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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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在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止二十年……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十一、革命的老一代去世后，对未来表示担忧：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3月底，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关于邓“南巡”的新闻电视片，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公开了邓的重要讲话内容。　　　
　　　　　　　　3月20日，李鹏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说，中国人“必须敢于创新，大胆改革开放”。总书记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他以双倍的激情要求党的干部“建设崭新的社会制度，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一贯坚持改革的副总理田纪云讥讽那些反对经济特区的人，他说，搞一个“左派经济特区”，没有国外投资，也不允许外国人参与，经济特区100％地搞计划经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得分配，居民们都必须排队购买食品和其他消费品。田纪云问道，那么反对改革的这些人，你们是否准备放弃北京的舒适生活搬到这个纯粹的社会主义特区住呢？　
　　　　　　　　
　　　　　　　　一个新的经济繁荣　　　
　　　　　　　　政治局和国家媒体重新置于改革人士的控制后，保守派再也无法阻挡邓的进攻了。事实上，“南巡”带来了繁荣，首先在沿海各省出现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局面。如果说李鹏的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规定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6％的话，那么1992年的增长率就达到了14。4％，1993和1994两年又分别保持在了13。5％和12。6％的水平上。　
　　　　　　　　
　　　　　　　　一股资本的狂热向人们袭来。上海交易所的行市1992年上半年增加了1200％；深圳交易所1992年8月出现骚乱，致使城市瘫痪两天。由于在新股票发行时需求量大大超过了供给量，交易所采用了摇奖的办法。未来的小股东们可以得到分配股票的资格证。500万张资格证获奖比例为10：1，要在8月10日发出，每张价格为100元。80万人从四面八方涌来。8月9日是星期日，排队的人群有几公里长。然而星期一开门很快就买光了。一无所获的群众指责警察、银行和有关机构侵吞了这些票证或为他们的朋友预留了。那些在烈日下排了好几个小时队的人觉得受了骗，就涌向市政府大楼示威，直到第二天道路还堵着，给警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市长许诺再增加500万张资格证，之后人群才平静了下来。媒体向世界公布了深圳交易所出现的“资本主义”骚乱的照片，它向西方人表明中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绝不再是3年前的样子了。　
　　　　　　　　
　　　　　　　　新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的“南巡”不但对经济增长，而且对改革都是一个巨大的推动。1992年10月第14次党代会提出的口号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胜利！”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目标。与迄今为止实施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商品经济”相比，这个目标的提出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它不仅可以使商品市场从仍然保留的计划经济成分中解放出来，而且还为市场提供了土地和劳动的生产要素。农村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劳动市场，但城市中，在从业人员占3/4的国有部分的工作岗位仍然由劳动部门分配。在未来，工人、包括大学毕业生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工作单位，同时单位也可以自由选择工作人员。国家退出了对经济的指挥，通过宏观经济措施间接调控市场。　
　　　　　　　　
　　　　　　　　计划经济的时代结束了。中国的评论家们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只是一个补充；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的任务就是保证经济繁荣，全体人民生活富裕。　
　　　　　　　　
　　　　　　　　江泽民在党代会上赞扬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要求党员制定计划，除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外还要学习“邓的理论”，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党代会上选举产生了一个年轻的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对改革有意见的人，离开了中央委员会。46％以上的委员是新当选的，84％的委员大学毕业，其中大多数毕业于理工科院校。　
　　　　　　　　
　　　　　　　　在北京高层领导中提升了一些新人，朱镕基进入政治局常委。邓80年代初发现了这位经济专家，并请他做了顾问。之后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1989年继江泽民后，又任市委书记。1991年春，邓把他召回了北京，担任副总理，让他主要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现在，邓选择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设计。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邓的改革进入了第二个新的发展阶段。一直由下面发动的没有明确目标的试验性改革成为了由上而下进行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和机构只能由中央政府制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邓的去世（1997年2月19日）　　　
　　　　　　　　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已经不属于邓的时代。这位卓越的领导人不得不将这个新任务留给了他的接班人。1992年，他凯旋而归后就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了。他最后一次露面是1994年2月在上海欢庆中国的春节。在一个电视转播的镜头中，身体虚弱的邓在向党的领导干部问候。他最后一次号召要加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步伐。但声音不是他的，而是播音员讲的。帕金森氏病和其他疾病使他很难参与政治。最后3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北京的一个军队医院度过的，医生们用了最大的努力延缓他的生命。邓为他的国家帮了最后的忙。通过延长他的生命，邓为他选定的接班人江泽民赢得了时间，为按照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意图领导党并巩固江的权力打下了基础。1997年2月20日21时8分，邓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　
　　　　　　　　
　　　　　　　　西方预言家们对邓去世的这天做了阴森森的预测：认为会发生学生抗议、群众游行、党内领导层的斗争、共产党体制的崩溃和中国的分裂以及几百万试图躲避混乱的逃亡者将涌向香港。然而2月20日，即邓去世播发消息的那一天，几乎与平时一样。国家电台播放了严肃的音乐，并号召人民在这个时刻坚定地团结在党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周围。城市中人群拥挤的情形几乎没有发生，人们仍然忙于挣钱。中国最高领导人去世的消息连交易所也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在邓去世前谣言传开时，股票交易下降，当正式的消息播发后，又回升了。西方预言家们需要看清事实，人们对邓的去世早已有所考虑，几乎不是什么事。北京大街上没有人认为会发生什么变化。邓的去世不同于毛的去世，不会出现一个时代的变更。政治和经济将会在邓所设置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　
　　　　　　　　　
　　　　　　　　第二十六章　邓的政治遗产：一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邓小平交给他的接班人们一个变化了的中国。中国已经完全变样了：摩天大楼、购物商场、豪华宾馆、饭馆餐厅、卡拉OK、巨大的迪斯科舞厅、城市中道路两旁的广告牌、高速公路以及工业化了的农村地区建起了二层住宅楼房。这一切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性变化的外表现象。邓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使占人类1/4的人发生了巨大变化。拿破仑的预言在多次失败后好像就要成为现实：“如果中国这头睡狮醒来的话，大地将颤抖。”　
　　　　　　　　
　　　　　　　　邓结束了毛持续不断革命的政策，以搞经济代替了搞政治。他还给人们个人生活的空间。只要不公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就可以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内做想做的事。邓时代的早期，农村的生产队变成了单一的各家农户，生产大队又重新恢复到了正常的行政村。城市中单位和居民委员会失去了毛时代所具有的监督机关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不属于某一个单位的人，例如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以及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几百万农民工。　
　　　　　　　　
　　　　　　　　邓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并指出了它的任务是马克思当年所讲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任务。事实上，中国的今天还是社会主义早期的状况。邓在他的讲话中一直强调，最终的目的是使所有的人富裕，对于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可行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稳定发展。他还认为，目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首先搞经济建设，而且这个阶段可能持续100年（从1949年算起），在此期间，对于发展不平衡除了容忍外别无选择，采用其他政策都可能扼杀经济增长。采取平均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意义可言。　
　　　　　　　　
　　　　　　　　邓用流行的列宁主义论点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战胜社会主义的敌人这是必要的。然而要仔细听的话，就可以发觉邓的解释有其他的意思。他曾强调说，为了确保政治稳定，专政是必须的，没有政治稳定就不会有经济发展。邓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早期那个残酷而漫长的经历，并认为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中国取得发展成就是不可能的。他在1987年解释说：“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点是，一旦中央做了决定，就会迅速实行……当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马上实现了。我们不需要无止境地讨论，不需要政府的一个部门和其他部门协商，虽然做了决定，但不能实施。”75　
　　　　　　　　
　　　　　　　　他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早期讲话中（1986）将社会主义的效率和美国三权分立的无效率做了对比说：“在民主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搞资产阶级民主或引进三权分立制度。我在同美国客人谈话时常常批评他们，说这实际上是不同方向上的三个政府。”76　
　　　　　　　　
　　　　　　　　知识分子们1987～1988年期间就“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现象研究定义为“新权威”主义。他们认为成功的关键是政治上的集权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强硬而开明的领导人无不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这些领导人都有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做顾问。　
　　　　　　　　
　　　　　　　　这个定义使赵紫阳，也使邓感到了极大的兴奋。撇开社会主义不谈，赵紫阳被宣传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他根治党内和政府机构蔓延着的腐败现象，坚持中国走优势显著的市场经济。这正是台湾所表现出的情况，同时又是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专制原则与市场经济最佳的结合。“新权威”主义认为，民主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就像80年代末韩国和台湾地区所呈现出的状况。在发展的艰难和危险时刻不可能有民主。民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且是经济发展的终端产品。　
　　　　　　　　
　　　　　　　　“南巡”后，邓停止了他那无形的影响力，在同年10月的党代会上中央顾问委员会解散。发展中国家的专制形式逐步现代化，旧中国的特征被摈弃。　　　
　　　　　　　　从封闭的社会到“和平演变”　　　
　　　　　　　　毛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与从明朝到远洋舰队灭亡（15世纪中期）直到鸦片战争（1840～1842）迫于武力开放这四百年相比，中国与外部世界更加隔绝。几乎没有对外贸易，没有国外投资，没有外国旅游者，也没有外国的电影、电视和广播。少数外国人，例如外交人员、新闻记者以及个别商务考查团队全天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