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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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性条例都要废除。非国有企业在上市方面要享有等同于国有企业的机会。”93中央银行行长戴项龙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如果说国家银行至今以来是尽可能的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发放贷款的话，戴项龙说，那么也将这样的给私营企业以贷款。现在，国家银行已经设立了新的特别部门，它们将从事这些新的业务。　
　　　　　　　　
　　　　　　　　事实上，私营企业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已经改观了许多。数千家私营企业获得了直接出口的权力，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开通了上市的渠道。对于私营企业的发展而言，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法律系统，它使企业的私有财产真正的得到保护，使合同规定得以继续下去。北京的领导人知道这一点。政府和人大在1999年就通过了一部专利法，以便保护知识产权。1999年12月，人大通过了党的十五大所呼吁的保护所有形式的企业的利益和权利的法律。政府一再表示，要严惩、制止地方干部乱摊派、乱收费的非法行为。政府还努力提高法官的质量；因为过去不时有离退休的军官没有经过法学教育就被任命为法官的事情，而今，法学学习毕业是进入法院的必要前提条件。　
　　　　　　　　
　　　　　　　　正像在实际生活中总会有看不到的地方一样，这里有一个例子：北京郊区一家私人企业家以45万元注册资金建立了一个有15名职工的汽车修配厂。他与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就土地的使用签署了一个10年的合同。可是在他修建好修配厂、正式开业后，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地方政府管理部门通知他，必须10天内把这块儿地方清出来，因为这儿要修一条路。地方政府不承担任何赔偿，尽管有合同、法律在那里。一家年轻的企业和15个工作位置就这样的给毁了。这事情就发生在1998年底，不仅是在北京的大门口，而且十五大已经决定，“保护所有形式的企业的利益和权利”。　
　　　　　　　　
　　　　　　　　国家现在保护企业家对自己企业所有财产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需要通过一个法律体系来保护，而不是通过那宣布有效的法律或者传统习惯来保护。数千年来，那些政治强权者凭借个人兴趣对企业家和商人的财产发号施令。党的干部在此也不过是按照传统行事。今天也有一点儿像在过去的中国，私人企业家因此不免求助于政治保护伞，以便保护自己不受“肆意巧取豪夺”之扰。但是保护伞是要付费的。他们将参与企业分红，提出费用要求，以便强化他们自己在党内或者官场的地位。如果今天的干部资本者要求用私人企业取代集体企业，那么绝对不意味着，他们要退出企业。在北京的政府是一片好意，要把权、益在经济中落实到底，但是面对数千年传统的地方霸权习惯，也就是面对今天依然借机参与私人企业分红的现实，也只能是在激烈的斗争中逐渐的教育、扭转。　
　　　　　　　　
　　　　　　　　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政府对股票市场发展的计划问题。此举原本出于吸引大量的闲置资金投资于工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浦东，江泽民为那家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股票市场大楼剪了彩。这座27层高的、由玻璃和钢材构成的摩天大楼矗立在金融区的中心。在交易大厅有5700台计算机荧光屏和3万条电话线。多么先进的硬件！可是组织机构软件却是那样的落后。没有强制上市股票公司定期通报自己财政状况的有效法律；对于财务报表缺乏严格的会计规则，也缺乏对这种规则进行监督的独立的经济考核人员；缺乏监委会，没有人对经理层进行监督，缺乏防止把赢利作为少数私人股份的措施；缺少禁止知情购买的法律，而这也就难免发生了；缺少能够给经营管理层以压力的强大的资本储存基金。只要所有这些机构、设施还不健全，那么这座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装备最好的股票市场就无法为中国的建设吸引来数十亿的资金。　
　　　　　　　　
　　　　　　　　在这些刚刚超过1000家的在上海和深圳股市于2000年底上市的企业中，大约有950家国有企业，政府在其中持多数股。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股票通常是如何购买的。股市在叫喊；5000万中国人已经为股市开设了账号。这些叫喊并非像美国和欧洲那样，基于投资银行对企业的分析，而是根据传闻，即便是道听途说。　
　　　　　　　　　　
　　　　　　　　是的，政府在这几年为股市颁发了许多法律、法规，而且建立了必要的监督机构。但是，到所有这一切完全进入状态，还得需要几年时间。　　　
　　　　　　　　私营企业家作为党的发展对象　　　
　　　　　　　　1989年8月28日，天安门事件过后两个月，中央委员会在江泽民的主持下，决定修改党章，要发展私人企业家入党，也就是发展这个新生社会基层入党。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宣布，私人企业家有可能成为共产党的党员。　
　　　　　　　　
　　　　　　　　当江泽民把对共产党所作的新定义，即“三个代表”的理论，交给新闻媒体的时候，他早就从2000年初为这种转变作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由此，党作为三个利益者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此之前，就有私人企业家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事情，但那所涉及的主要是那些以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干部，而他们是随着改革而变成私人企业家的人。尽管如此，围绕着共产党究竟是否应该向私人企业家敞开大门的问题，党内还是有争议，而且一直持续到江泽民这个讲话之后。预计到2002年9月份的中共十六大，江的“三个代表”以及党对私人企业家敞开大门之说将被确认，并要写入党章。江也将因此而作为继毛、邓之后的第三位理论缔造者被载入这个共产党的历史。　
　　　　　　　　
　　　　　　　　自江的讲话以来，私人企业家大量的涌入了这个有6440万党员的党组织。仅仅在讲话后3周内，就有10万企业家被批准入党。那么，以此就解决了党对企业的领导问题了吗？未必！私人企业家作为党员有可能强化了党对企业的领导，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成为在党内宣传自己利益的代言人。　
　　　　　　　　
　　　　　　　　也像在实际中所看到的那样，也许43岁的软件工程师、新大陆集团所有者胡钢可以为例，他是一位把自己的公司投入深圳股票市场的企业家。93胡作为书记领导着自己企业中的党支部，并且给各支部提出两项任务：一是，党员从工作的强度和积极性方面要作为其他员工的榜样；二是，党支部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便员工了解旧中国历史，尤其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叶中国受到列强蹂躏的历史以及党领导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的历史。党支部并不参与企业决策活动，而是激励、焕发员工为祖国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政治干部和私人企业家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这样精英阶层，他们要使中国再次强大起来。　
　　　　　　　　
　　　　　　　　接受“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许已经显示出有可能使中国接受民主之途径，那就是：今天依然实施绝对领导的党的领导已经意识到，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的继续必须走向民主，争论的问题要点只是，基于现在所面临的困境，究竟是把民主往后推呢？还是现在必须马上开始？统一的是，所有党的领导们都拒绝实施西方的多党制，他们所考虑的是，党领导下的一种民主制。　
　　　　　　　　　　
　　　　　　　　第三十六章　大中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海外华人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1997年7月1日零时整，英国国旗在香港下降，中国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参加这个回归仪式的，中国方面有：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家总理李鹏；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外交部长钱其琛。英国方面有：王子查尔斯；总理布莱尔和外交部长库克。4000名荣誉客人也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仪式。　
　　　　　　　　
　　　　　　　　随着香港的回归，中国结束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200年的耻辱历史。早在回归前一年，天安门广场的一座大钟就开始倒计时。在电影院，放映着有关鸦片战争的纪录片。在香港举行回归仪式的第二天，北京人在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告别耻辱庆祝活动。此刻，也像毛的红军解放了中国、邓小平把中国引向强盛一样，江泽民及其政治局将进入中国的史册，一本显示结束了耻辱的史册。　
　　　　　　　　
　　　　　　　　随着回归，香港也从英国的殖民地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特区”，也就是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保持原貌，即保持：香港的经济体制、香港的货币、香港的新闻自由；议会按照一种联合的双系统方式选举形成，70名议员中的36名依据职业结构选举，而另外的24名通过普选产生。这就是说，香港政府首脑最终要由北京政府确认，这同时也就有效地防止了香港经济巨头对议会的控制、保护了工人利益。　
　　　　　　　　
　　　　　　　　1841年1月26日，当英国军队首次在香港升起他们的联邦旗帜时，这个贫穷的渔村也就1。5万居民。没有好气者把这个岛不满地称之为“光秃秃的石崖”。在英国156年后把香港归还中国时，这一片光秃秃的的石崖变成了一个有670万人口的与伦敦和纽约相媲美的城市。　
　　　　　　　　
　　　　　　　　90年代中期，香港属于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奇迹城市之一。英属的美国资本主义的理念似乎在这里得到了实现：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纯粹自由主义的经济，它不仅为企业活动创造了一定的市场经济环境，而且使其得以顺利实现。1949年时，香港还很贫穷，但半个世纪的时间，它就一跃上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而且人均收入超过了英国。香港以其玻璃、钢铁构成的摩天大楼所形成的侧影使它成为世界现代城市和最著名的观光城市。它也是自由经济那无穷创造力的一个证明。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以及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IMD）所做出的年度世界经济竞争力名列中，香港总是与美国、新加坡一起，名列前三名之中。在许多方面，它都作为21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榜样。　
　　　　　　　　
　　　　　　　　按照其经济结构，香港现在属于纯粹的服务性行业城市，生产性工业在国民生产总产值中仅占9％。95　　　
　　　　　　　　最大的服务性行业主要集中在进、出口方面。在这座城市，有11万家进出口公司，在1995年时大约有54万员工。香港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深水港口，最大的集装箱在这里可以运转。香港新机场每年客流量3500万人次，货运量为300万吨，而且可以逐渐改造、提高到8700万人次，900万吨。香港成为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最大的转运机场。香港出口的87％是进口产品的再出口，而且进、出口的价值是其社会总产值的2。5倍。这些价值中的一部分形成于本地，因为香港并非只提供港口服务，而且通过对某些进口产品的再包装、向世界推销从而在再出口方面创造价值。在香港可以说是在不同层次上形成价值创造。譬如，一家香港服装企业，它帮助一家美国现代服装公司征集设计，组织采购、生产并把新服装发往零售服装店。而设计在香港完成，面料、钮扣、拉链等在整个亚洲采购，裁剪在香港，然后把所有准备好的材料运往中国大陆。在整个价值创造链条中，香港的作用就是了解行情：市场需要什么，在哪里可以采购，在哪里可以加工，如何有机地把许多生产厂家的生产能力组织、协调起来，并把成品最后准时地运往收货人。　
　　　　　　　　
　　　　　　　　香港也是最大的零售商业城市。对于前往这个地区的游客，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来说，香港可是一个购物城市。它是东亚、东南亚的博览会城市；许多西方的大型商店都在这里设有分店。　
　　　　　　　　
　　　　　　　　香港还是继纽约和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几乎世界上的各大银行都在此设立了代表处，香港一共拥有500余家银行。146家财团进驻香港；设在亚洲的基金组织都以香港为基地，它们的战略计划也都出自于此处。香港是对华直接投资的转盘。在1994年到1997年间，仅仅直接在华投资就使香港在世界所有大型境外投资排名上名列第四。　
　　　　　　　　
　　　　　　　　香港也是一个企业咨询、会计事务以及律师事务所的城市。在这几个领域，1995年有两万家企业，15万员工。　　　
　　　　　　　　香港也是许多西方、日本以及外籍华人大型跨国企业在亚洲的重镇，他们由此组织、指挥、监控自己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