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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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
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
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
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於记诵之间，知所决择，
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饰主阙，亦曰一
家之道然也。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
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
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
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
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於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以
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於天人之际，尽其天而
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
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
至於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讬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
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载者事
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
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
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
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
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
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於理，天也；气能
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於天，
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
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於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
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於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於正。人之
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於阴矣。
阴阳伏沴之患，乘於血气而入於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於私，似天而
实蔽於人，发为文辞，至於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於天而参於人也。才艺之士，则又溺於文辞，以为观
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於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
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
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
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
人大体乎？
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程子尝
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则以谓通
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於养也。史迁百三十篇，
《报任安书》，所谓“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
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
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后人泥於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
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於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
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
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於鬼神，《平准》之算及商
贩，孝武之秕政也。后世观於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游
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馀皆经纬古今，折
衷六艺，何尝敢於讪上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吾则
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轲，怨诽及於君父，且欲以
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
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於三代之英，而经
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
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诗》可以
兴。”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
有所养也。《骚》与《史》，皆深於《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於名教，而
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
○史释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
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
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
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
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
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故任之
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
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犹太宰司会之於财货也。典、谟、训、诰，曾氏以谓“唐、
虞、三代之盛，载笔而纪，亦皆圣人之徒”，其见可谓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
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
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
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
外，别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曾子乃曰：“君子
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非曾子之言异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
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学，亦何
常师之有？”“入太庙，每事问。”则有司贱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师矣。
问礼问官，岂非学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
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
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於是文章学问，
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易》曰：“苟非其人，
道不虚行。”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
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
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
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
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
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於学则已，君子苟有志於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於人
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
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
极精能，其无当於实用也审矣。
孟子曰：“力能举百钧，而不足举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难其所易，而易其所难，谓失权度之宜也。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
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
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义者也。
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
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
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於
一，於是人之学术，不尽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
於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犹有合於古者，以吏为师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李斯请禁《诗》、
《书》，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后之君子，不可不
察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
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夫子恶之。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损益虽曰随
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李斯请禁《诗》、
《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
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
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於知时，
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
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於是《春秋》以明。诸子百家，既著其说，亦有其徒
相与守之，然后其说显於天下。至於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
业。（孔子问礼，必於柱下史。）盖以域中三大，非取备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
墨之林者也。史迁著百三十篇，（《汉书》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记》。）
乃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其后外孙杨惲，始布其书。班固《汉书》，自
固卒后，一时学者，未能通晓。马融乃伏阁下，从其女弟受业，然后其学始显。
夫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
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
永久也。迁书自裴骃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后为之注者，犹若干家，则皆阐
其家学者也。
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前无师承，后无从学。且其为文也，体既滥漫，绝
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旨复浅近，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自可随其诣力，孤行
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学失传，史存具体。惟於文诰案牍之类
次，月日记注之先后，不胜扰扰，而文亦繁芜复沓，尽失迁、固之旧也。是岂尽
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无注例，其势不得不日趋於繁富也。古人一书，而传者数
家。后代数人，而共成一书。夫传者广，则简尽微显之法存。作者多，则牴牾复
沓之弊出。复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简乎？是以《唐书》
倍汉，《宋史》倍唐，检阅者不胜其劳，传习之业，安得不亡？
夫同闻而异述者，见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别者，历久而失真也。九师之
《易》，四氏之《诗》，师儒林立，传授已不胜其纷纷。士生三古而后，能自得
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两间，孤立无徒，而欲抱此区区之学，待发
挥於子长之外孙，孟坚之女弟，必不得之数也。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
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
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
未尝不反复自明也。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
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
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
一验也。自后史权既散，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