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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我的父亲张恨水-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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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说明的是,父亲一生有个习惯,寄信和邮稿从不假手于人,不管回复一素昧平生的读者普通信函     
  ,还是给报社寄发稿件,他都要亲手送到邮局或放进邮筒。从我记事时起,就是在避难山村抑或回到北京     
  ,他都是如此。从这小小的一件事,可以看出他忠诚守信和严肃执着的职业道德。当他每次给妹妹写完信     
  ,都要迈着行动不方便的双腿,由我陪着他去附邮。寄完了信,父亲便数着手指,盼着妹妹回信,有时回     
  信迟了,他便辗转难眠,在给大舍妹的一封信中,曾经描述过自己思念女儿的心情:     
  明明吾儿:     
  你已有半月多没有写信来告知一切,我非常地挂念……     
  说起来日子也不算多,可是每晚盼着,半晚醒了枕头哭湿了半个,你工作还没有了,工作了时同我写     
  封信来,千万千万……     
  读者诸君,请想一下,一个被病魔缠身的70多岁的老人,思念女儿竟会深夜哭湿了枕头!为了告慰外       
110114110114 第61节:在“文化大革命”中(2)       
  地的女儿,老人颤抖着手,艰难地握笔,亲手写信,竟写了一夜!谁看了这样的信,都会为之感动得泪下     
  。     
  1966年7月,我们工作组奉命中断了甘肃的“四清”,回到北京。刚下火车,在火车站还没有御下行     
  装,耳畔就响起了“打倒”之声,有人已被“揪”出来了。过了不久,就是那令      
  人不寒而栗的“八月恐怖”。在这不正常的日子里,是非完全颠倒,父亲的老友无一幸免,全都被“揪”     
  出来,关进了“牛棚”。这些事情,我们都瞒着有病在身的父亲。兄妹们用温情织成了一张薄薄的纱网,     
  遮围着父亲,不让他受到外界的刺激,因为他太虚弱了,经不得半点伤害。尽管是无“班”可上,但是每     
  天我们还得到单位去“搞”批斗,每天早上去,都是提心吊胆,因为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被“揪”出来隔     
  离审查,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匆匆赶回家。看到老父亲安然无恙,才算松了口气。     
  就在这惶然不可终日的煎熬中,附近高喊“打倒”、“砸烂”的喧嚣声浪,还是时时传进我家的小院     
  。紧挨着我家的左邻右舍都遭到了“抄家”的厄运。听着隔壁传来的叫骂声、鞭打和翻箱倒柜的嘈杂声,     
  让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我们实在害怕“红卫兵”走错了门或是兴之所至,来“造一下反”,年老病弱     
  而又倔强的父亲,不知会有什么冒犯的举动?那后果是太可怕了。天真年幼的小弟弟则在院里高唱革命歌     
  曲,虽然遭到家人的制止,但是我们懂得他是在用天真可笑的幼稚行动来保护父亲,也可说是“用心良苦     
  ”。     
  疯狂的抄家之风,愈刮愈烈,父亲的书如《四部备要》及他著作,按照那时的标准,不是“毒草”也     
  是“四旧”,无疑都是“破”的对象,我们不得不有所准备。     
  父亲的书太多了,藏也无处可藏,扔也无处可扔,送也无处可送。那个时候,人人自危,个个害怕,     
  谁都处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之际,这些书会给你带来满门查抄之祸,避之犹恐不及,谁敢惹     
  火烧身?胆小一些的亲友,把父亲的书都烧了,就连一位在我家40多年的老奶妈,也不敢收藏它,说是农     
  村也不安全,转移农村也行不通,只好把父亲的主要著作和他最喜欢的书藏起来,其余的只好听天由命了     
  。父亲自己曾有句云:“手泽无多惟纸笔,”这是父亲一生的心血,一定要把它藏好,豁出去了,就把它     
  藏在家里,不过我把书的封面撕了,父亲的诗稿集《病中吟》、《闲居吟》的封皮也撕去了,反正红卫兵     
  是一群不学“有术”的造反派,一旦被“抄”出来,就说是我写的,也许能侥幸混过去,当时就是这样想     
  的,父亲的这百十本书把我折腾苦了。内子帮我把书用油布包起来,藏在煤缸里,父亲说这样会弄脏的。     
  我又把书藏在床底下,父亲又说这样会弄潮了。于是在这炎炎的8月,从早到晚,搬来搬去,弄得我浑身     
  是土,浑身是汗。父亲跟在后面,总说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最后,我只好把书依然放在旧书橱里,     
  外面贴上白纸,算是“藏”好了。事后,我这“聪明绝顶”的藏书术,被全家传为笑柄,他们说“应该在     
  贴上的白纸上,大书‘此地无书’,才能载进‘新笑林广记’!”我只能苦笑着说:“那时候人都吓糊涂     
  了,自然做的是糊涂事!”     
  当时,父亲的主要著作由我保存,他手写的诗稿,由二家兄藏在他的办公室里,二家兄到湖北干校后     
  ,又转由我保存。其余的书,三家兄、大舍妹也曾分散地保存了一两本,免得一人出事,书被“一网打尽     
  ”。我把这上百本书,放在一个行李袋里,从此,我和父亲的著作便形影不离了。当时并没有想到他日再     
  版,这是一个不敢奢望的事情,虽然日后它成了《张恨水全集》出版的基础。不过在那恐怖的日子里,我
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手泽,是他一生的心血,也是我家的全部“财产”!要作     
  为传家宝,一代传一代地保存下来。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横扫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下,父亲的老友全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有的被遣送     
  回无亲无友的原籍,有的被整得跳了什刹海,而父亲却“幸免于难”,没有被当面批斗,甚至连家也没被     
  “抄”,这种“奇迹”,看似意外,实则有因。首先是他所在单位中央文史馆的保护,因为按照当时是非     
  颠倒的标准,文史馆自然是“洪洞县内无好人,”大家“彼此彼此”。于是中央文史馆把招牌摘去,嘱咐     
  馆员们都不要来上班,让“造反者”无从寻觅。其二是父亲生性淡泊,不喜欢抛头露面,诚如他自己诗句     
  所云:“如今悟得为人理,少向输赢角逐中。”加之有病,更是深居简出,风头不健,不是“首当其冲者     
  ”,正所谓“因病得福”。其三,也是最主要原因,那就是母亲的好人缘儿,母亲一向乐善好施,急人危     
  难,凡是有求者,莫不慷慨相助,附近的左邻右舍,家家都得过她的钱与物相助,这就是父亲赞美母亲诗     
  句所云的“遇人遥远给春风”的原由。尤其多亏了街道主任李嫂。李嫂在家乡时,其夫在我家做厨师,在     
  母亲的劝说下,他才回家接李嫂出来。而且临行前,母亲给他做了新衣,买了礼物,好让他体体面面地回     
  乡。李嫂到了北京,母亲让他们夫妻住在我家前院,还不收房租,解放后,母亲又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     
  们可以开个小店为生。当“红卫兵”要来抄家时,上面已有规定,需“三结合”,就是经单位、派出所、     
  居委会三方批准,李嫂在居委会对前来的红卫兵说:“张先生家我知道,他们是好人,除了书,没有别的     
  !”由于街道的保护,我们的家居然成了浊浪袭来中的避风港,父亲才得以“安全无恙”。可见就在那阴     
  晦凄冷的风雨中,也依然有浇灭不熄的人性之光!       
 第62节:父亲最后的日子(1)       
  父亲最后的日子     
  就在这惶然不可终日的煎熬中,却也给父亲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那就是大舍妹明明在离京两     
  年半之后,回家结婚。虽然是严冬12月中旬,但我们感不到丝毫的凉意。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扶着门     
  框出来迎接大妹,憔悴的脸上绽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明明的归来,使小书房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尽管笑     
  声是沉闷的,但毕竟冲刷掉了心中半年多的积闷。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月,大舍妹的婚礼自然是一切从简。可是父亲总记得母亲的临终嘱咐,尽量搞得     
  欢乐喜庆一些,更何况这是他偏怜疼爱的大女儿。外面的饭馆也都“革命化了”,父亲觉得不能请亲家在     
  外面吃饭,就在家里吃顿便饭,也是表示一点恭敬之情。于是父亲把采购食品的任务交给了我的妻子,要     
  她尽力买得丰富一些,而且他还让人搀扶着看看新房的布置,也看看我们准备的菜如何。     
  大舍妹结婚的那天,父亲特意穿上了妹妹给他买的蓝布罩衫,迎接亲家的到来,家宴很丰富,饭后全     
  家合影留念。这些活动父亲都高兴地参加了,他还一直陪着亲家聊天,尽管很少说话,也显得有些劳累,     
  但是看得出他很欣慰,有一种又完成了一件大事的释怀。     
  大舍妹明明婚后的10来天,我们尽量多陪伴父亲,尤其是晚饭后,大家都会到小书房里,和父亲围炉     
  闲话。“花盆炉子”的火,烧得旺旺的,碧螺春的茶香飘散在满屋,似乎听不到外面呼啸的西北风和“打     
  倒”的喧嚣,屋子里显得生机盎然,我们又恢复了天南地北的“海聊”。大舍妹会讲一些四川的见闻,父     
  亲听着我们聊天,看着满屋的儿女,尤其看着作了新嫁娘的明明,脸上露出了十分满意的快乐,但是这也     
  是他最后的快乐。时间过得真快,大舍妹的十几天的婚假,很快就过去了,兄妹们又将天各一方,靠着书       
 第63节:父亲最后的日子(2)       
  信来倾诉骨肉之情了,父亲虽然不言不语,但是他有一种预感,只是不流露出来。当大舍妹向他告别的时     
  候,他压抑很久的感情终于爆发了,父亲踉跄着奔向大门外,我赶紧跑上前搀扶着他,父亲倚着我的身子     
  ,执着大妹的手,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地说:“明明,爸爸怕是见不到你了……”此情此景,我们能说什     
  么呢?我只有挥挥手,让大舍妹离去,她依依不舍地一步三回头的离去,父亲用饱含热泪的眼睛凝望着大     
  舍妹,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胡同拐弯处,没想到一语成谶,这是父亲留给明明的最后一句话,父女俩竟成     
  诀别。不过,父亲望着大舍妹那温柔、深情而又依恋无奈的目光,却永难磨灭的烙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时间悄悄地滑过去了,终于熬过了漫漫的寒冬,1967年的春节不管世上的“天翻地覆”,依然降临了     
  。春,带给人们的是温暖,是复苏和希望。虽然街上的标语和打倒之声,仍是“如火如荼”,但北京市民     
  还是没有忘掉这个带着祝福的传统佳节,凭着副食本和票证上的供应,忙着抢着采购年货,倒也呈现出一     
  派不谐调的年味儿。     
  说实话,看着年迈体弱的父亲,加之我们兄妹,按当时的说法,是名副其实的“臭老九”,随时随地     
  都可能被“揪”,实在是打不起精神过年。倒是父亲没有忘了这个年,把我和内子叫去,说:“过年了,     
  你二哥会回来的,小弟弟更是盼着过年。”在父亲的吩咐下,我们也就忙碌起来。     
  除夕那天,在郊区上班的二家兄和“停课闹革命”的二舍妹,都赶回到家里。年迈的老父依例向祖母     
  跪拜辞岁,“接祖宗回家过年”。当我们把他扶起来时,他对我们说:“我向祖母跪拜辞岁,是我的习惯     
  ,不这样,心就不安。我不要求你们也这样做,但要你们看看,这不是迷信,是表达感情的方式,希望你     
  们不要忘掉祖宗!”除夕的团圆饭,虽然没有往日热闹,但在非常时期,也算是“苦中作乐”吧。饭后,     
  病弱的父亲还是没忘了给两个小孙女压岁钱,这些事情,本来是母亲做的,如今父亲却也未能免俗地学起     
  “妈妈论”来,真是难为了他。     
  稀稀落落的鞭炮声,送走了春节。几天年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二家兄回到郊区单位,仍旧去参     
  加“斗、批、改”,家里只剩下我和内子及二舍妹、小弟弟陪伴父亲,显得异常冷清。往年宾朋满座红火     
  的场面却变得没有一个客人来,只有北屋西间座钟的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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