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5期-第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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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卫：是不是请汪民安先生先系统地介绍一下“东方主义”？
汪民安：“东方主义”是赛伊德在1978年出的一本书的名称，国内译成“东方学”。根据赛伊德的看法，“东方主义”有三个含义：第一，是纯粹的“东方学”的含义，是指欧洲自18世纪以来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历史学家们对整个东方，主要是中东地区、现在的阿拉伯世界的人类学研究、史学研究。这种研究慢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科，从18世纪一直到今天有一个连贯性，把东方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主义”首先是一门学科，主要是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第二，是对于东方的想象，主要指的是诗人、艺术家，像雨果这样的一些作家，包括一些政治家，他们想象的一种东方。在他们的想象中，东方的街头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有狂热的宗教色彩，有很滞后的野蛮的行为主旨。这是对东方的一种想象。
实际上真正的“东方主义”是第三个含义，也就是说，西方通过这些东方学家所建构的一门学科，实际上是为了把东方纳入到西方的体制之下，让阿拉伯世界服从西方世界，目的是要压制于东方之上。从这个角度看，研究东方这门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很强的权力色彩。东方学研究充满着权力的偏见，是对东方的宰治，它把文化霸权作为东方学最内在的结构。
以上三层意义上的东方学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地理学的基础，就是把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在这样一种地理学的基础上，东方学才建立得起来。其最根本的一条，实际上就是福柯所说的那个理论，即所有的知识不是我们想象的、纯粹客观的、真理性的表现，而是带有很强的权力色彩。知识总是被权力所污染，总含着权力的偏见。所以，东方学作为一门知识科学，隐含着西方对东方的干预，实际上是西方借助于东方学对东方进行控制。这是一个谱系，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就像一个过滤的框架一样，把东方的一个形象过滤下来。所有在这个框架里的东西，就都是所谓东方的。一代又一代的东方学家，都基本是遵循这样一个框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东方学实际上根本不是说是不是关于东方的客观知识，而是从西方东方学家的角度来实行对于东方的操纵。这也正是赛伊德极力要批评的，他在书中拼命反击了这种东方学家的知识建构，他批评所谓的西方的文化霸权。
赛伊德的书1978年出版之后，又有另外一些“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美国把这一权力的结构进行重新阐发，他们已经脱离了赛伊德的框架，把整个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学术关系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甚至也把“第三世界”的女性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比如，西方世界是怎样想象“第三世界”女性的，所谓后殖民主义就是由此而来的，并形成一个比较庞大的学术系统，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依据，即以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后果，以这种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作为研究对象，对殖民主义进行反复批判。
总的来说，“东方主义”有三大流派：一是赛伊德的后结构主义流派；二是女性主义的，主要是关注“第三世界”妇女地位的流派；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判，这个流派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批判。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后结构主义流派的批判，对西方的所谓文化殖民主义，对整个殖民主义的文化宰治进行反击。他们现在强调的是“反写帝国”：通过“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对殖民主义文化事实的揭示，来揭露出文化殖民主义宰治的后果。以上就是“东方主义”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发展的线索。
邹跃进：《读书》杂志1993年开始介绍东方主义，一开始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好像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来面对中国的文化问题。所以，我当时确实也是受了这种理论的一些吸引。其实细想起来，其中还是有很多困惑的，困惑之一是以什么标准来判定我们所接受的都是被殖民的东西，这是我当时思考这个问题时最感困惑的地方。比如，对于从五四以来被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东西，或者20世纪80年代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所阐释的东西，我们到底将其看成什么呢？如果是看成被殖民的结果的话，那么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化都要被否定。所以，要从我们的立场来辨析什么是一种被殖民的文化，什么是我们可能需要的一种文化，价值判断是一个难点。如果按照“东方主义”的逻辑，那么20世纪我们引进西方文化的方式，就都可以被列在被否定之中的，就都是有问题的了。但是如果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种否定又显得太轻率，至少我们还没有那样一种气派来做这样一种工作。也许过几百年，对20世纪有进行全盘否定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做出这种判断很犹豫。在判断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判断是最难的，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思路能使我们把属于殖民的和我们需要引进的东西区分开来？假如不能把这些东西分开来看，那么所有在西方被接受的、造成影响的中国艺术家，受到批判，被认为是带有一种被殖民的色彩，无论是从逻辑上讲，还是从理论上讲就能够成立。所以，如果真要批判的话，首先要批判的应该是这种理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这种理论是有问题的，我们反而觉得那些画了毛泽东形象而在西方获得成功的艺术家是有问题的。如果真的把逻辑推到极端，那么连那些老一代油画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要推倒，我们是不是能够理直气壮地做到这一点？我们所有的油画引进是不是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真的，我也不敢把这种逻辑推到极端，因为我们的20世纪的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
今天丁方也在座，我曾经在一本书里提到过他的矛盾：一方面想回应西方，但所用的东西又是西方的（油画）。我看到网站上有一些图片，这些图片是谩骂我们心目中的帝国主义形象的，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来对“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进行讽刺和挖苦。他们把布什画成好几个形象：一个形象是有乳房的女性，另一个形象画成推着板车的有色人种。从这两个形象中或许就能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时，正是在用帝国主义的思维。因为我们在将其贬为女性、贬为有色人种进行嘲弄之时，实际上与其犯的是同一个错误。其实这种矛盾现象已经无处不在。我曾在一本书的开头，谈到过刘骁纯先生曾经做过的一个“东方之路”的展览。实际上这个“东方之路”的展览，是为了回击当时被选进“威尼斯双年展”的那些作品。刘骁纯先生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愿望——要展示中国自身的艺术，但是在刘骁纯先生“东方之路”这个展览的后面用了“油画”两个字，总是让人感觉到有问题。按我开始讲的如果逻辑极端的话，就会发现这里有内在的矛盾。所以，站在中国的文化立场面对“东方主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说话要特别小心，很容易出现“讽刺布什”的那种情况。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比较复杂的。其中重要的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能够确定“被殖民”或“不是被殖民”，其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及其解决，需要从我们的内部升华出来。
陈 默：我听了几个人的发言，基本还是在学理层面上讨论。我感到困惑的是大家找不到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之所以难找到，是因为我们是站在他们（西方）的理论框架内来考虑问题，什么“东方学”、“东方主义”，我们也没有研究。这些东西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概念，根本就不是中国的文化精神。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东方和西方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阴阳的关系。中国文化更具有阴性文化的特征，而西方文化则是阳性的。东方文化在当下的全球化进程，跟西方发生了碰撞，也必须要融合。一个单极的世界是很难成立的，就像河流一样，需要两边都有岸，如果缺了任何一边，都成不了河流。东方和西方就像我们的太极一样，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构成一个整体。
所有的文化都有一个流程。东方文化反映在政治体制、思维方式、习俗等方面，跟西方文化有一种根本的差异。文化说到底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是东方但不同民族和国家（像印度和中国）差异却很大，但在性质上、在某一个高度上又是统一的。为什么佛教文化能够在东方得到传播，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是很相像的；但并不是说没有差异，我们跟日本、朝鲜还是有差异的，这是下一个层次的问题。西方文化是一种逻辑的文化，所以科技、法制都很发达。东方不是这样的，有自己的方式，它是一种感悟的、模糊混沌的、体验道德的文化。要说人类的思维方式，不外乎就是这两种：一种重分析，一种重感悟。
冷 林：你讲的“东方文化”，是100年前的，还是现在的，需要作一个定义；你这样讲太抽象。
陈 默：我现在说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但传统并不是和现在脱离的。传统是一条河流，是流动的，不是死的。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在东方的这个文化传统中，在我们的根基上和西方文化相互之间的碰撞。发展到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要交汇，发生了对话。其实，后殖民主义也好，东方主义也好，确实都是站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立场的。我们中国现在要与此接轨，必然会发生一些冲突。因为西方确实经过了完整的发展阶段——以神本为文化的时代，以人本为文化的时代，现在进入了完全以科技为文化的时代。我们的人本文化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受到了西方很大的影响，现在又都站在了同样的网络世界中。如此，当我们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发生碰撞，就出现了这些理论。这些理论本身就是西方的概念，或是在西方人的框架里构造出来的一个模式。围绕这些来讨论问题，可能永远都触及不了问题的核心。我是想说，我们要用自己真正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生命，我们真正建构的文化和西方整个文化发生对话，而不是在学理（西方概念）的层面讨论。
邹跃进：我们20世纪建构文化的语言是什么？用的什么概念？刚才你用的所有的概念，我看没有一个是传统的。你所说的传统，是经过了过滤之后变出来的一个新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20世纪被概念过滤的文化是什么？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追问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如果我们只是泛泛地说一句“我们要建构我们的文化”，那就非常空洞。问题是用什么来建构，我们用什么锤子，用什么工具。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我想，如果我们反思一下自己，其实从根本上讲，我们只不过是把中国文化逐渐地变成一个在西方文化系统里可理解的文化，实际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在重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的过程本身已经被纳入到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学术规范中，已经成了西方整体学术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汉学”。其实，包括我们的汉学也是受西方汉学研究的影响，都是西方人已经给我们说出来的东西。中国以前确实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你看西方变化多大，而我们就是停滞不前。我的观点是，我们实际上仍处于一个“后东方时期”。我们用西方的东方主义，来看我们身上的东西。这一阶段我们肯定要经历，而且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越这个阶段。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都是失语的，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冷 林：我想，陈默先生后面所说的、今天讨论的大部分还是“东方主义”，还是在理论层面上。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什么呢？我想强调的是，东方主义的发生地还是在西方。赛伊德并不在巴勒斯坦，虽然他是巴勒斯坦人，但后来他的知名度还是在西方。其实这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反思，所谓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需要，这种需要的原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处在边缘的国家和地区，但它却给我们打开了一种思路，让我们重新看待100年来赶超西方的状况，并带给我们一种自信，带给我们重新反思的一种新的空间。我觉得对于这个空间的探讨恰恰是个空白。
我想从实践层面来谈一谈这个问题。记得是1993年“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