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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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张国焘和陈昌浩到达打虎山特委和特苏政府所在地后，得到当地同志报告： 红四军已决定到长江下游去行动，以策应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张国焘当即指出： 单独军事行动，使红军脱离这一赤区，在严重“围剿”期内，放弃了巩固这一赤区的任务而空谈截断长江，是错误的。他提议目前四军的任务是应迅速肃清商城之亲区河南商城县在1910年划分为城区、康区、和区、乐区、亲区、安区、平区七个区，1922年改用数字排列为一区（即城区）、二区（即康区）、三区（即和、乐区）、四区（即亲区）、五六两区（即安区）、七区（即平区）。亲区位于商城南部，当时亲区由反动土豪顾敬之控制，顾敬之有枪700余枝，抽捐、抽税，建营房、审讯庭，倚仗山高林密，熟悉地形，与苏维埃政权对抗为敌。民团，打通商（城）光（山）路线，将黄麻、光山与皖西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这一赤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央苏区。这一提议得到当地同志的同意。《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关于鄂豫皖区的工作》（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红四方面军战史也这样记载： 张国焘“十一日，得悉红四军已决定到长江下游行动，即加以制止，并按照当时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四军去肃清商城亲区的民团，打通商、光路线，将黄、麻、光与皖西连成一片，以巩固和扩大这一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制止红四军南下截断长江，威吓武汉，并要求红四军迅速肃清商城亲区民团，是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但由于红四军此时已到达商城亲区，正准备经由皖西到长江下游去，因而，张国焘又决定亲自赶往亲区以改变红四军的行动计划。
在亲区，张国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后，红四军领导人均表示赞同。不过，此时由于皖西方面敌人已开始进攻，皖西形势紧急，使得红四军已不能从容肃清亲区。张国焘见事已至此，也不得不暂时搁置肃清亲区的计划，当即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打击深入皖西根据地之敌。之后，张国焘便与陈昌浩、旷继勋带领红四军赴皖西打击进犯根据地的敌人陈调元部。
红四军主力第十师、第十一师在张国焘、陈昌浩、旷继勋带领下由商南亲区向东行动，与红十二师会合。4月24日，红十师、十一师自金家寨以北地区出发，经石婆店向独山前进；红十二师经过敌正面向麻埠以北迂回，进占东西香火岭。4月25日，红十一师及红十师各两个团猛攻敌侧后的独山据点，红十二师于麻埠外围阻击敌援。在附近群众支援下，红四军经四小时激战，全歼敌陈调元部一个团一个营，毙、伤、俘敌2000余人，缴枪1200余枝，给乘隙进犯的敌人以迎头痛击。同日，麻埠、诸佛庵之敌惧怕被歼，仓皇逃回霍山。皖西之危遂解。这是张国焘在鄂豫皖首次参与指挥红军的反“围剿”行动。
敌人在皖西遭到打击后，又重新部署，准备实施第二步合击金家寨、麻埠的计划。红四军主力解皖西之危后立即西返，通过敌人阻击线到达鄂豫边与红二十八团会合，在新集北部浒湾与敌人展开激战，毙、伤、俘敌近千人。
5月下旬，红军为进一步打破敌人“围剿”和保卫夏收，乃转向南线黄安地区。5月28日，红军围攻黄安、宋埠间之敌桃花镇据点，歼敌四十四师一个营，后又在十里铺设伏歼敌第二六三团两个营和二六四团一个营大部。
至此，敌人发动的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
六 确立威信
1931年5月12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新集召开了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决定。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王平章、蔡申熙、舒传贤、旷继勋、周纯全、郭述申、高敬亭等11名正式委员和甘元景等15名候补委员组成，张国焘任分局书记。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的同时，还改组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会由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等七人组成。张国焘兼任军委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另设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姜镜堂任主席（后为许继慎）。
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成立不久，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军长仍为旷继勋，原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陈定侯任军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所辖各师的主要领导人为： 第十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第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军委会的改组，一方面为张国焘等人推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做了组织准备，使张国焘控制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权；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
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后，深知自己要真正起到第一把手的作用，树立一呼百应之威信，就必须大刀阔斧地干好几件事。于是，他首先抓了两件事： 一是整顿党的组织，一是解决当时最急迫的粮食问题。
整顿党的组织是与推行王明路线结合在一起的。张国焘通过对鄂豫皖工作的考察，认为： “的确自中生同志等到后，虽然有了相当的转变，但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彻底的转变”。《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关于鄂豫皖区的工作》（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44页。为此，在张国焘主持下，6月28日至30日召开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张国焘的推动下，全面接受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扩大会议批评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认为根据地的工作是在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进行的。《政治决议案》（1931年6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故决定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等领导机关进行“改造”，而改造的切入点则是打击原鄂豫皖的一些重要领导人。
舒传贤，这位鄂豫皖根据地老资格的领导人便首当其冲。
舒传贤，又名夏唯宁，安徽霍山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中共安徽省临委工委书记，安徽省总工会委员长。1929年先后任中共霍山县委书记、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书记。是年11月领导发动了六霍农民武装起义，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30年11月，舒传贤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并请示工作。此时，正是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的工作在王明等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处于两难境地。他到上海以后，在反立三路线斗争未正式开始以前就向中央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并且承认皖西工作在立三路线下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不是传贤个人的错误。
但是，1931年春召开的中共皖西分区特委第一次扩大会上，在舒传贤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以“腐化的民主主义、妥协改组派、感情超过组织”等罪名，开除了舒传贤的党籍。这一决定得到中共鄂豫皖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批准。当舒传贤1931年4月同沈泽民一道从上海返回皖西苏区时，他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4月17日，中共皖西北特委成立，重新讨论了舒传贤的问题，决定恢复舒传贤的党籍，但给予书面警告。此前，中共中央在3月10日通过的《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中，也已明文规定舒传贤为中央分局委员之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189页。但由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全会却未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这是为什么呢？张国焘在5月24日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写得很清楚： “舒传贤同志却在这次会议（指中央分局成立大会）上发生了问题，原因是皖西同志说他曾妥协改组派，因此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鄂豫皖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又批准皖西这一开除党籍的决定。传贤同志到皖西后，皖西扩大会是取消了开除他党籍的决定，不过同时批评他对改组派曾有不坚定不敏捷的政治错误。这些事件，当中央决定传贤同志任组织部原文如此。应为“组织部长”。时，中央是完全不知道的，因此中央分局决定暂不分配传贤同志工作，改由郭述申同志任组织部。对于传贤同志，组织一审查委员会来审查传贤同志的错误，现在审查委员会尚未结束。”
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张国焘指导下，对舒传贤的结论是： （一）给唯宁最后的严重警告。（二）开除唯宁的中央分局委员。（三）由分局支配唯宁到下层工作。
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舒传贤的处分，充分体现了六届四中全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过火斗争特色。当大会宣布了对舒传贤的结论后，舒传贤立即站起来要求发言进行申诉。但大会主席团说： 时间不允许。张国焘也不许舒传贤作简单的发言。在这种情况下，扩大会议通过了对舒传贤的处分。大会主席团询问舒传贤是否接受处分，舒传贤表示完全服从这个决议，但要求准许他请求中央作最后的决议。张国焘对此答复是： 准许舒传贤的要求。
扩大会议后，舒传贤被中央分局分配到光山县砖桥区做基层工作。
遭受到扩大会议无情打击的还有徐朋人、余笃三。同时，曾中生、陈定侯、曹大骏等人也受到了批评指责。张国焘对这些鄂豫皖老干部的打击，其原因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指示。如对余笃三的打击和调换工作、职务，是按照中共中央1931年5月31日对曾中生、旷继勋等人的报告的复示执行的。其二是受到原鄂豫皖特区委及当地干部的影响。如对舒传贤的处分，即是按照当地干部的反映情况进行处理的。其三是中央分局、张国焘执行四中全会路线，对于反对四中全会的人进行打击。如对徐朋人、陈定侯、曹大骏、曾中生的批评和打击就是如此。
不可否认，张国焘对鄂豫皖根据地一批老干部的打击和批评，除了执行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外，还有个人的目的，这就是为了确立自己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地位。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制定了苏区党、政、军十大任务，其中包括： 扩大红军和苏区；武装农民；执行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纠正土地革命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改善工人生活；加紧肃反；解决苏区粮食问题；在国际路线旗帜之下，实行党的改造，淘汰不坚定的分子，引进和教育工农干部，严密党的纪律等。《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1931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56页。在这些任务中，解决苏区粮食问题可以说是最急迫的问题。
在中央分局成立前，鄂豫皖苏区的粮食问题就已开始显露出来。
鄂豫皖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到1930年春夏之际已基本完成，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他们起早贪黑，辛勤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着。
但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完成后不久，又受到立三中央“左”倾土地政策的影响，使得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成效大打折扣。1930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要求鄂豫皖边界特委加紧反富农，指出“肃清富农路线，坚决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是边特农运的中心任务。特委的富农与机会主义的路线非常的严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鄂豫皖边特委根据这一指示，在莲花背召开会议，通过了《反富农问题决议案》。9月18日，中共鄂豫边特委发布《通告第十六号——组织贫农委员会》，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及群众组织“加紧反对富农”。这个文件使得“左”倾冒险主义的反富农政策在鄂豫皖根据地得以贯彻，许多地方没收了富农的土地，或者给富农分一些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