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6期-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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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伯，原谅我，点燃了你老人家的房子！原谅我……
火很快地向我和卢石的睡屋及帖哈的住屋蔓延开去，火苗像鸟一样地腾离地面向高空飞去，四周都被火映红了。我听到了近处街上人们发出的惊呼声，听到了人们向这边跑来的脚步声，听到了水桶瓦盆碰地的响卢。也先太师，你在城外看见了这堆火吧？应该能看见了，火头已远远地高过了城墙，你不是一直在等待信号吗？这就是我和帖哈发给你的信号！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吧？！……
挣扎与突破：冲出“圆形盆地”
梁 鸿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坛上，周大新大概不能称为“开风气之先”或独领过什么“风骚”的作家，但是，当我们考察二十世纪中后期河南文学的整体创作时，却无法忽略过他的作品。这个“个性的敏感和恐惧如卡夫卡，作品的博大、悲悯和地域特色却如福克纳”①的作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激情不断阐释他的“豫西南小盆地”，使我们在感受到浓郁的“盆地”地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复杂纠缠的同时，也体味到人性、生命在社会文明发展之中的某种困境。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他的小说又最为清晰地展现了河南作家或者说北方作家的心理历程，他作品的优点、缺点在大部分北方作家那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而他作品中“乡村思维”和“城市思维”之间的冲突表现得更为激烈，从短篇小说《汉家女》、《小诊所》到《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向上的台阶》到将近百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第二十幕》和2001年首次以城市为题材，从形式到观念较之以前有很大不同的《21大厦》。周大新正以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和小说审美意识逐渐在当代文学史上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价值，它迫使你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他的“世界”之中。圆形盆地：“圆”与“不圆”
1988年左右，周大新开始初步设置自己的创作计划，他说，“我写“豫西南有个小盆地”，对它的作用不敢妄想，但我估计人读了这些文字后，大约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南阳盆地是个圆的”。②他的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第二十幕》（三卷本）和中短篇小说《步出密林》、《怪火》、《老辙》、《伏牛》等等应该都属于这一系列。“圆形”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面传达的是“满、全”等含义，“圆形盆地”意味着一个封闭、自成一体的世界，意味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拥有自己完整的一套文化符号和文化规则，并且从情感上完全认同它的价值和存在依据。但是也正因为它是圆形的，又决定了“外界”的入侵必须以某种近似于暴力的形式才能打破“圆”的规范，这就造成了“圆”与“不圆”之间绵绵不绝的矛盾和冲突。这一“外界”便是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具有极强诱惑力的城市和代表着城市的物质享受、地位和某些观念。因此，周大新一开始便把自己的写作世界——“南阳盆地”——设置为一个先验的、带有抽象意义的传统文明的符号，但这一符号在周大新的文本中更多地象征着一种巨大的情感力量，它牵引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断回望，思考并做出各种生活的、伦理的或情感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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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作者的“豫西南有个小盆地”系列小说中，有一个明显的模式：对土地的抛弃和远离伴随着主人公心灵的不断失落、错位，同时，也使主人公一步步走向恐惧、沦落的深渊，最后，一定会有某种惩罚的力量降临到主人公身上。《走出盆地》中的邹艾以各种手段来获得向上的台阶，想使自己活出个样子来，为此，她抛弃了乡村的恋人，她无情地诋毁自己的朋友，但是，最终，她众叛亲离；《步出密林》中的沙高残忍地逼猴子表演，最后，惩罚降临到他身上，群猴反抗，攻击他的儿子，于是，沙家三代都只有半只耳朵；《伏牛》中的牛类和人类之间和谐相处，但是，一旦人自己违背了某种基本的准则，牛会不顾一切地维护它，并惩罚触犯它的人。因此，当西兰和照进拥抱的时候，小牛“云黄”替她做护卫；而当照进毒打善良的荞荞时，“云黄”则愤怒地惩罚照进，这是天怒。小说中处处透露出的信息是：人不能违背自然界内部的基本秩序，这也是一种伦理秩序。
因此，在周大新的文本中，“上地”似乎并不具备实在的意义，它更多的是一种近乎神秘的、原型意味的暗喻——“地母形象”。她宽厚、善良、纯朴，富有生命力，洋溢着温暖的气息，是人性之中最基本最原始的要素，是自然界存在的基本伦理秩序。同时，也应该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秩序。“土地”，或者说，“大地”，一方面是生命根本的依托，另一方面，又成为一个神秘的咒语，诅咒抛弃它、背叛它的人。我们有一种感觉，周大新似乎从来没有对“土地精神”或者说“大地精神”的真正含义做理性的梳理，它是渗透在作者血液之中的，不经任何理睦判断或感性判断，是一个先验性的判断，它是——个从乡村走出的作者对“乡村精神”所做的哲学本体论上的情感归依。
在这样一个“圆形盆地”世界中，人们按照盆地内部的伦理规则生存。在面对“外部”世界时，他们常常处于一种屈从心态，认为是命，或者说是穷命所致，因此，《金色的麦田》中姐姐虽然和天夫相好，并有了身孕，但是，却仍然顺从地嫁到城里去。“城里”是盆地人无法抵制的诱惑。《无疾而终》的瞎爷以超然达观、幸福的心态度过他并不幸福的一生，他幸福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忍耐，承受，承认并接受命运的安排，瞎爷几乎是盆地人的一个生存符号，以他快乐的形象给盆地人以希望，但却是一种宿命沦支配下的希望。
作者给我们所展示的是“圆形盆地”文化观念的一体两面的存在。八十年代他的成名作《汉家女》一开始便以超越时代局限的透视力塑造了一个内蕴复杂的盆地女人的形象。汉家女封建、保守、粗鲁，爱占小便宜，但是，却正是她，以对人性最基本、朴素的理解满足了小战士的非分要求。在那一刻，她尊重的是生命的要求，这是盆地文化基本的生命观和道德观，与传统的道德观有着质的区别。历经十年、几易具稿的长篇三部曲《第二十幕》描述的家族企业——南阳尚家丝绸，在中国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几起几落，展示了民族工：商业在中国的悲剧命运，最终支持尚家丝绸没有彻底失败的却是尚家传统文化的根基，他们依靠自己顽强的家族式延续纽带使自己总能保持——点星星之火，作为传统文化的符号的卓远先生是尚家人的精神支柱。《左朱雀右白虎》则几乎可以说是一首对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颂歌。王涵、古楠夫妇为了维护宝贵的汉代石刻，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更重要的是，他们从这些石刻之中看到了中国古人的生存精神：尊重生命的自由选择。这些都是盆地文明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作者总是忍不住用饱满的情感语言去抒写。同样，作者也以清醒，甚至于苛刻的目光审视着他所爱的这块土地上的生存悲剧。《第二十幕》第三卷中的宁贞，在以自己的名誉做抵押挽救了尚家企业之后，最终，换来的却足她所爱的人对她的污辱，用传统文化中最具有杀伤力的语言，宁贞自杀厂。《宜德年问的一些希望》以作者少有的冷酷写了在官文化支配下的少女的悲剧。值得注意的是，进宫的主意不仅是她的父亲—一知府大人的，更是舒韵自己的愿望。最后的结局却是，舒韵所做的是陪葬宫女。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尾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恶”的一而对人的巨大制约。《瓦解》中的老万在“面子”观念的驱使下竟然预谋杀害白己的亲外孙，作者用一种心理化的情感流动手法描述了老万杀孙的心路历程，不动声色，但却惊心动魄。
但是，这都是“盆地”内的事情，是自家家务事，作者的“圆形盆地”意识使自己的描述形成—”个完满的判断。这就在文本中产生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作者的目光回归到“盆地”内部时，作者是一种思索性的、反省式的语言，他描述、批判故乡文化的劣根性，但同时，这种批判和反省被作品中弥漫着的对故乡温润、潮湿的刚忆所笼罩，人物的喜怒哀乐浸透在宽广、温暖的情感中，那是一种近乎于庄严的宗教般的情感，是永恒的。但是，一当把目光投向城市，他立刻把故乡文化整体化，作为一种精神的优越感，城市成了“不圆”的、残破的象征物。这时候，“盆地文化”更多的是地母形象的化身。这在《21大厦》里面尤其明显。地下2层的底层人虽然日子过得贫寒，但是人与人之间却是朴素的温情，和楼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形成明显的反差。
这就使作者一开始就陷入了两极悖论的难题：“走出”圆形盆地是人类必然的命题，就像作者在答记者问里说的，“我在观察中发现，飞，不仅是鸟的运动方式，也是人的一种隐秘欲望。人们对于此时此地的生活总是不满意，总认为好的东西不在自己身边而在别处，因此人们总是希望能飞离此地，去寻找新的栖息地。”但是，“走出”却又总意味着某种背叛，背叛人类“母性”的、“根性”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考察周大新的作品，便会发现，这样一种似乎简单化的两极对立的设置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和参照——城市，它是和作者处于一种对话状态的背景性存在事物。即使在进人北京儿年后，周大新说他所喜欢看的仍是《南阳晚报》，而对北京的新闻，则总是想，看那干啥，那是人家的。“那是人家的”，这句不经意的话却很有深意，“比京”，换言之，“城市”，被作者拒绝进入自己的视野和思维之中。这是对“圆形盆地”意识潜在的固守，是一种偏执，也是一种情感。
于是，在周大新的作品中，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作者肯定城市发展对于人类存在的物质理由，但是却感受不到城市存在的精神理由。四方一位持文化守成主义观点的学者这样说过，“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③这样一来，总有一个悖论性的东西无法解决，或者说，作者为此很焦虑，他找不到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究竟该如何在作品中处理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度？作者在作品中传达了他深刻的危机意识，在越来越物质化、经济化的城市文明面前，某种维系一个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纽带正在失去，那将是文化的毁灭，是那一部分对人类“仍有价值的”的东西的彻底坍塌和最终的毁灭。在《21大厦》中，虽然我们能感觉出作者在有意探索城市的脉搏，努力呈现城市文明有序、科学的一面，但是，作者仍然没有摆脱自己的基本的情感价值判断，或者说，作者不愿意把情感投入到“城市”模式之中。《21大厦》高层的老画家、演员和学者，都是孤独的人，他们不具备城市的某种素质。真正代表作者心中城市观念的是不择手段往上走的梅苑和做情人的彭仪。作者并没有对她们进行简单的判断，却让我们感觉到，她们痛苦的经历和最终的选择是城市生存的必然法则。
相当一部分当代作家似乎面临着一种困顿的境遇：在面对这样一种乡村伦理和城市伦理的冲突时，他们犹豫，徘徊，摸不准城市的脉搏，害怕做出判断，却又总是不由自主地在文中形成判断。或者说，在描写乡村精神时，作家运用的是直觉，是未经理智篡改的“直觉印象”，和周大新一样来自于河南乡村的作家阎连科说，“只有心灵中的故土和文化，才能使作品有弥漫的雾气，才能使作品持久地有一种沉甸甸、湿漉漉的感觉，才能使我们打开书页，仿佛在光秃秃的严冬中摘到几片冬青树的厚叶一样。”④这大概就是“直觉”和“体验”的力量。但是，一当面对城市时，这种“直觉”的力量消失了，直接的判断、明白的是非感被容许凌驾于印象和体验之上，从而使作品失去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