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今看:从诸葛亮到潘金莲 －王溢嘉著-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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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势焦虑（castration
anxiety）下，男童逐渐放弃对母亲越份的爱与对父亲不当的恨，而转入潜伏性欲期（latent
stage），开始认同于父亲，学习社会所认可的男性角色。那一场童稚之爱遂被潜抑到潜意识心灵中，而难以再在意识层面浮现（也就是说，成年之后经由意识之反思，无法回忆起有过这么一回事）。
说“弑父娶母”也许是太夸张了，“恋母恨父”则是较宽容也较普遍的说法。
“伊底帕斯情结”的变调
弗洛伊德后来又对“伊底帕斯情结”作了若干修正与扩充，他认为“伊底帕斯情结”并不一定来自实际的家庭情境（actual family
situation）或有意识的向往，而是儿童在他所置身的任何人际关系结构——一种类似家庭组合的结构中，所必然有的“潜抑观念”。譬如在另一个知名的“狼人”（The
Wolf
Man）病例中，病人是一位惧狼的年轻男士，他的父母富有而体弱多病，病人从小就由护士与女仆照顾，他依恋的是这些女人而非母亲。这些女人在目睹他玩弄性器取乐时，也都警告过他：“你再这样，我就把你的鸡鸡割掉！”不过在病人的幻想中，要来将他“去势”的并非这些女人，而是凶恶的父亲！弗洛伊德认为，当一个人的实际经验与“标准的伊底帕斯模式”（Standard
Oedipal
Schema）不符时，当事者在自由联想的回溯时，常会加以重塑，以符合神话的架构，譬如在“狼人”这个病例里，母亲与女仆的融合，父亲取代女仆成为真正的“去势者”。这可能表示，人类的“种系发生遗产”（Phylogenetic
heritage）胜过个人的偶发经验。这里所说的“种系发生遗产”意指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里所说的，“伊底帕斯情结”乃是人类的普同经验，人类的远祖可能因与父亲争夺女人而弑父，在罪恶感的驱迫下，产生“神圣图腾”（象征“原始父亲”）、“乱伦禁忌”、“割包皮仪式”（温和化的“阉割”）等“文化设计”，这些“文化遗产”使得一个人在童年里即使没有经历“标准的伊底帕斯模式”，也会有相类的情结。
绝大多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能成功地将“伊底帕斯情结”潜抑到潜意识中，但有些人则因生活情境的乖违，譬如过早、过度的性刺激或性创伤、双亲之一的不在或去世、父亲过度的惩罚、父母关系的异常等，而使“伊底帕斯情结”复杂化，没有获得合理的解决，在日后即较易衍生出各种问题来。
深埋在记忆深处的“伊底帕斯情结”，不管是在个人往后的现实生活、梦境、文学作品乃至神话传说中，都很难再以原始面貌呈现，而有着各种程度的改装。譬如劳伦斯（D．H。Lawrence）之热爱一个“强壮的”“育有子女”的“他人之妻”；耶稣的只有母亲、“没有”生身父亲；乃至于哈姆雷特对弑父娶母的叔父“难以下手”等；都被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是“伊底帕斯情结的变调”。即使是真正弑父娶母的伊底帕斯王，其行径亦被委诸于“命运的作弄”，而非出于本意。
这些改装与变调，都只对“伊底帕斯情结”作“局部的显影”，因为我们的意识已不容许它一览无遗地呈现。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将有助于下面的讨论。
薛仁贵的恶父心结
从父子关系来看，平辽英雄薛仁贵事实上是个“逆子”与“恶父”。他到十五岁尚不会开门说话，在父母五十寿辰前夕，睡梦中见白虎揭帐，吓得喊声“不好了！”才得开口，翌日开口向父母拜寿，结果不到几天，薛英夫妇就相继病死，所谓“白虎当头坐，无灾必有祸，真白虎开口，无有不死”。在“叫死”爹娘后，他不事生产，日日呼朋引伴跑马射箭，“把巨万家私，田园室宅，弊得干干净净”，竟至如叫化子般，住在丁山脚下的破窑里。这乃是标准的“逆子”行为。
薛仁贵亦是典型的“恶父”，他对儿子薛丁山无丝毫养育之恩，衣锦还乡，就莫名奇妙地将他射死。丁山的尸体被黑虎驮走，仁贵也只长叹一声：“可怜，命该如此。”在事后知道真相，妻子柳金花痛不欲生时，他陪着“落了几点眼泪”，安慰说：“夫人，不必啼哭，（是）孩儿没福。”当然，父子素未谋面，薛仁贵甚至早已忘记十三年前离家时，妻子已怀孕的事实，我们也很难要求他对薛丁山能有什么父子之情。
但在日后征西时，薛仁贵则进一步显露他“恶父”的形象。他与唐太宗被困锁阳城，薛丁山以二路元帅的身份前来救援。在薛丁山以王敖老祖的灵丹医好他的镳伤后，他立刻翻脸，命属下将丁山“推出斩首”，原因是薛丁山与窦仙童“私自成亲”，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妻子柳金花及千岁程咬金出面求情，他都“全然不恤”，到后来非得“无上权威”唐太宗开金口，他才赦了儿子死罪，但活罪难免，依然将丁山拷打四十铜棍。
日后，薛丁山又因三番两次“违逆父命”，不娶樊梨花为妻，而先后被“捆打三十荆条”、“重打三十皮鞭”、“重打四十，下落监牢”。
表面上看来，薛丁山屡次受罚，都是因为不尊重父亲的权威所致，但实际上，薛仁贵的父亲权威有着矛盾的内涵。当薛丁山未经父亲做主而娶窦仙童时，薛仁贵责他“好色”；但后来薛仁贵却强迫薛丁山再娶陈金定和樊梨花，一点也没有“好色”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薛氏父子在征西途中的多番冲突，都是因为女人而引起的。薛丁山因为不听从父亲对女人的安排，而遭受严厉的处罚。
有了这个认识，再回过来看薛仁贵在第一次归乡途中的误射薛丁山，可能就具有微妙的象征意义。当他看到在丁山脚下，与他有着“射开口雁”同样绝技的少年时，想起的可能就是昔日的自己。在后来根据原故事改编的民间戏曲里，有薛仁贵进入破窑，看到床前摆有一双男靴（薛丁山的靴子），而怀疑妻子不贞，意欲杀妻的情节。如果不算太过荒谬的话，我们从这些幽微的线索也许可以假设，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薛丁山，已成为薛仁贵和妻子重聚中的一个障碍，只有这个障碍消失（最少是暂时的消失），平辽王薛仁贵才能和妻子过“太平”日子。日后当薛丁山带着母亲西征，母子一起出现在薛仁贵面前时，薛仁贵除了表示“不悦”外，遂开始三番两次在妻子的面前，为了女人的事情教训儿子。
薛丁山的妻子与母亲
薛丁山先后共娶了三位妻子，第一位窦仙童是玉门关外棋盘山上的草寇，乃一绝色女子，见薛丁山生得“面如敷粉，口若涂朱，两道秀眉，一双俊眼”，心生爱慕，遂在沙场上主动求婚：“奴家窦仙童欲与元帅成凤鸾之交，同往西凉救驾，不知将军心中如何？”薛丁山不从，窦仙童即抛出捆仙绳，将丁山捆住，押回山寨成亲。
第二位妻子陈金定是镇阳城外以外铁打虎的女英雄，她面貌黑丑，却孔武有力，当薛丁山被西凉国苏皇后逼杀得逃入荒山时，见陈金定正在打虎，叫一声“姊姊救我！”陈金定将死虎照番后头上摔去，番后就跌下马来。薛仁贵见陈金定对子有救命之恩，且是隋朝总兵之后，遂命薛丁山娶她。
第三位妻子樊梨花是寒江关的番女，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移山倒海、撒豆成兵之术。她见薛丁山美如宋玉、貌若潘安，心中十分欢喜，也在战场上主动求婚：“我父兄虽番将，你若肯从议结婚，我当告知父母，一同西征归降，你意下如何？”薛丁山当然也是不从，结果被樊梨花三擒三放，玩弄于股掌之上；随后三次花烛，三次休妻；最后不得不三步一跪，从白虎关跪拜至寒江关，“哭活”诈死的樊梨花，回营奉旨完婚。
整体说来，这三位妻子不仅个个武艺高强，而且“主动进取”，相形之下，薛丁山反而显得有点“被动依赖”。薛丁山对这三位妻子的第一印象都不太好，他骂窦仙童“不识羞的贱人”；对薛仁贵要硬塞陈金定给他为妻，他抗议：“这使不得的！”他也骂樊梨花是“不知羞耻的贱人”“番邦淫乱之人”。
薛丁山到底爱不爱这三位妻子呢？要了解薛丁山的人格形貌与情感生活，也许我们应该从他和母亲柳金花的关系着手。书中对薛丁山和母亲的关系着墨不多，但我们可以想见，在偏僻的丁山脚下、半隔离式的破窑中长大的薛丁山，童年时只有三个女人：母亲、异卵双胞胎妹妹薛金莲以及母亲的奶娘。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在女人堆里长大的薛丁山，缺乏男性角色的认同对象，而涵摄了过多“被动依赖”的女性气质。另外，在他心性发展过程中，也因为父亲不在，依恋母亲的性蕾性欲期过度延长，“伊底帕斯情结”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原欲（libido）遂固结在那里。七年的山中学艺之后，他到锁阳城救父，虽然已二十岁，但带着母亲与妹妹同行的他，却是初次要和父亲共同生活，在心性发展的时间表上，就仿佛是一个稚子与他父亲刚刚要上演伊底帕斯式的父子冲突好戏。
在受延搁的家庭三角关系中，母亲的角色已被三个勇猛的女人所取代，其中，救他一命、让他兴起负欠感觉的陈金定，象征“好母亲”；而美艳动人、引诱他成亲的窦仙童与樊梨花，则象征“坏母亲”。薛丁山在这三个女人面前，都犹如幼儿般的软弱无助。但他对这三个在角色上宛若母亲的女人，似乎都难以接纳，因为父亲的命运之箭曾对他施以无情的处罚。
在儿子死而复生后，薛仁贵也许有意和儿子取得和解。但薛丁山却像“离不开母亲的稚子”，将柳金花带到战场上，而柳金花也袒护儿子：“妾舍不得孩儿远行，情愿相随”；再加上薛丁山禁不起窦仙童的法术威逼、美色引诱而与之成亲，这些都使得做父亲的薛仁贵再度被触怒，而对薛丁山施以“去势”（斩首）的威胁。薛仁贵并非和儿子争夺女人，而是要薛丁山以父亲所允许的方式去和女人（包括母亲）打交道，要儿子认同于父亲的男性角色。
在童年生活里为薛丁山所过度依恋、且形影庞大的母亲柳金花，在父亲面前成为六神无主，只会流泪哀求的女人；而被迫娶来的妻子，又个个比自己骁勇善战，且为这些女人一再和父亲冲突，这些因素终于使薛丁山走上了弑父之路。薛仁贵在山神庙里现出白虎星原形，薛丁山不知道那就是他父亲，而射死了白虎。这正是一种经过改装的“伊底帕斯情结”。
樊梨花——取代母亲与父亲地位的女人
樊梨花虽是薛丁山最后进门的妻子，但却是最重要的妻子，这不仅是她在故事里着墨最多，更因为她具有如下特殊的心理象征意义：一、樊梨花与薛丁山的亲事历经重重的波折与考验；二、樊梨花是薛丁山在弑父之后，才正式成亲的妻子；三、薛丁山在与樊梨花洞房花烛之后，一路照顾薛丁山的母亲柳金花才宣布退席，返回故乡。
樊梨花是故事中最美艳、本领最高强、但也是最有争议的女子，她背叛未婚夫、弑父杀兄，而且认了一个年龄与自己相若的义子，乃是薛丁山眼中的“美女”，口中的“贱婢”，心中的“淫妇”。当薛丁山第一次目睹樊梨花的姿容时，心中赞美不已，旋即转念“家有二妻，此心休生”，更何况自己和任何女人的关系，都必须经过父亲的允许。在樊梨花像母亲逗小孩般，将薛丁山三擒三放后，薛仁贵基于“现实的考虑”，要儿子娶樊梨花为妻，薛丁山虽然抗拒，但并不坚持，他对樊梨花的感情可以说是矛盾的。
第一次洞房花烛夜，薛丁山因樊梨花弑父兄而欲杀之；第二次花烛，薛丁山以同样的理由拒入洞房；第三次则因樊梨花认了不明不白的义子薛应龙，而欲杀她们母子。这两大理由，在旁人眼中都是“顺应天朝”的表现，并无大碍，但却是薛丁山心中的大疙瘩，我们有特别加以讨论的必要。
主动进取的樊梨花，为婚事与父亲发生争执，不慎刺死父亲，接着一不做二不休，连杀二兄，这种行为令薛丁山感到愤怒与惧怖：“少不得我的性命，也遭汝手”，“见我俊秀，就把父兄杀死，招我为夫，是一个爱风流的贱婢”。被父亲权威镇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薛丁山，面对此一猖狂的引诱者，之所以如此愤怒与惧怖，可能表示他潜意识中的挣扎，因为不久，他终于也走上“弑父”之路；此时，他只能以“厌恶”来作自我防卫。
樊梨花收薛应龙为义子，横生枝节，但却颇具性的暧昧性。薛应龙原是垂涎樊梨花的美色：“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