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 2007年第5期-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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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哥儿们在长夜的灯下独醉时。
基本可以认为，这就是恐惧与杀害的表征。
一个诗人如果开始像螳螂一样与语言交配，然后又被语言侵害，基本可以认为，这就是恐惧与杀害的表征。
一个法官如果开始像种羊一样任意意淫，并且并不在乎方式与过程，基本可以认为，这就是恐惧与杀害的表征。
是我，被意淫了，被杀害了，被恐惧了。
于是，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变成一条双头的响尾蛇，杀害与被杀害，恐惧与被恐惧，存在与被存在，虚无与被虚无，肉欲与被肉欲，伪善与被伪善。
嚎叫与被嚎叫。
哲学批判与诗性守望
张同吾
有一种诗如溪流涓涓，给人的心灵以抚慰；有一种诗如海潮拍岸，给人的心胸以震撼。诗人骆英的创作历程，可视为从溪流走向大海，他的《落英集》中的许多情诗，描摹出在他五彩缤纷的情感世界里，有那么多忧伤的美丽和行走的辉煌；他的《都市流浪集》却浸透着深邃的人文精神，闪耀着强烈的批判光芒，它以反城市情结构成其精神主旨和文化内蕴，以高楼、路灯、水泥的桥梁为主体意象，勾画出城市生活的许多侧影，表现了城市生活以其规范性、恒定性和程式化，形成了法定枷锁，因而压抑心灵扭曲人性。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矛盾，让一个世纪的哲人们忧心忡忡。骆英懂得：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场革命，城市的崛起是人类智慧的奇迹，也是人类发展的契机。惠特曼、桑德堡、林赛和马斯特斯这些大诗人，都曾以磅礴的气势讴歌工业文明和城市崛起，然而骆英又从人文文化的视角着眼，为城市消磨个性、拘囿自由而愤然不平，以诗人的良知感悟生命，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都市流浪集》便以深刻而凝重、犀利而道劲，在诗坛上引起强烈反响。
时隔一年，骆英又有新著诗集《小兔子》即将出版问世，付梓之前我有缘阅读了这部书稿，因其别开生面而感到新颖，因其磅礴犀利而感到震撼。他的滔滔思绪仿佛从天而降，汪洋恣肆纵横驰骋，让人相随相伴神魂如潮倾泻奔腾。就其总体思路而言，这部诗集可视为《都市流浪集》的延续、拓展与升华，是透视在城市生活的物化趋势中，科学发展工业进化使灵魂受到严重的挤压，使人性倾斜乃至死亡，既是生命的死亡又是人文文化的死亡。他在《致死亡者》中揭示：死亡的悲哀无法逃避，“因为死亡者，被放置在一个被消灭的过程。／被一个车轮消灭，被一种语言消灭，被一颗子弹消灭，被一个强权消灭，被一个基因消灭，被一个旱季消灭，被一个国家消灭，当然了，还有会被一只金币消灭”，而更大的悲哀则是“就像约定准确的守诺如金的集体无意识的死亡”。尽管谁都懂得：“用一个死亡者去屠宰另一个死亡者也是不能原谅的，就如用一种语言去覆盖另一种语言一样，也是一种触犯天条的暴行”，可是死亡者却为自己造制死亡——“建筑，是死亡者的盒子，或者说，他被死亡者设计建造，用于死亡和死亡者使用的通用平台”。在骆英眼中人与人就像两棵树，相互热恋相互依存又相互倾轧，更为残酷的是“叶子都彼此骚动着互相击落，／生存者将独享阳光”，树是授动的，是缺乏自主能力的，“交欢者是树，谋杀者是树，／新生者是树，枯萎者是树，承受者是树，／压迫者是树，高大者是树，低贱者是树，／坚韧者是树，／易折者是树”（《两棵树》）。树的意象，让我想起耶路撒冷郊区的死亡纪念碑，那些粗糙的没有打磨的巨大的石头，毫无规则地重叠在一起，犹如血肉之躯相互挤压着疯狂地呼喊着。骆英这种奇崛的比譬，还让我想到英国的休斯，他写过《子宫口的尝试》，想到美国的会斯堡，他写过《加利福尼亚超级市场》和《谁统治美国》，想到意大利的蒙塔莱，他在《生活之恶》中写道：“我时时遭遇／生活之恶的侵袭／它似乎喉管扼断的溪流／暗自啜泣，／似乎炎炎烈日下／枯黄萎缩的败叶，／又似乎鸟儿受到致命打击／奄奄一息”；我还想到英围的艾略特，他以《荒原》和《四个四重奏》而名世，他在短诗《窗前晨景》中写道：“沿着众人践踏的街道边沿／我感到女仆们潮湿的灵魂／在地下室前的大门口沮丧地发芽”。骆英不是表现主义，不是象征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却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象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色彩，然而他比那些西方诗人们，更有确指性，更犀利、更丰盈，以感觉的错落与变形，表现出一个世纪的悲哀。在历史长河中，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近百年这样，人类为自己创造了太多的光荣，也酿制了太多的耻辱，经受了最沉重的灾难和痛苦，也激发了最激越的变革与奋进。工具理性的飞速发展，充分开发了人类潜在的智能，把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类在开发生存环境和开发自我的过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同时又把自身推向了极大的不自由乃至毁灭的边缘。难怪哲人们在发现“失败是成功之母”以后，又发现了“成功是失败之母”，工业文明、经济发展、城市崛起、能源开发，以及机械和速度、水泥和钢铁、暴力和战争、功利和倾轧，都严重地挤压人的灵魂，摧残人的生命，骆英笔下的死亡者、思想者和恐惧者，蟑螂、蝌蚪和兔子都是变形人，都在钢铁般的律戒中恐惧、疯狂、变形或死亡。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人类对物质文明的推进和对灵魂家园的向往，这种哲学上的二律悖反就越发明显，一些富有深邃目光的哲人，有感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悖离，从而倡导科学人性化和人性理性化。美国科学史家萨顿便是科学人文主义的倡导者，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理解科学的生命，就像必须理解艺术和宗教的生命一样。另一位美国科学史家布鲁诺斯基则郑重提出：“科学的价值就是人的价值。”更有趣的是一些西方科学家认为，中国道家人道主义自然化，是科学人性化和人性理性化的先驱理论，因为老子和庄子所开创的道家思想，深刻地领悟到文化对人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必将导致人类与自然界的疏离，从而构想回归自然的理想之路，这是探究宇宙奥秘，寻求社会和谐与心灵自由的理论。而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道家人道主义不仅是宗教的和诗人的，而且是艺术的、科学的和民主的。骆英也是这样，他说：“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如何持有一种终极关怀的情操是一个挑战，当一种文明去消灭另一种文明时，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文明。”这种哲学批判是与他的诗性守望相统一的，他说：“只有明天才是美好的”，“只有所有的人开怀时，才是幸福的”，“作为诗人，作为知识分子，必须以独立的人格和警惕进行发问和批判”（《小兔子·后记》）。他的话不仅揭示了这部诗集的主旨和灵魂，而且阐释了人文主义精神的精髓是对人与自然相和谐、人与社会相和谐的渴望。
骆英以诗的感觉方式进行哲学批判，又是以诗人的良知触摸生命的温热，他使用大量的隐喻、象征，铸造了富有宏大思想空间的语言：“在二十一世纪的清晨开始恐惧，深深地感到一种嚎叫的疯狂，如从海的底部向上浮起，无垠的寂静柔软而冰凉”（《论恐惧》）。“一个诗人如果开始像螳螂一样与语言交配，然后又被语言侵害，基本可以认为，这就是恐惧与杀害的表征”（《论恐惧》），如是诗句神思天纵，似江河倾泻，像万马奔腾。骆英喜欢汉赋，他的语言并非典型的赋的体势，却如赋的铺陈，排比句式跌宕起伏，更显现意蕴的浑然厚重。其语言哲理意蕴不再是传统式的格言和警句，而是以比譬和暗喻包容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骆英的这部诗集最鲜明的特点是奇崛、奇异、犀利和深刻，甚至可视为片面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面。并非完美之致，并非没有可斟酌、可打磨、可蕴积之处，也许如此一气呵成飞流直下，就更本色、更本真，以自然天成而独见秉赋。鲁迅先生把科学的严谨的概念和“公允”、“平稳”、“冷静”的审时度世，都视为“诗歌之敌”，他说：“诗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凡是科学底人们，这样的很少有，因为他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苦恼的精神相通”（《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骆英，今天酣畅淋漓地描绘出城市挤压灵魂的痛苦，明天他一定会以无限欢愉之情讴歌城市的精神文明。
骆英近作读后
周 涛
读骆英的近作，以为大异于他以前的诗，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感触和思考，尤以《致死亡者》为代表，自是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一个追求生命更高意义的现实成功者，开始内省和追问，特别是性与死亡，两大主题的逼问，使处于生命峰巅状态的人，格外敏感与痛苦。
困窘的人生把人推出去，推向社会去拼搏；现实的成功把人挤回来，挤向内心的思考。这一推一挤，往往需要一生的付出，也是一生的财富。我认为这两首诗，恰是“挤”回来的过程，一种真实的记录。目前取得这种经验的诗人还是不多，故而在表达时缺少参照系，读之有些诗句稍显凌乱，进入起来有困难。这一方面以骆英的处世能力和政治素养，应当是容易分辨和解决的。
中国当代新诗不像中国诗的问题，已成大病，不解决好，新诗生存不下去，结果，旧体诗反而活跃起来（见《新华文摘》2006．19期，这期有“旧体诗复苏讨论”）。
我向往着新诗繁荣，且认为它应当是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新面孔，但是现在尚未见端倪。恐怕还要许多人的探索和努力，包括骆英的尝试和思考。
新诗的诞生及其传统漫言
孙玉石
编者按：我们开设“中国新诗九十年笔谈”这人新栏目，意在纪念中国新诗所走过的九十年不平凡历程。九十年来，中国新诗无论就形式还是内容来说均展示了過异于传统旧体诗的新面目、新天地；就流派与风格言，九十年中国新诗丰富多样，蔚为可现；从语言、技巧着，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未间断的探索过程。九十年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或争议较大的问题。我们想用一到两的时间，对九十年中国新诗发展脉络进行流程；总结经验、探讨问题、寻求规律。继承传统，开启未来。欢迎广大诗论家和诗人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和恰当的切入点，围绕九十年新诗发展历程中的阶段、断面、群体、个人、作品，事件等诸多现象和问题，尤其是过去遭忽略的史实和问题展开研究，论述，形成3000至5000字的文稿赐我刊。
在文言书写和规范严格的古典诗歌还是文人主要传达情感范式的时候，1917年2月1日于上海出版的第2卷第6号《新青年》杂志上，破天荒地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其中的第一首《朋友》是：“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另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十分幼稚的白话诗，以蝴蝶的意象为暗喻，传达了白话诗与白话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内心的寂寞，也送来了中国新诗呱呱坠地的诞生的第一声信息。隔了十一个月之后，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第4卷第1号《新青年》杂志上，又以《诗》为总题，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鸽子》、《人力车夫》、《相隔一层纸》、《月夜》、《一念》等九首白话新诗。从此，中国现代诗歌，便冲破中国古代诗歌的韵律规范和文言模式，以自由的全新的姿态和充满个性的声音，打破“孤单”寂寞的局面，宣告了自己真正的诞生。很多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纷纷发表白话新诗，很多新文化倡导者，也加入白话诗的创作，以致当时文学界酿成了一个被朱自清先生所冠子的“民七新诗运动”。
从这个时候起，至今天进入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七个年头，新诗在充满挣扎、苦难、坎坷与新生、欢悦的岁月里，煎熬与呐喊，探索与创造，纷争与沉寂，前行与反思，跌跌撞撞，曲曲折折，已经走过了整整九十年的漫长道路。在这个不平坦的道路上，先后曾有几代的诗人，于不尽相同的历史境遇中，共同怀着对于新诗的虔诚与热爱，对于时代、生命和艺术的执著与忠诚，在这块长满绿色也长满荆棘的园地里，前赴后继，耕耘开拓，倾注了自己的智慧、热情、汗水、青春，和心血，有些人为此而饱受身心的磨难，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