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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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扬帆驶出刘家港　　　
　　　　　　　　如果此刻退回到1405年夏末，明代皇帝朱棣登基的第三个年头；如果此刻置身于扬子江汇合口，那么港口城市刘家港展现给您的将是一幅如此壮观的景象：一支舰队，一支在这个世界上从未看见过的舰队，正在驶向中国南海，以便由那里出发，驶往大西洋，也就是印度洋，当时的中国人喜欢把它称之为大西洋。一望无际的扬子江面上是丛林叠嶂的红旗，它们覆盖了整个水面；空气中响彻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　
　　　　　　　　
　　　　　　　　“三宝”太监郑和所率领的这支舰队由317艘船组成。想想看，即使在183年后，西班牙的大型舰队充其量也就只有132艘船！在郑和的这支舰队中，有62艘九桅杆的“宝船”，它们是当时世界上所能建造的最大的木船。其中船身最长的是135米，最宽的是55米；而哥伦布在1492年开往中亚，并且在美洲登陆的那三只“核桃壳”船，加在一起也就刚刚66米，假如把这三只船装到郑和的这艘大船里，充其量也就只占半船的容积。这些多层的宝船上装满了礼物，那是准备送给沿途造访的外国王公贵胄的。这些礼物包括：丝绸、锦缎、瓷器、漆器以及其他的珍贵礼物。返航时，这些船将给皇帝带回异国他乡的奇石珍品，还要将所访国度的君主或者他们的使者带回南京，以便他们亲自向大明皇帝行三跪九拜的大礼，并亲手呈献贡品。为了能够按照礼仪解决那些达官贵客的食宿，这些宝船还设有豪华的客舱和接待大厅。　
　　　　　　　　
　　　　　　　　围绕着这些宝船还有250多艘随航船，其中包括：八桅杆“马船”，去时运马匹到东南亚，返程时携带珍禽异兽；五桅杆的战船以及防御海盗袭击的快速出击船。扈从与将士加在一起，这支舰队大约拥有2800人。　
　　　　　　　　
　　　　　　　　郑和舰队的使命就是，把朱棣皇帝登基、永乐年号，即“永远保持友好、欢乐”的消息传送到世界各地，并展示这位万能的统治者的权力及其王国。舰队先沿着中国海岸行驶了400海里，随之在福州南部的闽河入海口抛锚停泊。为了等候东北季风，舰队在那里停留了四个多月，随后于12月底开到她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位于蝉木琶的占城（越南南部）。舰队由此横穿南中国海，扬帆驶往爪哇岛（今印度尼西亚），随后开往马六甲，也就是马来半岛的门户。然后再驶往苏门答腊岛，在北部地区上岸暂息。接着，舰队横渡印度洋的东部，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下同）靠岸，短暂停泊后又扬帆抵达位于印度西南海峡的海滨城市奎隆，之后从1406年12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驻扎在大型贸易中心城市卡利卡特。然后，舰队借助西南海风，返回刘家港、南京。返程的船上满载着来自郑和所访国家的使臣，他们要前往大明的首都南京，向这位皇帝表达他们效忠的意愿，并请求得到加入这个中心之国的贸易体系的许可和接纳。在舰队回归途中，郑和歼灭了一支占据着马六甲海峡的强大海盗舰队，至少消灭了五千余名海盗，并将俘获的海盗头目带往南京，以便让大明皇帝对他们的生死作出判决。　
　　　　　　　　
　　　　　　　　随后，在永乐皇帝年间又继续了五次远航：1407年一次，1409年一次，1413年一次，1417年和1421年各一次。所有远航都是在郑和的统帅下进行的。　
　　　　　　　　
　　　　　　　　第二次远航时，舰队曾驻扎在泰国的暹罗，并且把暹罗国王志愿派往明朝的使臣带回南京。郑和在卡利卡特安抚了那位新国王，并且把大明皇帝所赐玉玺授予这位国王。　
　　　　　　　　
　　　　　　　　第三次远航始于1409年秋。其使命之一就是把大明皇帝赐予卡利卡特国王的新印授予他，因为这位国王的第一枚大印被暹罗人（原来泰国人的称呼）抢走了。郑和在那里竖立了一个纪念碑，从碑文中可以看到大明朝皇帝对当地马六甲人的愿望，那就是“臣服于中国，以示有别并超脱出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也就是说，这种附属状态并非被视为社会地位的降低，而是得以提高。同时，他把这个新国家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以免它为暹罗和马六甲强敌所吞食。舰队此行不仅访问了奎隆和卡利卡特两座城市，同时还访问了卡利卡特的贸易竞争对手城市科钦。归途中曾在锡兰发生激战，郑和打败僧伽罗人的军队，俘获了其国王，并把他带往南京。1411年7月，舰队返回南京。明皇帝赦免了锡兰国王，由此也把锡兰列为附庸国，令其定期进贡。舰队所造访的其他的王侯和首领们向明朝皇帝献上他们臣服的贡物，当然也收到惊人的馈赠。那些随舰队而来的商人们随之获得了在明朝国土上开办商店、销售自己商品的权利，而这种附属于中国的进贡关系极大地刺激了他们与华通商的强烈欲望。附属国通过敬献贡品获得明皇帝回赠的赐品，这种交换在当时不啻为一种贸易方式。　
　　　　　　　　
　　　　　　　　随后郑和三次出使南洋。　　　
　　　　　　　　第四次远航（1413年秋到1415年8月）经卡利卡特开往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这是著名的宝石、珍珠、珊瑚贸易地。归途中，郑和平息了苏门答腊岛北部地区的内乱，扣留了叛军首领，并把他带往南京。　
　　　　　　　　
　　　　　　　　第五次远航（1417年到1419年）的任务是，把那些随第四次远航舰队来到南京的外国使节们送回家去，因为他们在南京已经生活两年了。舰队在霍尔木兹稍事休整后继续行驶，第一次访问了位于红海入口处的亚丁，随之扬帆沿非洲东海岸继续前行，直抵马林迪（今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附近）。舰队在非洲东部地区装上了满载野兽的贡品箱，有狮子、豹子、单峰骆驼、鸵鸟、斑马、犀牛以及作为最珍奇的动物的长颈鹿。　
　　　　　　　　
　　　　　　　　这支舰队还于1421年再次开往非洲东部地区，以便送那些在此之前已经前往南京的外国使节们回国省亲。　　　
　　　　　　　　舰队在1413到1415年的第四次远航中，在从北苏门答腊岛前往锡兰的途中，数艘船只离开主舰队，并向北驰驶入孟加拉湾。归途中，他们带上了当地的国王。这位国王要呈献给明皇帝一只珍禽异兽：一只他自己从东非获得的长颈鹿。随后的远航自首次抵达东非时起，就陆续把长颈鹿运回南京。中国人把长颈鹿看作童话中的“麒麟”，它的出现意味着国家有了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预示着王朝处在“永和”盛世。　
　　　　　　　　
　　　　　　　　事实上，此刻的中国处在其最强盛的时代。皇帝的光芒普照着整个亚洲：从亚洲东北部经日本到朝鲜，再经东南亚到南印度诸岛、波斯湾以及东非海岸，所到之处的国家及其贸易城市都臣服于这个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大明皇帝，至少从表面形式上是如此。一个由中国主宰的、环绕着亚洲的贸易世界就这样形成了，它覆盖了北起日本海和东海，南到南海和印度洋的整个地区。　
　　　　　　　　
　　　　　　　　臣服于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中国文化，这在当时是与中国通商的一道门槛，对此许多外国统治者都乐此不疲，因为他们不仅可获得贸易的特许，而且可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对付国内暴乱方面获得某种保护，从而巩固了自己管辖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在大明皇帝那儒家道德力量不能自然普照到的地方，郑和就借助于自己的舰队，去说服那些地方的当权者，让他们认识到臣服于大明皇帝的好处。当然，在当时，中国人也只是满足于顺我者善待之，逆我者撤换之，而不是自己去统治这个地区。　
　　　　　　　　
　　　　　　　　永乐皇帝的贸易王国是完全另外的一种，它不同于百年后欧洲人在世界上所推行的那种殖民地式的统治。对这些外国人，中国人既不奴役他们，也不驱逐和灭绝他们。他们的做法既不同于16世纪墨西哥、南美的西班牙征服者对土著印地安人的做法，也不同于英国移民在北美对待印地安人的方式。中国人不在海外建立那种要自己去统领的殖民地，而是满足于他们对至高无上的中国皇权的形式上的认可，并按照中国人的规则与中国通商。如果不考虑道德问题的话，那么与欧洲殖民地统治者所建立的贸易体系相比，中国这种以宗主国身份所制定的规则及其贸易体系还是比较合理与经济的。而欧洲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那已是在大约四百五十年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之后。　
　　　　　　　　
　　　　　　　　在15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控治着海上。假如它的舰队此时绕过好望角，出现在欧洲港口，那么它的世界霸权地位也许将会受到打击，不会吗？可这只是假设，按照欧洲人的思维方式，令人费解的是：中国中止了这支强大的海上舰队，中止了它的继续远航，并且从海外撤了回去。　
　　　　　　　　
　　　　　　　　1421年5月，一次雷电击中了明朝首都北京新建的皇宫，三栋华丽壮观的大殿毁之于这场大火之中。迷惑不解的皇帝在一道圣旨中询问他的大臣们，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以致于上天对他如此恼怒。1424年8月这位皇帝去世。新登基的皇帝下令停止造船业，可是他在位不久也去世了。继位的宣德皇帝于1430年再次组织大规模的舰队远下西洋，旨在重建这些朝贡和贸易关系。随着宣德皇帝于1435年驾崩，出海远航也就彻底结束了。远洋造船业被停止、造船的图纸被销毁，随着当年制造远洋船的最后一位老师傅的去世，有关宝船的设计资料随之也就从大地上消失了。1477年，当一名太监要求在资料馆中翻阅郑和的航海记录本时，一位儒教大臣却把这些资料销毁了，旨在令后人永久无法再做造船尝试。私人远航也被禁止，1525年，港口官员接到旨令：销毁所有远洋船只，把所有私自拥有远洋船只者统统送进监狱。　
　　　　　　　　
　　　　　　　　这是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讲，永乐时期，由于国家同时进行造船远航、在北京修建皇宫以及出兵征服安纳姆（越南北部地区），其巨大的耗资使得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北部重新崛起的蒙古族部落也造成了新的威胁，把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的举动就已经说明，从国内安全政策角度讲，北部防御再次上升到首要位置。然而，这一切也只能说明政府何以停止国家资助的远航和继续造远洋船，却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要销毁已有的远航船只，甚至连私人远航也要严令禁止。　
　　　　　　　　
　　　　　　　　当时禁止继续远航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要重新回到儒教传统上来，要“偏离”永乐皇帝的航海国策。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按照儒家学说，农业经济是王朝的唯一经济来源（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者的观点与此相近），商人不生产任何东西，他们是寄生虫，是社会的最下等阶层。别提外贸！昂贵的远航究竟带来了什么？给皇帝的珍禽异兽、奇石瑰宝、药用植物。就拿药用植物讲，它们毫无用处，中国根本就不需要。这些昂贵的远洋航海纯粹是作表面文章，它带不来任何经济效益，纯粹是用钱打水漂。　
　　　　　　　　
　　　　　　　　在这里也显示出：仅仅靠一条长长的远洋航线，也就是中国在东部和南部所拥有的航线，还不足以形成远航的理由。更富有吸引力的应当是那些位于大海彼岸的富饶的国家，那些童话般的神秘而富饶的国家。哥伦布、达？伽马之所以着手进行远航探险，为的就是前往那些富有的、神化般的亚洲国家，像印度、中国。但是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国作为中心之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而且所有一切应有的自己都有。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认为外贸污染道德文明，蚕食王朝至上的权力。它把陌生的思想带进这个国家，从而冲击了社会的和谐。贸易不仅助长了宦官的权力，也是儒教官员竞争者之间倾轧、内讧的一种催化剂。故此，这些儒家弟子们在宣德驾崩、新帝登基之后，就严厉实施了海禁，重归习惯、传统的轨道上。此时的明皇帝以修筑“长城”而取代建造远洋船只，中国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远洋舰队成为历史。在“黄河”那持续的内陆农业文明与“蓝色海洋”那波澜式开放文化的对抗中，“黄河文明”获得了胜利。　
　　　　　　　　
　　　　　　　　15世纪中叶中国远航的终结，不仅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中国人放弃了自己成功的远航之时，欧洲人却准备去认识海洋，以便开辟前往亚洲的航线。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那个世纪末叶，情况才发生了变化：1492年哥伦布为西班牙国王发现了美洲大陆；1498年达？伽马终于绕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