涌的潮骚
这三个故事，乍看之下，可以说了无新意，其中的“见异思迁”“始乱终弃”“痴情女子负心汉”“冤魂复仇”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陈腐窠臼。如果我们抹去故事中的台湾地名和渡海背景，那它们和大陆乃至世界各地所流传的男女悲情故事，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两样。但“共相”中仍有着一些“殊相”，本节先谈“共相”：
文学在反映人生、反省人性，超越时空而反复出现的文学主题，往往是人类存在中亘古弥新的冲突、向往与恐惧等的投影。“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显然是在反映人类存在中的某个悲痛真相。
根据美国国立社会研究中心（U。S。National Center for Social
Studies）的调查，丈夫遗弃妻子儿女的比例约为妻子遗弃丈夫儿女的二十倍；数据不必举太多，因为大部分的调查都显示，男人比女人有较多的外遇、杂交、见异思迁、始乱终弃的倾向。文学当然不必回答为什么世间多痴情女子与负心汉，但文学评论若要探讨其中的人性意涵，似乎就要触及这个问题。
此时，“文学中心主义”者最常援引的是他们的知识同盟“文化决定论”者的论调，认为这是男权社会下的不义产物，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占优势的一方有较多的性机会与性特权，所以较容易负心。这当然有几分真实性，但却忽略了生命本身的“驱力”问题。文化与权力是不会让周成对蓬莱仙馆的郭面仔“色授魂与”的；“生命驱力”乃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而它才是驱使周成走上负心之路的原动力。
医学告诉我们，雄性激素（Androgen，即男性荷尔蒙）和性欲有密切关系，男人血液中奔流的雄性激素浓度远高于女人，这是他们在性刺激下容易骚动的主因。
社会生物学则告诉我们，生物体以遗传基因（DNA）为原始驱力，DNA盲目地想制造更多的DNA，两性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生殖策略：负责生育的雌性，她需要的是一个体贴、可靠的性伴侣，而非众多的性对象，这样才能使她的DNA散播（调查显示，只有一个男伴的女人，其子孙数要多于有很多男伴的女人）；反之，雄性最大的生殖成功却是到处“播种”，让更多雌性生出更多含有自己DNA的后代。
对“文学中心主义”者而言，这种周边论调听来实在刺耳，但在将它打为男性沙文主义的方便神话之前，我们不妨到同性恋此一性的周边领域去寻求启示。同性恋是一种纯粹的、没有两性妥协的性行为形态，它们反映的是男性及女性个别性行为形态的原貌。在这个周边领域里，我们看到的是，男性同性恋者的外遇、杂交、见异思迁、始乱终弃更是远多于女性同性恋者。在性爱方面，男人不只对女人“负心”，对男人是“更加负心”。
将男人的负心说成是来自“雄性激素的骚动”、“DNA的欲求”，绝非想替男人脱罪，而是想更逼近人作为一种生物的悲剧性根源。从十几万年前就深埋在人体内的古老DNA和它所制造的雄性激素，是不理会人世变迁的，它们仍不时盲目而执拗地驱策它的主人去履行丛林的法则，结果终至带来生命的不安与悲痛。
文化与权力结构只是文明人在白天的想法，只是支配人类意识心灵的“温柔暴君”；人唯有在生命暗夜的战栗中，始能隐约体会到生物学才是他的“残酷命运”。此一“雄性激素的骚动”、“DNA的欲求”像一股古老而不安奔涌着的潮骚，投影于古往今来大多数的人类社会，也重现在早年渡海来台的男女身上。
要渡过黑水沟的惊涛骇浪，在当年是一种生命的冒险，若非饱受生存煎熬或有强韧求生意志的人，是难以办到的；但他们面对的不只是黑水沟的波澜，还有自己心海中的潮骚，这是生命中的双重考验。
对生命悲痛真相的过度陈述
人虽受制于生物学命运，但人也是能对此种命运提出批判、甚至谋求改造的生物。因此，“痴情女子负子汉”的故事不只是在反映人类存在的悲痛真相而已，它们通常也对此一悲痛真相提出了反省、批判与改造的意图。“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有很多变型，仔细比较这些变型间的异同，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各有反省、批判的重点，同时也有着中心与周边的立场冲突。
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G。Puccini）的《蝴蝶夫人》，就是个“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名剧，它描述的是传说发生在日本明治时代长崎的一个故事：生性轻浮的美国海军中尉平克顿爱上了艺伎蝴蝶，两人结为连理，一段甜蜜的生活后，蝴蝶夫人有了身孕，而平克顿却奉召必须返国，他向蝴蝶夫人说：“当知更鸟筑巢的季节，我就会回来与你重聚。”但知更鸟筑巢了两三次，平克顿依然音讯全无。蝴蝶夫人痴痴等待。最后，平克顿终于随着军舰重返长崎，身边却多了个金发妻子。蝴蝶夫人如遭晴天霹雳，悲痛地以短剑刺入自己的胸膛，而将无辜的儿子留给平克顿。
普契尼说：“《蝴蝶夫人》充满了生命与真理。”在剧中，他以细腻的手法对蝴蝶夫人的痴情与平克顿的负心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而赚人热泪。这是笔者所知最符合“生命悲痛真相”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但若站在东方民族的立场来看，这似乎也是一个“白人中心主义”的故事。当然，普契尼可能并非有意要以白人立场来描述这个故事——在《蝴蝶夫人》之前，他已写过几出以西方为背景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歌剧，《蝴蝶夫人》首演失败，有一个原因就是和过去的戏雷同。普契尼是以西方的悲剧概念来撰写《蝴蝶夫人》的，我们若以这个概念来衡量前述的三个台湾民间传奇，它们显然是比《蝴蝶夫人》差了一大截——故事里的月里、李招娘和宝凤，在死后都不甘休，冤魂又重返人间，毁灭负心的男人；这似乎是一种过度陈述，它冲淡了原本具有的悲剧意涵。
过去有不少人指出，这种画蛇添足式的过度陈述，是使中国缺少真正悲剧（西方概念里的“悲剧”）的原因之一。但这是“西方文学中心主义”者的论调。其实，若换个立场，我们即会发现，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也作了某种过度陈述：他的这类歌剧对女性的痴情、如何饱受折磨而又坚忍其心着墨甚多。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这正泄露了他“施虐于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