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这个人 作者: 陈才生-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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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愚即诬’。”①　

　　　　　　　　李敖及其同仁的系列反击性文章以“全盘西化”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加上李敖的笔锋无所顾忌，使求新者欢呼雀跃，而守旧者痛心疾首，李敖也因此名声大震，几成青年们的偶像。　

　　　　　　　　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继承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一直到孙中山的“道统”，标榜台湾是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基地。而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自然危及蒋介石和国民党崇奉的“道统”，危及国民党统治的“正统”地位。　

　　　　　　　　事实上，李敖抨击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批评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他嘲笑讥讽国民党表面上大谈“道统”和“正统”，背地里却挂羊头，卖狗肉，吃美援。“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五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他批评说，有些人口头上大喊“历史精神文化”，但在物质上却又崇洋媚外，依靠外国。他们对固有文化并不真诚，只不过是一些伪君子而已。通过批判和否定传统、“道统”，李敖还隐隐发出了“换马”的呼声，要国民党交出政权。　

　　　　　　　　显然，国民党当局对李敖及其言论不会坐视不顾，二者的冲突势所难免。　
　　　　　　　　同时，李敖否定民族文化传统的、带有浓厚民族虚无主义色彩的文字，也引起了一批对传统文化热爱或有所肯定者的反感，刺激他们起而反击。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分子亦持异义。留学海外的林毓生就称《文星》“发昏”、作风“轻佻”，态度极不严肃。此外，还有更重要一点，李敖在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台湾的一大批党政要人和学界名流，触怒了一大批人，也刺激他们起而反击。　

　　　　　　　　在李敖眼中，《文星》已成为他摧枯拉朽的阵地，对一切落后、保守的思想，对一切影响“现代化”的人物，他都要把它们放到《文星》上来评判，用他的话说叫：“送他上《文星》！”　

　　　　　　　　此时的李敖，在休学之后已正式到《文星》杂志工作，并于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８日，由陈立峰让贤而成为《文星》主编。　
　　　　　　　　早在大学时代，李敖就十分向往做一个“文化商人”，既有钱，又能出书，传播文化思想，从事文化事业。“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动作，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我学生时代的计划。”如今，他把这一计划真正用在了《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效果。　

　　　　　　　　以论战之后的香港书展（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７日到６月８日）为例：台湾参加展出的单位共有２２个，展出册数２７４００册。而文星一家就独占了２４５３５册，是总册数的８９．５４％。换一种说法，就是文星在参加书展的图书总数中，占了约９０％的地位，剩下的１０％，才是其他２１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文星书店几乎通吃的局面，使国民党的宣传与出版业黯然失色。　

　　　　　　　　李敖主编的《文星》主张走现代化的道路，具有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这一系列特征，使“官方”慢慢得出推论：《文星》是“卖国”者、是汉奸、是“匪谍头子”、要走《自由中国》的路、是生活书店翻版、是叛乱、协助台湾独立、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等）、鼓吹两个中国言论、“在海外通共”、“为中共宣传，与中共隔海唱和”、影响民心士气、诬蔑先烈和元首、推翻法制、反对当局、反对国民党……因此，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之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官方大搞罗织之法，李敖气愤地说：“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殒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在保守势力的围攻下，西化派被戴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最后发展到人格攻击和谩骂，理论层面上空对空的辩论亦是众说不一的重要原因。到了１９６４年，论战已趋尾声。在这一年，李敖将他在文化论战中的几篇文章编为一书出版，书名为《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其中《介绍我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一文中，作者称我们这个民族是“不长进的民族”，人们“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以致“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并说：“真正肯为中国文化思想趋向求答案的人，他们必定愿意做一个战士，去打几场漂亮的仗，乃至准备打一场勃朗宁（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所谓的‘最好的又最后的’（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一场仗。他们可能被暂时封住嘴、锁上腿，可是他们永远不会失败或死亡——这样的战士不会失败，十字架上的人物不会死亡。”　
　　　　　　　　为信仰和真理而战，他在所不辞。　　　　　

　　　　　　炮轰高等教育　　　　　　　　　　　　　　　　　　　　　　　　　　　　　　　　　　　　　　　　　　　　　　　　　　　　

　　　　　　　　谈到对台湾教育的批评，不能不提《自由中国》杂志和李敖的老师殷海光。　
　　　　　　　　５０年代初期，蒋介石总结反共失败的教训，将反共思想和三民主义精神渗透于各种学术、课程之中，并通过党团组织，加大了对学校文化教育的控制。这种做法，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１９５４年５月，《自由中国》发表了余燕人等人的来信《抢救教育危机》，对蒋氏父子的“反共救国团”干扰学校教育，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批评。文章发表后，蒋介石勃然大怒，在当年１２月的“宣传汇报会”上对与会人员下令说：“开除雷震的党籍！”谁知，雷震在逃到台湾后并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归队登记，等于自动脱党。蒋听了中央党部秘书长唐纵的汇报，依然愤愤地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　

　　　　　　　　殷海光得知这一“笑话”后，在信中对雷震大加鼓励，“欣闻老前辈断尾（指开除党籍）”，“可喜可贺”。他认为，蒋介石杀人如麻，祸国殃民，作为一个败军之将，逃到台湾来仍然要老百姓，甚至正在受教育的娃娃崇拜、拥护、效忠、服从他，简直太不像话。他决定再次撰文拆穿蒋氏父子在台湾搞“党化教育”的祸心，使人们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于是，在１９５８年，他先后写出了《我们的教育》和《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两篇文章，发表于《自由中国》杂志。这两篇文章强烈呼吁官方停止“党化教育”，要求学术自由、简化课程，为“国家”保留一片生机。　

　　　　　　　　这两篇文章公开向蒋介石的言论挑战，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殷海光也以民主斗士的形象受到人民的欢迎。李敖曾对这一时期的殷海光有高度的评价：“他以简明的分析，高明的远见，清明的文笔，为历来糊涂的中国人指点了迷津。在思想指向以外，他在政论方面的文章，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同时，由于他的文章矛头直指当时执掌党、政、军、特四大权力的蒋经国，也为他后来遭到官方残酷迫害埋下了伏笔。　

　　　　　　　　作为殷海光的学生，６０年代的李敖在斗争的视野上并没有超越他的老师，但他的斗争方式却有所改变。《自由中国》及其同仁的下场也使得他不可能重蹈覆辙。他避开了那个强权政治，由殷氏的对政权和制度宣战而转变为局部的阵地战，集中火力，逐个报销。战场缩小了，而论敌却更加具体、更加清晰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西文化论战的文章，虽然树敌八面，但并非造成李敖被四面“围剿”的主因，真正导致他腹背受敌的，是他１９６３年发表的一组文章中对台湾文化知识界的两个高峰——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以及对他的老师沈刚伯、史学界泰斗李济等人的批判。　

　　　　　　　　这一组文章讨论的中心话题是教育文化部门中学术人才的老化问题。这是作者在人生方向定位以后投向社会的一束重磅炸弹，是作者直面社会种种腐败现象的思想批判的第一次大爆发。作者与“五四”时期的学术界作比较，指责现今学术部门的老人们不求进步、缺乏朝气，只是把持现状的衰朽与堕落，十足表现出他们“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面对学术界的一班“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庸才，作者的心情是沉痛的。虽然他当时依然是台大文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但他什么也不顾得了，“我宁肯牺牲掉在台大文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籍（还差半年，就可得硕士学位），不管三七二十一，终于‘发难’。”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日，《文星》７３期刊载了李敖炮轰高等教育的第一篇文章：《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　
　　　　　　　　台大文学院是李敖选取的典型个案。在这篇万字长文中，他首先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自己在台大的老师沈刚伯。“我每次看到死气沉沉的沈刚伯，从死气沉沉的台大文学院中荡出来，我就忍不住一肚子鸟气。”他认为沈刚伯心胸狭窄、排挤异己：当从大陆撤守的时候，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有一个抢救“第一流”教授的计划，在被抢救的人中，朱光潜名列前茅。可是谁能想到这个计划竟被现任台大文学院院长的沈刚伯“扣”住，为了保住自己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前途，沈暗中作梗，阴错阳差，终于使朱光潜教授不能到台湾。最不可原谅的是“他身居高位，却不拉屎一点上。这是败坏中国学术与学风的真正罪恶”。因此，他要“炮轰这个文学院和‘沈刚伯型’的老教授，使他们受到文字上最厉害的惩罚，使他们多少要假装有点‘赧颜为人师’的惭愧。”使其“把戏被拆穿了、劣迹被昭彰了、学术者‘风度’被炸掉了”，这是作者第一次指出“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的结果。作者在该文中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台大文学院展开剖析，指出绝大多数台大教授中存在的四大特征：寿比南山、不研究、不让贤、也不发表论文，以及两大流行症：“分赃”和“意淫”。比如作者指出，在文学院中，４０岁以下的教授一个都没有，而现在的教授绝大多数都在４０岁以前就当了教授。他们虽然不研究、不让贤，但“还是照当教授不误，照样念一本焦黄的讲义，照样搓麻将，照样‘学界分赃’，照样长吁短叹说：‘年轻人真不行呀！我们后继无人呀！他们接不上棒呀！他们程度不够呀！’”在文章中，李敖深刻地指出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从长远的眼光看、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眼光看，却是教育影响政治。‘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只有教育才能使思想变化，主持教育的人，自己若不先思想变化，只是敷衍守成，盘踞下去，摆不出新气象，国家如何能有希望？”作者处江湖之远，依然忧国忧民的心情溢于言表。同时，作者又指出了教育界一潭死水的原因：缺乏强有力的制衡或考核的力量。“对教育界的黑暗腐化，没有人去‘扒粪’”，导致体制僵化，在其位者高枕无忧。　

　　　　　　　　该文发表后，在台湾产生了“强烈而普遍的反应”。有的说作者快人快语，有的说作者勇气十足，有的说作者哗众取宠，有的说作者大逆不道，有的说李敖是受人指使，甚至还有人说作者叛师毁友，应该“依法追诉”等等，由此而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展开了。　

　　　　　　　　一个月后，李敖又在《文星》抛出了第二篇文章：《师道与是非》，对传统的卫道士们予以驳斥。文章围绕什么是真正的“师道”展开议论，对不讲“是非”的名分观展开批判。深刻地指出：“在中国传统内，名分底下无真理、辈分底下无是非、师道底下无直道。”“老师是永远不可违背的、不可批评的”，所谓“当仁不让于师”，只是一个“能看而不能摸、更不能摘下来耍”的牌子，谁如果不信此言，硬将《论语》的教条拿来实行，就“一定要被围剿”！这是中国历史上“狭义的师道迷信”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李敖认为真正的师道是存在的，“师道”是“经师”与“人师”的同体，包括“言教”与“身教”。作为教师，除了单纯的传授知识以外（第一层次），它还要树立人格上的楷模（第二层次）。凡是“老师其外，误人其中”的老师，都不能算是老师，都应该剥夺他应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