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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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勃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挟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各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各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光复汇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邻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菁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团体，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地，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能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罢）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余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的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是如何的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两界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的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学留界，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像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当时在日本两万名中国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已千万计的底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就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了‘革命’二字。）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旅欧中国学生，何必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梁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熟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记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罢，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他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围’；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海珊小独裁，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糊涂的慈熙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些品质高贵、大义凛然底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辛丑合约’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这两个混蛋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而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家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份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底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底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现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碱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和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原有徐锡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细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或‘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何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出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降怪谌送啤≈谌送频姆较蚴峭耆恢碌模环椒ㄒ餐耆嗤Ｖ皇悄阃颇愕摹⑽彝莆业陌樟拴ぉふ獗闶锹迥┠辏泄锩硕男问胶托灾省�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的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救使得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了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辰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么、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舞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