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今看:从诸葛亮到潘金莲 －王溢嘉著-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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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这方面是决绝不可退让的，已非男性意志的延伸，结果山伯被英台一句“梁兄不必如此”说得心如刀割，意兴阑珊。
三年同窗共宿而不及于乱，完全是来自祝英台女性的自持，这种自持为她塑造了完美的形象，激昂了一个男人的生命，但同时却也将他带向毁灭之途。
梁山伯生命的提升与毁灭
梁山伯这位眉清目秀、一派风雅的书生，在故事的前半段，给人一种拘谨、沉闷的感觉。三年与祝英台日则同桌，夜则同宿，虽然见英台胸前两乳甚大、白绫小衣上有血迹（月经斑点）、两耳穿眼等种种迹象，怀疑英台有些“女子模样”，但总被英台巧言哄过。有一次在深夜写了个生字，想欺身试探英台，结果反被英台一状告到老师面前，山伯吓得“魂不附体”。老师罚他领个大纸箱放在床中，不许碰破，山伯唯唯遵命，以后即不敢造次。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不许“碰破纸箱”，固然含有不许“从事性冒险”的象征含意，但由此亦可知，梁山伯原是个服从权威的人。
在长亭相送中，英台以各种明比暗喻大谱凰求凤的恋曲，只差没有直接说出“我要嫁给你”，但梁山伯却是一路的“愚兄不懂”“荒唐”“讨我便宜”“你我就在此地分手罢！”他的无法领会，在原故事是因太白星君摄去他的真魂所致；但在紧要关头变得呆傻，正暗示他是一个身不由己受命运作弄的人。
这样一个拘谨沉闷、服从权威、受命运作弄的书生，在知悉祝英台是个女红装，且对他情深似海后，平稳无波的生命开始起了变化，因爱的召唤而展现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在师母告诉他真相，出示花鞋凭证后，他立刻离开了学堂，“奔上”阳关大道，也不返家，直望祝家村而来。见了改着女装的祝英台，犹如九天仙女下凡，不觉“神魂飘荡，心旌摇曳起来”。当英台告以爹娘已将她许配马家后，他虽然犹如“冷水浇头，怀中抱冰”，但却像奋战风车的唐吉诃德，声言马家迎娶之时，“自己也要撞轿来娶”。在英台夺走花鞋信物后，悲愤得要到衙门告状，继之则“抱住英台纤腰，不肯放手”。
这些激昂的生命力表现，大不类从前，是由炽热的爱所催化的，但它亦预含了毁灭的种子。毁灭梁山伯的，与其说是外在的横阻，毋宁说是祝英台本身的决绝；“原欲”（libido）的受阻，使它自外在的客体（祝英台）退缩回来，而以自身及想象中“理想的祝英台”为对象，遂导致了茶饭不思、精神恍惚的相思之症，自我燃烧，终至步上了身毁人亡之路。
梁山伯所无法理解的是，祝英台既有情于他，何以要他接受考验？而祝英台所无法理解的是，梁山伯既有情于她，何以不接受考验？
七世夫妻的深层结构
这个考验，在原故事里乃是天上的玉帝对金童玉女的一种试炼，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惩罚。要进一步分析梁祝爱情悲剧的深意，需从《七世夫妻》的整体结构中去探寻。人间有《七世夫妻》乃起因于某年七夕，玉帝在天庭欢宴群仙时，金童敬酒不慎摔破玻璃盏，玉女对他哧地笑了一声。玉帝大怒，认为二人动了凡念，罚他们贬谪红尘，“配为夫妻，却不许成婚”，等到功行圆满，才能复还本位。
一世夫妻是万杞良与孟姜女，万杞良为避秦祸而流落异乡，躲在孟家花园中，见孟姜女脱衣捞扇，两人情动。孟父做主为他们完婚，洞房花烛夜时因流痞密报，万杞良被缉拿赴边塞造城，到塞三日身亡，孟姜女过关寻夫，哭倒长城，后投河而死。二世夫妻即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三世夫妻是郭华郎与王月英，郭华郎至王月英的胭脂店，郎情妹意相互调笑，两人因他人出现而受阻，密约在土地祠幽会。郭华郎因事迟到，佳人已杳，只见王月英的一双绣鞋与悲怨诗句，情事不遂，两人均因风寒与相思而成疾，双双归阴。四世夫妻是王十朋与钱玉莲，由父母指腹为婚，及长，王十朋中了新科状元，先因在朝供职后因父母辞世而蹉跎婚事。他致函钱玉莲，言明三年丧服期满即请旨完婚。孰料钱玉莲不堪继母虐待，留下婚书与花鞋，投江自尽；王十朋在为妻雪冤后，亦因思念与郁闷而一命归天。
五世夫妻是商琳与秦雪梅，两人年幼时由双方家长割彩矜为凭，日后完婚。商琳后以家道中落，寄居秦家攻读，见雪梅艳丽，求欢不遂而神思恍惚，一病不起返家疗养，商父虽以奴婢爱玉冒充雪梅入侍，亦回生乏术。雪梅闻讯悲痛难禁，往商家吊丧，并教养爱玉所生之子，训儿成名。六世夫妻是韦燕春与贾玉珍，在白云庵攻读的韦燕春出外游春，见贾玉珍在井边打水，心生爱慕而挑之，两人相约三更在蓝桥相会。韦燕春先至，天突降倾盆大雨，洪流滔滔，他不忍离去，结果抱桥柱而死，后至的贾玉珍见情郎已死，抚尸痛哭，也跟着自尽。七世夫妻是李奎元与刘瑞莲，李奎元至洛阳访舅，巧逢刘家奉旨摆设婚姻擂台选择佳婿，一时好奇而入场观望，结果竟被刘瑞莲所抛的绣球击中，于是“送入洞房，成就了百年姻好”。
这七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虽有些陈腐，但却具有如下的深层结构：
第一、前六世与第七世成一对比。前六世的男女都是彼此相爱，却无法结合；而能“成就一段美满姻缘”的乃是第七世中彼此素不相识的李奎元与刘瑞莲。绣球招亲尽管荒唐，但毕竟是社会所认可的仪式，是由“天”所匹配的良“缘”。此一对比结构所欲传达的讯息，不只是李奎元所说“世间万事由天定，算来一点不由人”的宿命观，还有“爱情并非婚姻的必要条件”“自主性的爱情是必须受到惩罚的”这些社会教化意义。
第二、前六世夫妻代表金童玉女所经历的六次劫难，情节虽然不一，但却重复着如下的主题变奏：“情欲的不得消耗”与“死亡”，而这两个主题正是我们今日所理解的“浪漫爱”（romantic
love）的终极含意。编故事者也许是要将这些爱情悲剧归诸天意，而在最后为他们安排一个美满的结局；也许是欲假借天意，陈述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爱情观、婚姻观、宿命观与教化观；但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在“天”“人”模糊之际，他为我们呈现出了浪漫爱的普同结构，此一结构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古今中外皆然的。
浪漫爱、痛苦与死亡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说：“柔情乃是性欲的升华”，诗人叶慈说：“欲望会死亡，因为每一次触摸都耗损了它的神奇。”精神分析学家和诗人都同时体会到：性欲一经消耗，就会减损情爱的强度，只有不能消耗的情欲才能浓缩、提炼出清纯而又炽烈的浪漫爱。情欲因受阻而不能消耗，因此各种横逆、困难、挫折、痛苦就成为浪漫爱必备的条件，而且是愈挫愈勇。初始的爱意也许是来自性欲本能，但它的无由消耗终于使爱逐渐独立成为一种新的感觉经验，它的对象也逐渐由对方的肉身转移到自己内心骚动的感觉（feelings），他开始爱爱情本身，以及爱情中的喜乐与痛苦。于是浪漫爱成为一个感情的黑洞，吸融一切，使当事者茶饭不思，全心全意的放弃自我，沉溺在自己的感觉中。
在西洋，中世纪游吟诗人的讴歌为浪漫爱开发出一个更高的境界：爱成了一种“非性与无望的热情”（non…sexual and hopeless
passion），与对方结合并非这种浪漫爱的目的，当事者所倾慕的是一个经过理想化的完美女人，她的完美令人神往，也令人自惭形秽，因此，爱不仅是一种自我感觉的体验，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净化与自我提升的过程。
《七世夫妻》里的浪漫爱，较缺乏这种精致度，还停留在“抱住求欢不遂”的阶段，梁山伯的生命并没有因爱而获得太多的净化与提升。但不管是粗糙的浪漫爱或精致的浪漫爱，都免不了“死亡”的结局。要使爱维持在高亢状态，除了消耗的问题外，还有时间的问题；时间会使感觉弱化，欲望消褪，只有肉体适时的毁灭才能使欲望与激情永远悬搁在它的巅峰，同时使伟大的爱情故事永远悬搁在读者或观众的心灵中。因此，伟大感人的爱情故事永远是个以痛苦与死亡来收场的悲剧。
梁祝故事的变与不变
《七世夫妻》中的梁祝故事，虽属粗糙的浪漫爱，但在后来的戏曲与现代电影中，已作了一些必要的改装，而使它也趋于精致化。这些改装包括：
一、将“性”与“爱”更加分离。原故事里，在杭州读书时，梁山伯看见祝英台白绫小衣上有月经斑点；在花园叙旧中，紧紧抱住英台纤腰，不肯放手；相思成疾后，在家中扯住丫环，高叫：“贤妹，你来了，真是天从人愿”……这些让人联想到性的情节都被删略了，它旨在强化梁山伯对祝英台的爱乃是清纯的“非性之爱”。
二、撤消天庭势力的介入。在长亭相送中，山伯无法领会英台吐露的真情，原本是因为太白星君的介入，摄去山伯真魂而换上个呆魂所致，所谓“天上掉下无情剑，斩断人间恩义情”；但在电影里，却是缘于梁山伯自身清纯无邪的心灵，强调了浪漫爱的“人间性”。
三、凸显阶级意识与人品风格，在原故事里，梁家乃是“家财万贯，骡马成群”的富豪，但在后来的戏曲及电影中，则成为茅屋两三间的“贫户”；而马文才原本也是个“人品出众，满腹文章”的浊世佳公子，但却被贬抑成尖嘴猴腮、好吃懒做的纨绔子弟，在家世与人品方面，和梁山伯恰成一鲜明的对比，借以衬托出梁祝之爱的悲壮与凄美。
每个时代的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修饰先人所流传下来的神话或传奇，使它能更符合自己的认知架构与时代意识，但其中仍有一些不想或不容更改的特质，它亘古弥新，可以说是分析心理学里的“原型”，也可以说是结构主义里的“普同结构”，梁祝故事在蜕变中的不变本质，依然是在前面所说的“情欲的不得消耗”与“死亡”。
殉情——悲壮的抗议
很少人知道《七世夫妻》中李奎元与刘瑞莲的那一段“美满姻缘”，因为它一点也不“感人”。令人传诵不已的反而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万杞良与孟姜女、商琳与秦雪梅的爱情悲剧，而这些悲剧乃是玉帝刻意安排金童玉女到人间所受的折磨。为什么“上天的折磨”会成为“人间的至情”呢？这多少反映了人间和天上具有不同的律则。
情爱是凡念，天上不朽的神仙是没有情爱、也不应该有情爱的（希腊诸神虽也谈恋爱，但因为他们不会死，结果使诸神间的恋爱变得哩吧唆，相当“烦人”），金童玉女因为动了凡念，彼此有了情意，所以玉帝罚他们到人间受些折磨。对天上与人间这两个世界，我们可以理出如下的二元对比：
天上∶人间
无情∶有情
不朽∶短暂
秩序∶骚乱
安适∶悲苦
人间是个有情世界，但相对于理想中的不朽仙界，它是短暂的、骚乱的、悲苦的，而这也正是人间浪漫爱的属性。“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历来即有不少骚人墨客发出此种疑问与浩叹，死亡看似上天对人间痴情者的惩罚，但同时更是人间痴情者的一种抉择、一种模拟与一种抗议。在《七世夫妻》的前五世中，太白星君从中作梗，目的只是要拆散人间的恩爱男女，并非要置之于死地，后来这些男女虽各因此一横阻而劳役死、相思死、悲痛死等，但多少予人“身不由己”的消极感觉。直到第六世的韦燕春与贾玉珍，韦燕春在蓝桥痴候，太白星君兴风作浪，弄出一场倾盆大雨，原意也只是在于阻扰，但韦燕春却宁可“抱柱而死”也不作丝毫的退让，透过此一“死亡的抉择”，他回绝上天的眷顾，抗议命运的作弄，同时见证人间爱情的不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痴情者为我们塑造了有别于上天意旨的人间典范。
也许是因为韦燕春“悲壮的抗议”，而使天庭或编故事者在第七世为他们安排了一段“美满姻缘”，就像西洋的浪漫爱，经过几世纪的“反婚姻”（anti…marriage），到17世纪也开始出现了以结婚为结局的美满故事。但令人感动、令人传诵不已的依然是以死亡为结局的爱情悲剧，人间最甜美的歌诉说的总是人类最悲壮的处境。
理想异性与电影中的角色反串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电影之所以造成轰动，令人着迷，除了我们观赏悲剧时所产生的道德同情与审美同情外，还有性别角色的错置问题（电影的技巧此处不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