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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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邓公如果是个史学教授，上台讲授早年中华民国政治史，他那套‘三个政府论’就完全正确了。袁世凯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个政府变成一个政府。后来皖直奉三系政客把个北京政府搞得一团糟，也是因为那‘三个政府’的制度，在中国实在行不通之所致。
事有更可悲者，则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头马车，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权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国务院’。因此我们民国初年所搞的，事实上只是‘两头马车’──‘府院’和国会，或行政与立法分立而已。他们把‘法院’一直当成个冷衙门，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民国初年，中国所搞的只是个两头马车，已搞得乱成一团，真正的搞起三头马车来，哪还得了？甚矣，议会政治之难学也。
二战后国共内战，中共大搞其统战时，喊出最漂亮的口号就是要强迫老K搞三头马车、三个政府。可是等到人民中国一旦成立，他就收起三权分立的老口号，而另外搞其民主‘专政’的一个政府了。最近老江也认为，中国如果要再搞西方式的议会政治，十二亿人民就要挨饿。据说台湾今日弄得水深火热，也有人要劝陈水扁总统去掉点祸水，并改名陈太平，那也是台湾搞西方式的三个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结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国初年，那还用说吗？历史发展形势如此，夫复何言。
所以议会政治行之于中国，直到目前为止，实在真是三个政府，一点也不错。邓子名言，只是言其在中国施行的特色而已，原无大错也。根据历史的经验，老江的话，亦未始没有道理也。不信我们试看本篇所谈的黎段之争，其关键便是这‘三个政府论’，在中国无法实行的实例，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
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下）
早年国会的特点
笔者曾一再强调，‘议会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政治转型运动的终极目标。不幸在转型初期，这个议会却是个无法躐等施行的体制，一个可笑的大衙门和政治盲肠。它那八百罗汉的议员也是颇为社会舆论所诟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级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这八百罗汉之中，却没一个罗汉，是由中国老百姓真正投票选出来的。他们原是各省区之内，对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宪派（老保皇党），甚或是一些特地为竞选议员而组织的各种社团的头头，相互斗争和协调，再经过各省县的咨议局或省议会（也不是民选的），和各省都督，分别指派出来的，他们没有选民。严格的说，他们也不代表老几。他们之中当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适所说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尤其是这个罗汉庙，却是个逐渐腐烂的政治酱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启超），一但投入，为时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党同伐异，争吵不休的北京特产的帮闲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们人多势大，而位尊禄厚。他们个体的年薪，平均为六千银元。以当时购买力来计算足够购买至少一千担华南的稻谷，或相同数量的华北大麦。这在当时饿莩遍地的中国之任何一省，都是个特大号地主的收入。另外，国会每次会议时，与会者更享有‘出席费’的高额补贴。至于山珍海味的宴会；花酒、鸦片、赌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这与当时彻底破产的中国社会中亿万民众的贫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们事实上，与当时贪污腐化底军阀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却是统治阶层中，最大的一个官僚集团，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议员也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做‘议事规则’。在正常集会时，除吵闹不休之外，往往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因为会议时法定人数，时有不足故也。当时很多议员个人生活也非常糜烂。吃喝嫖睹，拉关系，走后门，都视为当然。当年北京的红灯区，住满高级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国会议员，最爱光顾的游憩之所。社会人士也见怪不怪。君不见，当时清望所钟的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中国共产党的创党人和‘家长’，──陈独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的初期嘛。社会舆论不以为异呢。且用个今日大陆上的口语，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关于当年国会之不得民心，参见张玉法着，‘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九八五年台北版，所引媒体的报导和评论，页四五○─四五一。）或问，议会政治，在今日先进的民主国家里，都是全民景仰的体制，何以行之于中国，就糟乱若此呢？答曰，在先进的民主国家里，这种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我们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那有这么容易呢？百年回首，时至今日，二十一世纪了，且看台湾的议会政治，是否还有待改进呢？大陆至今对它还视为毒蛇猛兽，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总之，咱中国佬，要想掌握这套本领，恐怕至少还要半个世纪的苦苦磨练呢。近百年前，我们的老辈政客，看人家挑担不重，画虎不成，就出笑话了。
【笔者附注】我的好友，当代治民初国会和政党历史的权威张玉法、张朋园两教授，都相信书面史料，认为民初国会议员真的是当时具有选民资格（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选民选举出来的。（见张着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在下比两位张教授痴长半代。舍下亲友老辈，颇有当年国会中人。根据笔者个人幼年期所听到的‘口述历史’，就没有一个所谓议员真是经过选民票选的。这也就是我个人所深信，‘口述历史’往往可以弥补著述历史之不足的缘故。
再者，抗战后，我自己也具有选民资格了。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亲眼看到的立监国大代，也绝少是真正选民票选出来的。参选的候选人，其主要竞选的地区，不在他们参选的省县，而是在南京四处请托。当时大陆上最现代化的选区，上海南京应该是模范了。可是我在先岳吴开先先生逝世后，一次和上海区选出的立委马树礼博士闲谈，马公就告诉我说，当年在上海参加选举，‘没有开公点头，是不可能当选的。’其所以然者，是当时立监国大代的名额的分配，已由国民党各派系，和民青两党议定了。竞选者只能在各该党派中和自己的同志去竞选，与社会上的一般选民，关系不大也。吴开先先生当时是执政党、CC系驻上海监管选务的要员。没吴氏点头，任何竞选者，都难得冒进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后地区，尤其是民国初年，那就更不用谈了。
笔者本人在离开大陆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当过一阵编辑和记者，个人所见所闻的选举故事，也是笔难尽述的。此处谈点个人的观察，绝无意低贬前贤老辈，我只是觉得‘形势比人强’的历史古训。我们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是分阶段前进的。时代未到新体制不但是无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断的在回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远。
且看民初国会议员，在国会内曾享有许多独立行动的自由，包括拒贿和秘密收贿的自由（像曹锟贿选）。在国民党时代，虽然许多自由都没有了，但是竞选者如认为选举不公平，还有抬棺材抗议的自由。到共产党时代，不但抬棺材抗议的自由没有了，连开会不举手的自由也没有了。这就是历史三峡中的回水，把躐等引进的政治社会体制，回冲得，愈冲愈远的实例之一埃孙中山也受贿百万马克那时交战双方对中国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银弹攻势，从公开借款和半公开的酬劳、佣金、手续费用等等，到干脆的秘密贿赂，是千奇百怪的。历史本来比小说有趣，我们如把它详细的纪录下来，其故事之惊心动魄，就不下于福尔摩斯侦探案了。最难想像的是，连一代圣贤的孙中山先生，也变成他们帝国主义者银弹攻势下的受害人。为著「反参战’，他老人家也曾接收过德国政府秘密奉送底两百万马克的酬劳。虽然他实际上只收到一百万马克，另外一百万，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饱了，至今还是个天大的疑案。
为著「反参战’，中山接受了德国的大量酬劳，在当时是早有蛛丝马迹的，国民党的党史家，对此也微有所述。但是数目多寡，两方授受的详细情况，却是个不解之谜。一直到二战后，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再经过精通德语的资深华裔史家李国祁博士，对该项档卷的细心翻阅，始案情大白的。
李博士二战后留学德国，返国后曾任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有年。接触广泛，著述丰盛，中外咸钦。关于此项发现，李教授在著述之余，也曾在南港近史所，和台北国史馆都做过公开报告。国史馆主持人，当时是曾经孙国父耳提面命的党国元老黄季陆先生。黄公也公开认为此项报告为十分难得的一手史料。既是可靠史料，就该认真处理。
笔者有幸亦曾亲往旁听，也曾与国祁老友多次细谈。据李教授的深入研究，德国原赠中山之数目为两百万马克，而中山所实收者，不过半数；至于所余百万之款何往，李教授则认为，可能为经手人曹亚伯所中饱。但是一般民国史家都认为数目太大，曹君小党员，不会有如此大的肠胃可加以吞没也。另百万马克，有人怀疑，可能是由德国经纪人直接送给另一反参战钜头的岑春了。然耶？否耶？就有待更深入的考据了。
有的读者，读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难安。认为国父一代圣贤，怎能收受外国的贿赂呢？需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产的革命者。孔门弟子不是也说过，只要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他们那时搞革命的人，往往也认为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为着争取革命的成功，则何事不可为？这一概念，对伦理学家来说，可能有保留余地。但是近现代革命家，很多都是奉为圭臬的。当然它也不会有伤于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仅略低于美元。百万之数，在当时中国是吓坏人的钜款。它对其后的中国内战，所谓‘护法战争’，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我们势将继续讨论下去。下章再说吧。
二○○一年十月八日于北美洲
不是议会政治，是帮会政治
这也是转型期所避免不了的现象吧，这种不新不旧的政客，他们所表现的新旧之长，往往远不如他们所保存的新旧之短。前篇已言之，这种政客，在民初所组织的各种大小政党就不下三百余个之多，参众两院的议员，往往身兼数党，而且朝秦暮楚，为着一己政治利害，而变换无穷。
在袁世凯时代，所谓政党内阁，曾盛传一时。为着争犬入阁’，甚或‘组阁’，小党派成员乃纷纷结盟，毁党造党，分别形成了亲孙的‘国民党’和拥袁的‘进步党’，事详前书。在两党之间发生了争执之时，不用说‘肢体抗争’之激烈，不下于今日台湾之立法院。斯时去古未远，议员们所使用的文具，都还限于毛笔和砚台。在辩论激烈时，往往笔砚横飞，墨汁四溅，当之者就头破血流不成个人形了。所以后来国会之中数百只的石制砚石，都被钉牢在办公桌上，动摇不得了。笔者述史，为何连个小小的砚台，也不放过？无他，搞微观史学，从小看大耳。
我们要知道，台北今日所实行的议会政治中，一些肢体抗争的现象，只是大陆当年搞议会政治的遗传而已。一脉相承，没啥稀奇也。今日台湾，李前总统，和吕副总统，都不要做中国人了。但是他们政治血液的因子，还是地道的国产嘛，想做真正的日本人，也就很不容易了。大陆上的老江，今日之所以坚决否定议会政治者，朋友，您看看博物馆中，民初国会中的砚台，和今日台湾闹选举的乱象，您或许也会同情他底恐惧的。大陆太大，乱不得也。
以上所说的，还只是民国初年，搞议会政治问题的冰山之一角。至于他们如何搞实际政治，则明暗、大小就各异其趣了。在袁世凯时代，他们要参加选举总统，组织内阁，场面大矣哉。所以要毁党造党，从小变大，庶几人多势大，进而掌握大政。可是到黎段当政时，总统和内阁人选早定，搞政治变成搞小圈圈，以便争取实权、实利，搞大党就不如搞小派运用之方便了。因此政客之间的兴趣，就集中于组织小派系，和组织小而收获大的政治俱乐部了。
在老国会恢复之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