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6期-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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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来到世间，就像一片树叶挂在寒风里，独自构成一个存在空间。谈论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树枝叫‘上飘下来，追随寒风而去。曾经见过他的人，偶尔会想起他，这种想起，因为是虚拟的，并不代表真的是那么回事。很多的时候，人们会想起某首已经消失的诗或者某幅已经消失的壁画，但你永远不知道那首诗的语言，那幅壁画的真实面貌。树叶被尘土掩埋了，新的植物长了出来，世界被新的生命替代。所以我说的“想起”，其实是一种谎言，但它同时又是一种真理。谎言加真理等于精神，这是一个新的定义。逝去的人给世界一个沉默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精神可以表达的空间。“精神”不死的人，就是永远被人想起的人，这样的人有没有？有！但也是相对的。人类能够活F去，大概因为有这种相对的精神存在。
从人类修辞学的角度去看，任何精神都值得铺陈，但对于现实的意义却不大。
屈原在我们这个时代，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他的精神在——个很小的范围很少的群体中间活着。比如我在某一个绝望的夜晚，因为某一件事突然想起他；而在另一个夜晚，像王国维那样的人，也要投水自杀了，脑子里一定也会有他的影像。由这一类人构成丁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与地域无关，只与灵魂有关系。又比如，在泪罗，或者在秭归那样的地方还有屈原的祠堂存在，人们在端午那样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种吃食、某一条龙舟与这么一个人有点关系，相信灵魂的人会到祠庙祭拜，由这一类人形成的群体，是民间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基本上处在河流丰富的南方，而在吃面食又缺水的北方，这样的群体很脆弱。
从现代的角度来解读屈原的故事，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很常见的故事。比如某某领导宠信某某，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领导有了新宠，旧宠就像敝屣那样扔掉了。屈原的故事就是新宠跟旧宠之间的故事，换一种说法，是一个鸠占鹊巢的故事。
如今官场小说如渺渺浩水一样泛滥，其流行的主题，在屈原的时代已经形成，里面的基本信息，比如贪污、色诱、弄权、进谗，在屈原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很多花样，只是现今的花样变得更奇巧，手段更先进，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当然如果把屈原的故事仅仅解释为争宠的故事，那些原本形而下的学者，可能会用形而上的口吻对我进行批评。因为即便争宠，也还有目的的异同，以及精神立场的异同，有神圣之宠和非神圣之宠的分别，有爱国心之宠和非爱国心之宠的偏差。历代学者都将屈原的争宠描写成爱国主义的斗争，这只是换了一种表述方法。这种描述，尽管有擦亮自身的成分，但却充满了理性。因为爱国是人类共有的主题，是人类普遍所能接受的一种情怀。有人为国而战，有人为国而死。屈原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个为国而死的故事。至于历史风景的内容，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神，宽恕死亡的人。死亡，是一种精神解脱。设若屈原不死，他也挽救不了国家灭亡的命运，精神也就不会存在。所以，自杀，成就了屈原，也是屈原对中国人做出的最大贡献。
二
屈原在他的时代，像一匹困兽，发出过惊天泣地的叫声，但他没有在他的时代摇撼出惊人的波浪。寂寞的深潭，在吞噬投掷它的石块之后，连声音也被吞没了。
万物都在宁静中入睡。
宁静就如一本书，就如《史记》。
宁静与寂寞有时是可以划等号的。
后世知道的屈原，都是从《史记》中来的。
《史记》让屈原在绝途上静静地卧伏着，那里有供屈原惊骇的灵魂短暂休息的卧室。许多人去到他的卧室参观，拜伏在他的毁灭方式之中。
屈原之后，为寂寞而死的，或者是自杀的文化人前仆后继。
屈原生活的年代，是一个英雄末途的年代，战国时代已接近尾声，楚国也行将就木。屈原生活在楚怀王的阴影里，他在朝中担任一个叫任左徒的官职。由于对于国家治乱的道理非常清楚，并且擅长辞令，他常常和楚王商议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就接待各国使节，和各国君王相酬酢。楚王很宠信他。
做了高官，而又得到君王的过分宠信，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问题是屈原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我猜想他在言语之间也多少会流露出志得意满。
当时的上官大夫和屈原爵位相同，也一心想争取楚王的宠信，嫉妒屈原的才华。有一回，楚王指派屈原制订国家法令，屈原刚刚起草，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看见了，便想夺取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他，屈原自己也想把稿件当面交给楚王，以求得更高的赏识。他犯了低级的错误。（要是屈原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低级错误一定不会重犯，因为现在的人都知道做一些讨好上司的事情，比如在自己的文章前加上上司的名字，或者有权的同事的名字，而那些要名的上司或者同事也会提醒你，他的名字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你的名字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大凡现在合著的书，排名在最末的一个，一定是真正的作者。）屈原得罪了上官大夫，上官大夫因此在楚王面前毁谤他，说：“大王指派他制订法令，没有人不知道，每当法令制订完成，颁布出来，他就自夸其功，认为‘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作得出来。”’楚王听后大怒，因此疏远屈原。上官大夫的话虽然是谗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打开历代那些官场失意的文人的文集，里面不乏自我卖弄的言辞。清代沈德潜替皇帝写诗，按理说写了就算了，可他不甘心，后来自己出诗集，硬是将给皇帝写的诗也收了进去，这自然是犯了天底下最大的忌讳。你的诗歌让上司看中了，从此以后，你逢人就说那诗歌是我写的，你跟上司的关系自然变成了落叶与秋风的关系，只有在寒风中呜咽发抖的份。这种情况就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比如你的上司命令你写一篇博士论文，你只得忍气吞声地写，切记别跟人说某某上司的毕业论文是你写的。
屈原的心，是像太阳那样悬在高空的，离现实很遥远。屈原对于楚王被小人迷惑，不能辨别是非、分清黑白，以至于邪恶伤害公道，正直的君子不为小人所容，感到痛心。所以忧愁苦闷，沉郁深思，写成了《离骚》。司马迁说：“屈原所以作《离骚》，原是为了抒发内心的怨愤。”在官本位的时代，口头上发发怨愤已经是犯忌了，写成文章泄愤那就更犯忌！
于是，屈原被放逐了。
屈原虽然被放逐，但是对于楚国还是极为怀念，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回朝中，继续忠君爱国，担当挽救楚国的颓势的重任，但这些愿望到底未能实现。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令尹子兰与上官大夫一样继续在顷襄王面前攻讦屈原，导致顷襄王拒不采纳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免去了屈原的所有官职。现在已经缺乏历史材料，我想那个时代打屈原小报告的人一定还有很多，甚至极有可能是顷襄王亲自读到了屈原的文章，才会对这个本已流放在外而过气的臣子，采取削官夺职的做法。
不管如何高尚的心灵，都是有灰尘的。他们在苛刻地要求别人的时候，同样对自己充满了苛求。太阳不可能将无与伦比的爱给他们，因而也就不能洞察他们内心绝望的部分。
屈原是一个心胸不太广阔的人，没有陶渊明那种超然物外的风范。屈原生活的时代，老子和孔子的学说早已流行。他没有从他们的学说中学到如何处理战乱和安抚灵魂的方法。屈原之前的大文化人，没有一个是抱着他那种荒凉的心境的。屈原是一盆养在温室里的兰花，离开温室，就会在寒风中枯萎。
屈原在湖湘的大江大泽边流浪，徘徊于绝途，披头散发，在荒野草泽上且行且歌，—脸色憔悴，形容枯稿，一副落魄诗人的样子。有位渔夫看见他，就问他为什么来到这样的地方。屈原说：“全世界的人都是污浊的，只有我保持干净；众人都昏醉了，只有我依然清醒。所以我被放逐了。”细细想来，屈原的话很偏激，就像是指摘上天用太阳照亮天下所有的人，惟独将他放在黑暗里一样。古往今来，讨：多人将这句话作为人生高尚品格的追求，但没有人思考这句话的真实成分。他的偏激，让他否定了一切，让他在绝途—I：愈行愈远。他作了一篇《怀沙》赋，说：“我抱持着高洁的品质，竟然这样孤独寂寞。伯乐已经死了，有谁能辨别千里马呢？……世间污浊龌龊，没有人理解我，人们的心是何等固执而不能容纳善言啊！知道死是无法避免的，我又何必珍惜自己的生命。”
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楚国国都被秦攻破。屈原悲愤过度，于是怀抱石头，投汨罗江自杀身亡。据说人们在河中捞到了被鱼吃得只剩骨架子的尸体，葬在汨罗。如今的汨罗仍有十几处疑冢，不知哪一座有他倔犟的骨骼。
三
司马迁在写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屈原已经逝世将近两百多年，他的事迹，已不那么清楚。司马迁动笔的时候，很可能自己已经受了腐刑。屈原的悲痛，与他自身的悲痛，在一‘个神秘的空间合流。他从屈原生命的绝途中，闻到了一种欣喜若狂的气息。司马迁因为李陵而获罪。李陵为汉武帝时代曾与匈奴作战七寸·余次的名将李广的孙子，在与匈奴作战时被俘，身陷匈奴。司马迁没有想列李陵投降的严重性，在汉武帝面前直言不讳地赞扬李陵叛汉之前的功劳，得罪了武帝，被打入监狱、定了死罪。汉武帝时代，死刑罪犯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免死。一是拿钱赎，赎罪需钱五十万左右（根据学者季镇淮考究），司马迁官小家贫，获罪之后，平时与他有交往的人惟恐殃及自身，无人愿意帮助他，所以用钱赎罪根本不可能；二是接受“腐刑”，即变成宦人。做宦人在那个时代是奇耻大辱。司马迁后来选择丁忍耻活着。司马迁受刑的时候是48岁，《史记》写成之时，大概是53岁，写完之后，好像是隐居了，历史学家没有找到他后期生活的确切消息。
曾经有学者说，司马迁写屈原是因为他想起了贾谊。这是因为贾谊与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接近。司马迁在研究贾谊的生平事迹的时候，读到了贾谊的《吊屈原赋》，于是想起一个比贾谊，甚至比他自身更不幸的人——屈原，并由此决定将屈原和贾谊放在同一篇传记中来写，这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史记》中那篇著名的《屈原贾生列传》。这种说法，好像没有确切的依据，因为司马迁作《屈原贾生列传》之前，曾奉父司马谈的命令，乘“传车” （供官吏等人乘坐的——种马车），到过长沙。司马迁从京师长安起程，经南郡 （今湖北荆州）渡江，先访问了泪水屈原白沉的地方，又从长沙前往营道县 （今道县、宁远等地），考察舜帝的葬地九嶷山。相反，明代学者李东阳认为：“司马迁作《史记》，（贾谊）徒以吊湘之赋（即《吊屈原赋》），与屈原同传。”（《李东阳集·杂记·南行稿》，岳麓书社）其实司马迁因何种动机而想到屈原都不重要。就像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创作的动机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本身。这篇传记的成文，是三个走在精神绝途上的灵魂合谋的产物，这才是事物致命的根源。屈原、贾谊、司马迁三人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就是精神的同一性。
贾谊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与屈原类似，贾谊生活于汉文帝时代，比屈原晚生一百四十来年。贾谊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被立为博士（官职）。每逢天子交下问题向大家咨询，那些年老的博士无法回答，只有贾谊能回答出来，文帝对他很赏识，越级擢升，一年之内，就把他提拔为太中大夫。贾谊的这种作法，在官场同样犯忌，充满丁年轻人的盛气。以现今的官场而论，一般回答问题，在资深人士回答之前，即便能回答，也要装出一副不知如何问答的诚惶诚恐的样子。
贾谊认为汉朝从开国到文帝时，已经有二十多年，天下太平，这正是应该改变历法、变易服色、奠立制度、订定官名、振兴礼乐的时候，于是草拟了各种仪法，崇尚黄色，遵用五行之说，创设官名，完全改变了秦朝的旧法。这的文帝刚刚即位，一再表示谦训：，认为变法改制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后来许多律令的颁发，及《诸侯全须赴任封国》等法令的订定，都是采纳厂贸谊的意见。于是天子便和大臣们商议，想把贾谊拔擢为公卿。这时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都嫉妒他，就毁谤说：“他年纪轻轻的，读了一点书，就想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