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慧沉寂四年破冰之作:我的禅-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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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禅》在创作手法上依然保持了这位性格独特的女作家行文流畅、眼界开阔的特色，无论是对人物的刻画，还是情景的描写都坚持了追求真实、表达真切的特色。作品强调了今天的中国在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真况，以及处在西方世界中难寻人生真谛的苦痛感受，作品试图在创作中完成对东西方理想社会的一种重建，并且表达对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真切盼望。
　　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发现卫慧在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考验之后，内心开始趋向和缓，逐步地同自己当年青春年少、另类乖张的人生告别，走向以平稳的心态揣测、应对人生和艺术的新的境界。
　　《我的禅》还将在海外以英文、日文、德文、西班牙文在全球同步出版发行。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我的禅》中文版的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和发行商。

　　“在人生与艺术的探求中成长”　出版人魏心宏答记者问

　　（魏心宏，著名文学编辑，《小说界》主编）
　　记者：请问这次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卫慧的长篇小说《我的禅》，是怎么考虑的？
　　魏心宏：卫慧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代表作家，这个作家从1996年开始从我编辑的《小说界》走上文坛，小说创作一直很引人注目，但是，也由于她的一些小说，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从那个时候起，就出现了所谓“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等概念。卫慧从此也开始销声匿迹。在沉寂了四年之后，她开始重新写作，这次创作的《我的禅》基本是以她这四年来在纽约的一些生活为蓝本而创作的。从小说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仍然很年轻的作家，在经历了西方社会的一些生活感受之后，思想和心理上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归依感，这种归依感一方面反映了作者的某种成熟，一方面也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看待东西方文化乃至于生活方式的差异。从总体上看，我们认为作品还是具有出版和阅读价值的。
　　记者：据说，这本小说同时也出版了英文、德文、日文等版本，是这样吗？
　　魏心宏：卫慧的这部作品最初是用英文写的，但是，直到今天，英文版还是没有出来。主要的原因是几种西方语种的版本要在几乎一个时间里出，而像德文、日文这些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决定，所以，外文语种的出版时间要晚一点。但也就是相差一两个月而已。不管什么语种，就内容而言，相差并不大。
　　记者：从小说内容的角度看，你认为卫慧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变化吗？
　　魏心宏：　变化很大。卫慧当初的小说写作比较多的是和她当时的处境有关的。从她浙江的老家来到上海，儿时生活的回忆和刚进入上海时难以进入到上海主流社会的种种窘境在她那时候的小说当中是很主要的一个内容，另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她在最初接触到上海的开放生活之后，所产生的某种大惊小怪式的感受，经过她的文笔的描述，这些感受变得比较夸张、过分。所以，在当时就有一些上海的青年人指出，卫慧不是上海人，并不了解上海。言下之意，卫慧不能写上海的生活。按照卫慧的性格，她当然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没有谁规定了非要上海人才能写上海。九十年代末期，像卫慧那样的新上海人远不像今天那样多，那样普遍。所以，卫慧可以说是新上海人的一个早期代表。而这次她写的《我的禅》已经大大超越了这个问题。对是不是上海人甚至是不是纽约人，她认为这并不涉及生活的本质，不重要。她把自己的眼光开始聚焦到她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上去，那就是人性、性的交往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之间希望相互交往的愿望，人在经历了物质需求性的需求之后，还希望得到什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当中，好莱坞前几年所拍摄的电影《欲望都市》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她也试图在自己的作品里制造出一个充满欲望但是又被欲望所折磨的都市。
　　记者：那么她的结论是什么呢？
　　魏心宏：她的结论就是她的这本书，就是“我的禅”。这个所谓的“禅”，其实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代表着东方的文化、民族习性和精神境界。这当中甚至有很多问题涉及到哲学。在她的小说里，她除了引用了包括孔子、老子、庄子的思想之外，还涉及到日本的一些思想大师的言论，西方一些艺术家的言论。这些东西看上去似乎与小说并无关系，实际上，始终在泄露着作为作者的卫慧的感受和思考。可以这么说，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卫慧已经和正在成熟起来，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莽撞、说话放肆的卫慧了，而是有了某些沉稳、思考和不那么急功近利地看待问题的成熟的青年了。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记者：和卫慧相比，现在的中国文坛上又有了一批更加年轻的一代作家，您认为卫慧现在的小说还会像当年那样引人注目吗？
　　魏心宏：你说得很对，中国现在已经又出现了一批非常年轻的作家，像郭敬明、张悦然、韩寒、春树等等。我最近还在上海发现了两个小作家，一男一女，男孩叫徐斯伟，女孩叫徐歪歪，两个都姓徐，我称之为“徐徐而来”。我们《小说界》下一期就发他们的长篇，写得非常好。就实际的年龄来说，他们和卫慧的年纪相差并不很大，但是，由于社会发展得实在太快，三四年时间就是一代人，信息社会的特点就是信息多快但信息很容易就过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个《小兵张嘎》，可以说几乎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但是，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很多很有影响的作品几年就过去了，作品的流动速度消费速度都非常快，因此，我们需要不停地向社会向读者提供作品。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消费流。这方面，你们这样有影响力的大的网站可以说功不可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只是卫慧一个人，任何作家艺术家都处在被别人覆盖、被遮蔽的过程中，所以，一个作家如果不努力，不在创作上下功夫，那么，迟早都会被淘汰的。我前面说了，卫慧当年的出现是在整个七十年代文学创作潮流中涌现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已不再至少不是绝对的年轻人了，所以，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发展路径，有自己的思想、艺术和文学上的追求。只要她这么努力了，我想，她同样还是可以赢得读者的尊重的。
　　记者：您刚才说道了信息流，这我很感兴趣，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魏心宏：上海在七八月交界的时候，刚刚举办了一个上海书展。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书展，盛况空前。那么热的天，每天几乎有五六万人前来观展。大太阳底下，排队买票入场。而买书的热情也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我们出版社在会场里设的临时书摊，每天可以卖十多万甚至二十多万元的书。看着滚滚人流，我们都很受感动和教育。都说今天的图书市场已经趋向饱和，也都说我们的文学已经边缘化，但是，在这样滚滚的人流当中我对这样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中国目前每年出版的图书总的码洋也就是定价是600亿人民币，而中国人一年当中用在买彩票上的钱是400亿，我说这个比例你就可以清楚我们用在买书上的钱是多么少。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一直想要纠正的，那就是很多人都在抱怨说书太贵了。其实，根本不要拿我们的书去和外国的图书比，只要把我们用于买书的钱和我们用于日常消费的钱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是多么地少。这当中最主要的是观念在作怪。就是很多人认为，书是不用买的，或者是不应该要那么多钱的。花二十多块钱吃肯德基不觉得贵，但买书就觉得贵了，这种观念是必须改变的。从市场来说，中国的图书市场发展的空间还很大。面对这样热情高涨的买书人群，我感到，我们只有为他们拿出更好更合乎他们想法的书来才对。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向上的积极的时代，知识和艺术不可能被人们所忽略，相反，人们对这方面的追求应该成为鼓舞和鞭策我们努力工作的强劲动力。同样，这样的场面，对我们的作家也是一个教育，苏童余华从书展出来以后，和我说，简直太厉害了。我们请了王安忆陈村孙甘露来开了一个上海作家三人谈，结果，围得水泄不通。我们没有办法，只好从仓库里赶紧找书来卖。所以，我想说。作家文学都没有过时，他们都非常受读者的欢迎，只要我们认真工作，我想，读者是不会完全忽视我们的。


　　梗概

　　故事梗概

　　中国女孩COCO来到纽约，邂逅对中国传统文化着迷并有所造诣的MUJU；在最资本主义化也是最世故而时髦的城市――纽约，COCO与MUJU的爱情是一种自我救赎，更是一种回归东方式的古老智慧与传统文化的身心历程。
　　中途，COCO又在纽约最In的俱乐部里邂逅尼克，一个比好莱坞明星还帅的亿万富翁，迷人，不可抗拒，有着“花花公子”的名声。
　　当COCO从摩登而又令人疲倦的纽约回到上海，发现上海正以她那不可思议的快速变化与发展着，令人目眩。她去了一个布满寺庙的小岛――也是她出生的地方，寻求身心上的平衡。
　　当她从小岛回来，尼克与MUJU先后来到上海，经过一番迷离的情感纠葛，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将从一个女孩成为女人。
　　本书关注于中国年轻女性在现代世界，特别是在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碰撞中的独特的心灵历程，在穿梭于纽约、上海甚至欧洲的快节奏的摩登生活中，在所有那些戏剧化的事件与人物中，折射的正是主人公从迷惑、好奇、欲望、疼痛逐渐成长、沉淀继而在中国博大的传统文化中寻回一部分自我的内心世界。


　　一、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1）

　　我十五岁时就有志于做学问，三十岁时已自立了，四十岁时不再为种种事情而迷惑，五十岁时知晓了天命，六十岁听到什么话都不会生气，到了七十岁我则随心所欲地生活了，――当然不会超越法度。
　　――孔夫子
　　光是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就已经超过了我的忍耐力的最大限度。
　　――凯蒂？布拉佛曼
　　从纽约回到上海的那几天，我头昏脑涨，筋疲力尽，在夜晚无法入睡，在白天却又无法醒来。
　　我不知道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是否会快乐，前行的方向在哪里，是否已有一双智慧而无惧的眼睛面对这个世界，我不知道MUJU是否还爱我，我是否还愿意跟他生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深深的苔藓是否覆盖了记忆中的小径，以至我再也不能回头。
　　是啊，我对这些都很不确定。
　　上海没有变，还是那样地雄心勃勃，快速而疯狂地在资本化的轨道上奔跑。它的喧闹远超过纽约，这里才是世界上最吵闹最令人迷失的地方。这个城市早先以浮华与浪漫出名，现在则更多地显示了实际而粗糙的一面。人人似乎都有机会一夜暴富，人人都在赶发财或出名的末班车。在这里，一切都是晃动的，变化的，未知的，在幻觉中狂奔着的。
　　这一切既令人兴奋，又令人头晕。
　　在回来的第二个星期，我又开始抽烟、喝酒、在浴室里吞吃一片片的安眠药。这些在纽约时MUJU帮助我排掉的毒又回来了，又进入我的身体。它们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安全感与舒适，但却能让我在麻醉的空白中得到片刻的喘息。
　　回到原来的城市，也回到原来的习惯中。
　　似乎又成了一朵被麻醉的水仙。
　　整整一周，我把自己锁在我那法式老公寓里。饭店的外卖每天会准时送到，电话答录机开着，正在新加坡讲学的父亲与随行的母亲打来过电话，朋友喜珥，表姐朱砂，我的经纪人，还有其他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也都打来过电话。
　　就是没有MUJU。我一直在等他的电话。
　　当我脑子偶尔清醒的时候，我不由也会惊奇于自己对MUJU的那一份不同寻常的执着。那可以说是“爱”，同时更是一种“救赎”。
　　喜珥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给我。“嗨，上海公主，今晚有个派对，叫sex　In　the　city；所有的人都想在那儿见到你。”
　　“嗨，想不想去Shopping？恒隆正在打折。”
　　“Coco；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你了，――快拿起电话。”
　　“天哪，你一点都没变。不，事实上你的脾气更臭了。玩什么幽闭症！！今晚一起吃饭啦。我7点开车来你楼下等着，过时不候。”
　　喜珥的性格有点像我的老友马当娜，但比马当娜可爱许多。
　　马当娜在我离开上海后因为勾结海关与市府官员走私奔驰、宝马（Mercedes…Benz、BMW）等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