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5期-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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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不多久，只见远远的×个力夫，抬着一副白木寿材来了。母子们一齐哭号着迎着跑去。小毛本来还一无所知，因见母亲哥哥姐姐全大哭着，也随着大哭起来。　
　　棺木停到亭子里歇下来时，母子围着棺凄凄惨惨哭了好一会，才拭泪问六爷安庆方面诸事。并告六爷聋大伯伯已下过命令，不许棺材进圩子，只好先运到圩子外三里远××那个山冈上去，再想办法。明白这边办法后，六爷即借故得先去看看爹娘，禀告一切，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安慰话后，就独自匆匆赶回圩子老家去了。　
　　这一边因天气已不怎么早，抬寿材的出力人事情作完还得赶回××镇，所以在亭子里吸了回烟，用手掬喝了点山沟水，就照预定计划，抬棺木走小路岔过那个田坝子上山。以端是长子，拿着那个小小纸幡在棺前带路。起动时，还照规矩叫了三声爸爸，“望安心上路！”一面叫一面大小又都哭了起来。这个小小行列，于是沿着小路，直向目的地走去。　
　　这里离圩子已约有三里路远近，一带小山坡原来通属圩子里老×房公共产业，山上是一片供柴火使用的杂木林子，附近不多远只有五六户种田佃户茅草房子，住了十几个穷人。先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到后明白是四老板的丧事了，有的过去参加过光蛋会，听过四老板说话，抢三河镇时还分过一箩米，懂得一点革命道理，明白这次四老板的死去，也和他们翻身做人有关系，是被那些坏人坏官害的。都赶来帮忙，又还打了几条长板凳，送了些茶水来给几个抬棺材的。乡下人口钝，不会说话，对母子虽充满了深刻感情，可不知如何启齿。　
　　把棺材搁定后，几个出力人因为赶路，接了钱，说了几句话走了。天气已快傍晚了，母子都坐守到棺材前，作母亲的想起过去和目前的遭遇，对未来的责任，家庭的情况，又悲从中来，几天来声音本已哭哑，不免干号着。　
　　一个曾参加过光蛋会的贫农，跟过四×……这时才结结巴巴地劝说：　
　　“四少奶奶，听我说，你不要难过了。四老板是个好脚色。一生为人正派，闹革命，都是为我们穷人。往常和我们说道理，在一起搞××，我们懂得他好处！他早就说过……已经死了好多人，都是为我们翻身！只要大伙儿肯参加，不怕死，才会成功。现在他又为我们死了。事情没有完！这几个小的，要你盘养大起来！……你哭四老板更不安心！事情完了你们回去吧。这里离我们家近，我们每天会来看看他！”　
　　另外几个农民也说：“我们在这里不怕什么。要栽点树，明天大家就搬几兜杉树来。”　
　　本来四嫂打量在旁边搭个小茅棚守孝，经过这些人一劝，才放弃了这个打算，谢了谢大家帮忙好意，母子们回转圩子了。到住处时已经夜了。　
　　此后七七四十九天，每天不是母亲背了小孩子，拖了四毛，来守在棺前陪伴死去的，就是大孩子姊弟二人来陪伴。附近农民第二天果然就移了好些树来。又担心孩子们在毒日头下尽晒，不是个事情，还是在棺旁为搭了个小棚子，垫了好些稻草，让母子们免去日晒雨淋。还经常送水来，送些包谷秆来给母子解渴。真应了旧话说的雪里送炭，使得母子感到……　
　　　
　　（九月廿一—廿二）　
　　当地烟酒屠宰两税，因人事位置，有意分开，各有分工。　
　　小地方烟酒局，正规收入数字不怎么多，惟范围却比屠宰税管得大。屠宰税一个县城里有一定数量，除逢年过节，城乡金融特别活跃，有较大出入。经常四城和河边两个菜市，杀猪宰羊总共不过十来只。本地照规矩虽不得宰杀耕牛，却可到局里报瘟病，请求发个证明，再在稽查处打个背拱，塞两块钱，就可以百无禁忌，动手开刀。卫生局有名无实，也得照例检验，还是一种过门，塞点钱，即无妨碍。鸡鸭另自设行，几个酒食馆杀鸡宰鸭，却不入屠宰局范围之列。所以屠宰税是出包制度，由私人经营，按定额半年一包，每月分别缴款。承包的油水有限。而且事情自然还并不那么简单，譬如驻防保安队每星期要打牙祭，或开条子发官价委托局里办，县里有势力的人借故办什么席招待外来尊贵客人，或打条子向局里请设法，或直接从屠桌边打主意记一笔账，这笔不定量开支，也必然得加到包额赢余内填补。好在承包的照例不是县长亲戚，就是商会会长的舅爷表兄弟，结果这些需索自然还是转嫁到屠户老板头上。屠户又想办法在秤杆上做点小手脚，积少成多，把它转嫁到购户头上去。特别是生意人眼睛透亮，知见机行事。如和什么衙门中公役差弁做买卖，绝不敢得罪，总是不待招呼，就挑好处下刀。末后还常不免饶上条脊髓，或一个枕子骨，一面接钱一面还说：　
　　“副爷，这个拿去熬汤吧，放到黄豆芽里，抵二两新鲜腰门肉！”　
　　秤上把戏总是对乡下进城的人玩的。咔嚓一刀切下一斤半，故意把秤锤扬得高高的，乡下人口中虽尽说：　
　　“老板，你手难道就那么准，一刀下去不多不少，恰恰合适？”　
　　“不信你看，旺得多，老主顾，不好意思多要你钱，做赔本生意，你还说！”乡下人心实，只因为眼看秤杆子一头昂得高高的，自然心满意足地走了。也有那种自己腰里别了支秤上城来的，不管买什么，都要过手校校秤的，到后还是会满意而去。因为乡下人欢喜肋条肉，一刀扎下去骨头可多可少，大老板只要手扣得稳，总是恰到好处，表面上还多个一二两。乡下人若嫌骨头多肉少，这一位老板照例会做成笑眯眯的说：　
　　“大嫂子，老大伯，都是老主顾，不能尽挑精捡肥。猪不生骨头怎么能走路？是天生的，这不能怪我，贴骨肉又糯又浓，好肉总是有骨头的！”一个乡下人那辩得过城里市侩？所以即或上了当，也还是笑笑走去。　
　　屠宰税到逢年过节，也会有屠户发生漏税，以多报少的事情。却只好了那些负有专责的稽查。因为只有稽查懂问题，明白究竟，到地一望而知。看出了问题，却一句话不说，只把手做个姿势，正和世界语一样，彼此都懂，笑笑走去，一会儿自会有人送关节上门，请求凡事包涵。于是稽查又提出收入一小部分，买了点节令性的酒食糖果，香烟板鸭，送到局长公馆里去，给太太少爷拜节。仿佛连环套，一环扣着一环，彼此谐和皆大欢喜。吃亏的全是乡下人。　
　　烟酒税情形比屠宰复杂得多。酒的问题倒简单，因为种类不多。地方太小，外来洋酒消费数额有限。天主堂洋人还经常运来大箱大箱什么红白葡萄，白兰地，即眼见起运，也不能过问，做官的都怕洋人写信到省里，说“这是外交问题”。如信上再略微捎带一两句本县大小官吏营私舞弊情形，可受不了。因此这事你省里的大官既不过问，县里局上自然也不必过问。有时还借故送礼特别需要，花点法币，托人来向神父购买三几瓶，分别享受。作尽坏事的神父，也乐得攀点交情。此外附城二十里四乡均有场期，三五不等，逢场均有乡下人用马驮子驮了家酿烧酒到场上来零售。有时把酒坛子捆在狗肉摊子边，有时却搁在牛马交易场所附近小饭铺门前。因为照规矩，作成一笔交易后，彼此双方都有喝一杯润润嗓子的习惯，也可见在这个场上讲生意时非大叫大嚷不可。也有由争吵而忽然动起武来，双方把人家货摊子上扁担夺在手里，在闹嚷嚷人丛中对劈起来的事情。结果还是吃酒和解。酒的消耗总起来说比城里大。烟酒局稽查，照例在场集上的活动也就比较多些。不仅在查税时可以上下其手，以多报少，还照例到处有人请客，吃得酒醉饭饱，醉醺醺的回去。所以很多稽查都是红鼻子，为的是好好一个鼻子被四乡烧酒糟透了。这类差事引起人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　
　　本县烟事就更加复杂。县长自兼禁烟督办，却和县长夫人整夜靠灯打靶。与同事说笑，自己和衙门中办事的总起来，也算得是一支不大不小的武装队伍。虽出身师范，转入法律速成学堂，可是除刮钱什么兴趣都不大。也关心政局时事，只为的是怕省里政局有变化，将直接影响他这顶乌纱帽。而且上任前是花了一笔钱的，不捞回本即垮台可不干。但一个小小县分，有什么油水可刮？个中人通十分明白。照近二十年社会组织，官僚、军人、地主、奸商，相互为用的依存关系，共同用多数农民作为对象竭泽而渔的习惯，就有的是种种办法。表面上一个县长收入，还不敌一个大城市里的高级中学教员，事实上一个县长正如戏文上说的百里小诸侯，为人会夺弄，爪牙又得力，可玩的花样就真多。因为除了可向以下各部门僚属单位搞钱，还可不定时托故向四乡地主、老百姓及城中商会各店户等等搞钱。譬如带三几个县警备队下乡出巡，对于乡下就是一种灾难。在城中则由公事名分的开清剿会议，到私人名分的为老太爷、太太做阴阳寿，帖子一发出去，都可以捞一笔数目。此外更重要一项收入，即打官司说人情和烟酒税中有关“烟”的部分，花样多，出息大。照一县说来，做局长官虽不大却是“肥缺”。所以做局长也就特别显得勤快，办事比别的人热心得多。　
　　只因为新乡县长北伐时曾经在四老爷骑兵旅作过半年军法，且经四爷保任过一回县长，又因听说那时三爷在开封只作一年烟酒局长，即找了四五万块钱，在北京买了新房子什么不用愁。这边老爹爹着实羡慕做烟酒局长。且知道人上了年纪，谋县缺已不大好办，不如在百里小诸侯下边搞搞局缺，打算倒比较实际。在圩子里适因四爷回来，顺口说起周某新任湖南新乡县篆，即托四爷特别发了个电报并亲笔写了个信，为老爹谋这个差事。老上司的介绍，不能不在意。且因在上次县长任内为贪污事被查办时，还得四爷为写信给省里讲情，正要报答。于是电邀老爹同去。因此×月里，老爹即和家中大小，到了新乡，接办县烟酒税局。　
　　××也一道同去，父子都各有打算。老爹希望的只是找点钱，转回圩子过一二年旧生活。××却估计到这个地区，一定还可以作点事情。更主要自然还是弄笔钱，买几支盒子，回乡重组光蛋会，和其他地区相互响应，发展组织。因为明白家乡老窝比别的地区条件好，有活动余地。发动农民也较有把握。所以同是弄钱，却各有目的。因此最先即怂恿父亲运动这件差事，到事情弄妥后，又决定自己也跟着去，好帮同爹爹一手。老父母一面明白在圩子里，不会作好事，还担心会又出乱子。不如调动调动个地方，也许会好一些。另一面自然因去那边做这种差事，如没有几个亲信帮手，如意算盘也不大好打。因此一经××提出，即取得同意。只说：　
　　“要去做事就好好做事，万莫在那边又出毛病。湖南地方闹革命，马日事变，常听说一县城里出外学生也被杀。再捣乱可不成！”　
　　到了那里，××即征稽查，因为一面容易联系群众，明白问题，一面也因职务关系，可以弄钱。　
　　　
　　张鼎和烈士是作者夫人张兆和的堂兄。为创作以他和女儿前仆后继革命生涯的长篇传记体小说，作者1948以前开始从鼎和夫人吴昭毅、长女张以瑛方面收集材料。在长时期中断文学事业后，1960年1月2日复大哥沈云麓信中提到：　
　　“今年工作拟了个计划，请一年创作假，来完成四嫂一家的长篇小说。如批准，即可过宣化、合肥以至昆明各处走几个月，再用半年来用笔。不过就事实需要，有可能先来解决博物馆修改陈列工作一年，对国家或更有益些，写作事且待以后些日子再说。”　
　　其后作者并未脱离原来的博物馆工作，而是间断安排过一些短期创作时间。1961年6月起，作者再次开始收集素材，曾数次去宣化记录吴昭毅、张以瑛的谈话，并从其他方面搜集历史材料，先后积累的笔记资料在十万字以上。但去安徽、昆明等实地体验考察的计划始终未能如愿。　
　　1961年冬，中国作家协会安排包括作者在内的一批作家、诗人赴江西各地学习、参观，并提供长住写作的条件。此行中，拟写的这部长篇虽已“充分准备了材料，一切人和事都在头脑中有个比较具体的轮廓，记录也差不多完备，只是不知从何下手……”终未进行。　
　　这部拟作的长篇，目前仅发现作者试笔所写的一些章节，作于1960年9月间，均系初稿，文字中多处显示出尚待推敲、补充、展开的环节。写于9月21—22日的一节，疑为另一章的试笔，但初稿无标题。　
　　现按作者注明的写作日期先后，据初稿整理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