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5期-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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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在其诗学文章中好用诗歌创作时用的手法，写得汪洋姿肆、诗情画意，又逻辑严明。梁宗岱在行文中好用比喻，而且往往比喻奇特，起到很好的表达和说理效果。当说到瓦雷里《年轻的命运女神》这首诗时，他说：“现在，每句诗，每个字，都洋溢着无限的深意，像满载甘液的葡萄般盈盈欲裂了。” ＇21＇用“满载甘液的葡萄般盈盈欲裂”来形容诗洋溢着的“无限的深意”，既生动形象，富有诗意，又能达到很好的说理效果。当说到瓦雷里在写《幻美集》时的思想和表现状态时，他说“像群蜂把远方的音信带给芳馥的午昼一般，思想在他底心灵深处嗡嗡飞鸣，要求永久的不朽的衣裳。” ＇22＇用“群蜂”隐喻诗人思想的飞扬和活跃，并用“永久的不朽的衣裳”来隐喻诗人用来表现思想的诗歌形式，隐喻贴切而有诗意，达到了抒情与说理的交融。当说到新诗的发展时，他说：“我们底新诗，在这短短的期间，已经和传说中的流萤般认不出它腐草底前身了。” ＇23＇用流萤和腐草的比喻既诗意又很好地说明了新诗的快速发展。当他说到诗人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心理状态时，他说“不可解的狂渴在你舌根，冰冷的寂寞在你心头，如焚的乡思底烦躁在灵魂里，你发觉你自己是迷了途的半阕枯涩的歌词，你得要不辞万苦千辛去寻找那和谐的半阕，在那里实现你底美满圆融的音乐。” ＇24＇这里用“迷了途的半阕枯涩的歌词”寻找“那和谐的半阕”来隐喻“狂渴”、“寂寞”和“烦躁”的诗人在实现“美满圆融的音乐”中的千辛万苦，比喻奇特，说理形象贴切。
梁宗岱正是通过这种多样化的比喻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而且往往是一个比喻接着一个比喻（博喻和排比），甚至是一个比喻中套着另一个比喻，在比喻中又夹杂着通感。阅读他的诗学文章，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在美的享受中又获得深思妙想的领悟。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一文中，他开篇即说：
当象征主义——瑰艳的，神秘的象征主义在法兰西诗园里仿佛继了浮夸的浪漫派，客观的班拿斯（Parnasse）派而枯萎了三十年后，忽然在保罗梵乐希身上发了一枝迟暮的奇葩：它底颜色是妩媚的，它底姿态是招展的，它底温馨却是低微而清澈的钟声，带来深沉永久的意义。 ＇25＇
这段话先把整个“象征主义”比喻为法兰西“诗园”里“瑰艳的，神秘的”的花，然后说它在保罗梵乐希身上发了“一枝迟暮的奇葩”，这还不够，他还要形象化地形容其颜色（是妩媚的），其姿态（是招展的），其温馨（是低微而清澈的钟声，带来深沉永久的意义）。正是这一连串的形象化的描述，说明了保罗梵乐希的意义和价值，最后的描述还在隐喻之中又套着一个隐喻和通感，把“温馨”（嗅觉）形容为“低微而清澈的钟声”（听觉），于是很自然而然地将其意义描述为“深沉永久”。再如，在《论画》（1932）一文中，当说到艺术表现中“力底实现”的高超境界时，他说：
到了这个境界，就是说，到了你底笔服从你底手，你底手应你底眼或心的时候，什么色彩，线条，章法都泯没了——它们只是动作的思想，只是胸中舞台底演员，只是大自然底交响乐底乐手，只是猛兽与鸷鸟底活力，只是那由根升到干，由干升到枝，由枝升到叶的液汁，只是春光中临风摇曳的桃花底婀娜…… ＇26＇
在这里，梁宗岱连用了六个比喻（博喻）气势礴磅地表现出了艺术表现的极境，用形象化的语言状难写之理，使人可视、可听，可感。再如，在《屈原》（1941）一书中，他这样说：
但《九歌》所带来的，又不仅是一根草，一股清新而已。它们本身就是一座幽林，或骤然降临在这幽林的春天——一座热带的幽林春天，蓬勃，蓊葱，明媚。
这段话为了说明《九歌》内容的丰富与清新，先把它比喻为“幽林”和“春天”，并进一步将其复合为“热带的幽林春天”，最后再说明其特点：“蓬勃，蓊葱，明媚”。 ＇27＇
确实，梁宗岱的这种诗学文体既兼抒情之长，又兼说理之长，在中国现代诗论中是独特的，兼有诗人的感兴、抒情和学者的谨严、批判之长。如果硬要安个名称，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散文诗体。这是一种诗化的散文体论文，突破了传统的评点式和感兴式诗学文章，将感兴与现代的阐释相结合。梁宗岱可以称得上是某种形式的“作家身份”的学者，他“不仅对自己的写作方式有着自我意识，而且也很了解自己的修辞手法和修辞效果”。 ＇28＇仅就这一点来说，对中国现代诗学也是一种独特的贡献。
一般说来，无论是对诗学文章的作者来说，还是对诗学的研究者来说，其本身的抒写方式是不被重视的，更多地受到重视的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语言构筑方式似乎至多被看成是文学作品的应有之义，对理论文章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在梁宗岱身上，他似乎有种自觉地对诗学文体的追求，他似乎充分意识到理论文章也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言说方式，其意义是与诗歌写作对等的，而不仅是一种说明、呼吁或宣传，所以他在他的理论写作中注入了自身活泼泼的生命。唯其如此，其理论本身的结构和语言是值得分析的，因为它揭示出了语言、诗歌和人的生命存在的复杂关系。如果说文学叙述抒写了人、人的生活、人的情感、人的思想；那么，文学理论研究的是文学这种语言抒写方式本身的结构及其在人类社会结构中的意义、功能和价值的，正如西方哲人所说，同者唯同者知之，没有一种与作家相应的心灵的感悟、激情和创造，又如何能言说文学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来，在文学研究这一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对理论文章而言，说理尽管重要，但动情也是同样重要的。这里需要有审美的领悟和创造的激情，正如巴赫金在谈到人文学科的研究时所说的：“认识物与认识人。这两者要作为两个极端来说明。一个是纯粹死的东西，它只有外表，只为他人而存在，能够被这个他人（认识者）以单方面的行动完全彻底地揭示出来。这种没有自己不可割让不可吞噬的内核的物，只可能成为实际利用的对象。第二个极端，就是在上帝面前思考上帝，是对话，是提问，是祈祷。个人需要自由的自我袒露。这里有着内在的吞不进吃不掉的核心，这里总保持着一定距离；对这个内核只可能采取绝对无私的态度；个人在为他人袒露自己的同时，又总是保留着自我。认识者在这里提问，不是看着一具死物来问自己和第三者，而是问被认识者本人。……这里认识的标准，不是认识的准确性，而是楔入的深度。这里认识的目标，在于个人特性。” ＇29＇文学理论研究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文研究，这里的标准是“个人特性”和“楔入的深度”，梁宗岱的诗学文体其实正很好地体现出了这种人文学科研究的独特性。他的诗歌研究充满着创造的激情，思想为灵感所鼓舞，为激情所点燃，他是用心灵和热血书写诗歌及其艺术体验的，这样的理论写作也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的表达，它并不是纯粹的连结于客体的求知的判断，而是连结于主体的某种源自于内心的、审美的、特殊的书写和知识判断。 ＇30＇
认识梁宗岱诗学文体的这种独特性对我们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和阐释梁宗岱的诗学思想是极有帮助的。
梁宗岱的生命历程、诗歌创作、诗学文体及藉由它们体现出来的诗心与侠义心肠的人格秉性勾勒出了梁宗岱诗学建构源于内心的个人语境。
注：
① 梁宗岱：《试论直觉与表现》，《梁宗岱批评文集》，235页。
②梁宗岱：《我和体育锻炼》，甘少苏手抄件，彭燕郊提供。
③ 转引自甘少苏：《宗岱和我》，185页。
④赵清阁：《故人虽去音容在》，《新民晚报》，1991年7月16日，第8版。关于这件事甘少苏在《宗岱和我》中也有记述（41页）。
⑤转引自李冰封：《想起了梁宗岱先生》，《读书》1991（7），72页。
⑥戴镏龄：《忆梁宗岱先生》，《随笔》，1988（6），66…67页。
⑦张瑞龙：《诗人梁宗岱》，《新文学史料》1982（3），87页。
⑧梁宗岱：《论诗》，《诗与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52页。
⑨梁宗岱：《梁宗岱诗选》，油印诗集，彭燕郊提供，共收1958年至1962年的古体诗作18首，另附1940年写的《赠甘少苏》七绝一首。
⑩梁宗岱：《试论直觉与表现》，《梁宗岱批评文集》，263…265页。
＇11＇ 梁宗岱：《试论直觉与表现》，《梁宗岱批评文集》，265页。
＇12＇ 周良沛：《卷首》，《中国新诗库·梁宗岱卷》（二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888…889页。
＇13＇ 梁宗岱：《试论直觉与表现》，《梁宗岱批评文集》，232…233页。
＇14＇ 梁宗岱：《试论直觉与表现》，《梁宗岱批评文集》，233…234页。
＇15＇ 卞之琳：《人事固多乖 纪念梁宗岱》，《新文学史料》90（1），30页。
＇16＇ 梁宗岱：《试论直觉与表现》，《梁宗岱批评文集》，235页。
＇17＇ 梁宗岱：《试论直觉与表现》，《梁宗岱批评文集》，241页。
＇18＇ 《大公报·文艺·诗歌特刊》，1937年7月25日，第13版。
＇19＇ 彭燕郊：《序》，《梁宗岱批评文集》，2…3页。
＇20＇ 李振声：《编后记》，《梁宗岱批评文集》，296页。
＇21＇ 梁宗岱：《保罗梵乐希先生》，《诗与真》，11页。
＇22＇ 梁宗岱：《保罗梵乐希先生》，《诗与真》，13页。
＇23＇ 梁宗岱：《新诗底纷歧路口》，《诗与真二集》，103页。
＇24＇ 梁宗岱：《象征主义》，《诗与真》，99页。
＇25＇ 梁宗岱：《保罗梵乐希先生》，《诗与真》，1页。
＇26＇ 梁宗岱：《论画》，《诗与真》，58页。
＇27＇ 梁宗岱：《屈原》，172页。
＇28＇ 参阅约翰·斯特罗克编：《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渠东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21页。
＇29＇ 《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页。
＇30＇ 参阅拙文：《对话、激情和创造：文学理论的自我抒写方式》，《河北学刊》，2000（5），58…60页。
梁宗岱先生编年事辑
龚旭东
1903年（1岁）
9月5日（农历七月十四日），出生于广东新会县司前白庙同安里。
祖父名祖胄，家贫，至广西百色做工。父奕爝，字星波，读过6年私塾，早年到百色帮父亲做生意。原配妻子因其家贫改嫁。在百色娶宗岱生母陈氏。陈氏去世后，星波续娶何氏及庶妻李清英、文秀清。为人忠厚，善经营，成为百色殷实商家。喜读医书、抄良方，常给人看病济药，远近闻名。
1909年（6岁）
六岁，在广西百色入小学读书。早年即文思畅通，立志献身文学。各科成绩优秀，作文尤佳。
1910年（7岁）
生母陈氏去世（梁宗岱及甘少苏回忆皆称“六岁”丧母，赵志邦撰传文作“七岁”，梁生于1903年9月，故推作1910年而非1909年），形成其多愁善感的性格。
其父常给人看病济药的善行给他很深的影响，从小常翻阅医书，随采药人上山采药，了解草药药性。
小时发愤练拳术，顽皮好斗，绰号“翻天印”，喜打抱不平，常作体弱同学的保护人。喜看斗鸡，喜踢毽子，有“毽王”之誉。
1916年（13岁）
在百色立经小学读完高小一年级后，感觉不能满足所求，至高小二年级时越级投考百色中学，以第一名获取，但小学校长坚持须读完高小始准升中学，一气之下回故乡投考新会县立中学，亦一考即中。
1917年（14岁）
在新会县立中学读完一年级，仍感不能满足所求。暑假，独自赴广州投考培正学校中学部，亦如愿以偿。因未曾学过英语而英语不及格（培正为教会学校，从高小一年级即学英语，中学全部课本皆以英文讲授），乃入培正英文专修科补习英语两年（三年毕业，一说补习仅半年）。
受生理老师影响，开始洗冷水浴，坚持终身，其身体健壮与此颇有关联。
1919年（16岁）
当选学校学生会智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