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这个人 作者: 陈才生-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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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途,‘出山要比在山清’之自勉殊殷,对与女人为伍事颇厌。吾终当脱尘缘而上升为胡适等第一等之人耳。”11月23日,他又羡慕胡适之“手勤”。12月20日,他又说“胡适的拔尖心与首席心太重”。1959年1月2日,他借他人之口,说“胡适已不能领导李敖了”。又说“胡适等安足以为吾师哉”。1月14日写道:“深觉鼓舞一时风潮当从马戈采罗曼罗兰等著书之法,胡适等法不行也。”3月1日记:“傍晚复徐高阮一长信攻击胡适以下的老朽们。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4月3日记蒋廷黻对胡适的评价:“适之先生的个性要比我温和得多,即以他目前在国内发表的若干谈话来说,都非常含蓄婉转,有时使人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但我的个性却喜欢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从李敖时冷时热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胡适态度的矛盾性。如果把胡适与此时的殷海光相比,李敖不难看到胡适的老惫。殷海光曾多次对学生说,早期的胡适,无论是新文学运动,还是《独立评论》上的文章,对民主科学的宣扬,甚至《中国哲学史》上卷,都称得上光芒万丈;中期的胡适,包括任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表现平平;晚期的胡适已沦为一个十足的“乡愿”,连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够格,爱热闹,爱人捧,一点硬话不敢讲,一点作为也没有。如果给胡适的一生打分的话,早年的胡适可打80分,中年的胡适可得60分,晚年的胡适只有40分。对此,李敖是认同的。但由于中学时代受胡适思想的影响太大了,加上胡适在台湾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因此,在李敖眼中,胡适的魅力,依然是任何人也难以比拟的。
1958年12月6日,胡适68岁生日,李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他祝寿:
哈哈笑声里,
六十八岁来到,
看你白头少年,
一点都不老。
寿星说话不妨多,
喝酒可要少,
不然太太晓得,
那可不得了!
面对这位后生的幽默,胡适马上回信表示感谢:“谢谢你送我的生日诗!我常说,凡能做打油诗的,才可以做好诗。你这首诗可以算是成功的打油诗,可以预测你做白话诗的前途。”①两年后,胡适70岁生日,李敖又一口气写了打油诗30首表示祝贺。
从两人的赠答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李敖是情有独钟。李敖参军后,两人依然有书信来往,显然,他已把李敖看作是北大精神的传人了。
祝寿诗后,李敖与胡适的来往更加频繁。毕业时,李敖与胡适互赠照片,李敖称其为“又开风气又为师”,可见师生情意之深。李敖在毕业后给同学的信中说:”我承认由于受他的启发,我放弃了许多旧的道德,我转而对他很着迷,过去几年中,我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研究他,我发表的文章,清一色都是宣传他的,我自问我没有其他的动机,而纯粹是出于一个对‘贤达人’的热爱……”①
从胡适的角度而言,他对李敖的才能十分欣赏,颇有揽之门下之心,他对李敖的关切和热情后来使姚从吾都有了妒意。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曾说过:“‘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②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也表露了自己对“求士”(收徒弟)的渴望。由于自己过去名满天下,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故在“求士”这一方面他并不如意。如今,胡适发现了李敖这棵苗子,便不肯放手,着意交好,处处关心,包括李敖的毕业论文都数次过问,从中亦可看出他的良苦用心。但李敖对胡适态度的矛盾性使他既接近胡适又不以胡适的“门生”自居,他说:“在胡适‘求士’的心里,我是他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父亲是他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③一方面,他把胡适的人格作为楷模,继承了胡适的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对胡适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他的远大的志向使他在人生理想方面又远远超越了胡适。他不以皓首穷经终老于学术研究为己足,他的目标是超越他们,走经世致用、为人权战斗的道路”。
李敖十分欣赏陆游的一首“咏蛾”诗:
人生如春虫,作茧自缠裹。
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
他与姚从吾、胡适、殷海光(包括中学时代与钱穆)等人的治学因缘,可以说正是完成了这样一个化蚕为蛾、脱颖而出的过程。
难忘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回首过去,李敖感到这是自己人生历程中最吃力的一段。他在台大文学院四年,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但在治学上,却表现得孤独、孤寂而自负,他认为,“从自己困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他感到生活中无他取法的“大宗师”,也无可与他并驾齐驱的知音,师友与他,似乎只有情感上的交流,而无知识上的共进。他读书治学,都是“单干户”,他感到自己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所以在心境上,他是一个独行者;在行为上,他是老学究派的反叛者。用他自己中学阶段的诗歌来表述就是:“我走我的路,别人怎能管?只手打天下,一身都是胆。”这首诗,有刚毅与激愤,有傲慢与偏见,是一种情绪化的自尊。就他当时的心情看,爱情无果,事业无成,别人考研,他却从军,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他说:“毕业带给人的是‘东飞伯劳西飞燕’,可是我呢?却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有翅膀,可是飞不起来,不但飞不起来,还得在地上爬!”①这种失落感和自卑感,当是他此时复杂心情的另一面了。他曾经对这种“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冲突有一段反省:
在内心深处,我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在现实上,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从心所欲的阶段,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我一生如果时光倒流,重过一次,我宁愿少活十年,也不要重过中学生、大学生那段日子。——成长的岁月其实是痛苦的、依靠别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泽,绝非“理想的我”的处遇。大学时代的结束,表示自己能够慢慢走向独立、走向茁壮、走向真正的独行其道。对“理想的我”说来,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开始。①
李敖相信,走出这所令人烦恼的大学,走出这段情感生活的盘丝洞,那天宽地阔的未来就在自己的面前。
九、“偏要惊人过一生!”
李敖的性格从外表看是乐观的,但他思想的敏锐性和易感性又使他不时感到一种难言的内心寂寞。
1959年3月3日,李敖在下部队后的第一天给妈妈的信中写到:“这个地方在仁武附近,凤山北面,天气最热,苍蝇最多”,他用五张苍蝇纸去抓苍蝇,一抓就是一两百只。“臭虫多,蚊子多,厕所远,吃饭要蹲着,交通极端不便”,可见当时战士的生活条件之苦 。真可谓“蚊子与苍蝇齐飞,饮水共长天一色。”但他认为,“这也是个读书的好机会,我懒得动,懒得往外跑,倒也可多读一些书。”在疲劳、疾病、饥渴中,在蚊虫叮咬和日晒雨淋中,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凝固了他的悍气与斗志。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能坦然面对。他对印度古伽拉德的一位青年诗人的诗十分欣赏,两次在日记中提及,并对其进行了改写:
你已经吃了不少(无数)苦药,
请再(勇敢地)喝了这杯毒酒罢!①
他以阮籍诗自励:
林中有奇鸿,自言是凤凰。
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
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
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
一玄昆仑西,何时复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
他并不赞赏诗中的那种浓烈的悲愤气息,但却与作者那种“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的恬淡清峻隐晦高远的境界发生了共鸣,并以此自况。要使自己变得有韧性、强悍而豪放,把自己锤炼成一个有力量的人,而不是一个在世俗场中游手好闲的人。他以诗自励:
牙根咬住:
嘴唇闭紧。
沉着着,
深敛一股憎恶的力量,
锤炼,锤炼
在那一连串苦斗的日子。①
在政治上,他依然信仰自由主义,反对党派之争,反对在恶势力面前的“缩头主义”,主张真正的文人不应“自惜羽毛”,随波逐流,他在日记中写道:“王德毅的诗说:‘难得惊人过一生’,而真正的新式文人却‘偏要惊人过一生’!”。
在步校学习期间,李敖曾经遇到入党的问题。指导员对他印象很好,他知道印象很好意味着什么。指导员的使命之一,就是要非国民党的优秀分子入党,并且说如果不入党,结业时就可能会被分发到金门,那是八二三炮线的最前沿。
所谓八二三炮线,指1958年8月23日下午,福建前线的解放军炮兵部队万炮齐轰被国民党占据的金门、马祖等岛屿,守军司令胡琏和“国防部长”俞大维被弹片炸伤,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章杰当场毙命,官兵伤亡达600余人。此后大陆炮兵逢单日就打,双日休息。再后改为不定时地打,有时大打,打几万发炮弹;有时小打,只打几百发,这给金门岛上的98000名蒋军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所以,金门,在台湾军人的眼中,是一个充满了炮火硝烟的死亡之地,在此防守每天都有丧命的可能。许多人提心吊胆,害怕到金门,于是纷纷入党,而李敖对此则不屑一顾。他诙谐地对指导员说:“我为人全是一派浪漫文人的作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现在拉我可加三分,以后我惹了祸不晓得要扣多少分了!”他表示甘愿去前线。他在1960年2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自思我之为人,最与这些年轻人不同的,在我是一个最有灵性的英雄人物,并不是一个现实的躯壳的肉食者——这是我最自负的地方,也是这些浑球们最不能及之处。我实在可说是一条硬汉……小人们得志得利得鱼摸之处是当然的事,何足歆羡也耶!个人这区区颠沛,何足道哉!
指导员还不死心,继续同他谈话。
“李敖你不怕去金门?”
“我不怕。”
“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
“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李敖才真可惜呢!”
“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
“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了。”
指导员无可奈何,摇头而去。
而结果李敖因勇得福,并没有被分发到金门,反倒是一些临时搭车入党的学员给分派到了这座死亡之岛。
这些人得知消息后,气得跑去质问指导员。指导员说:
“前线需要最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到前线,他会影响民心士气,所以还是你们去好一点。”
这番话气得有些人把党证都给撕了。
李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在这“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如果我们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伺机蠕动一番,说说我们想说的、做做我们想做的,捣一下小乱、冒一下小险,使老顽固们高一高血压,大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能耐”了!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岂配做“杀头生意”么?
因此我说,在环境的“极限”下,我们少做一分懦夫,我们就该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我们能高飞,我们希望飞得像只多谋的九头鸟;如果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