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第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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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堪设想的，则是拥袁称帝的‘筹安会’的成员和赞助者，竟有一大部分为老革命党员也。其时他们也可算是北洋系的头面人物了。他们底第一号头头杨度，晚年曾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举一反三，读者就可以了解到当年北洋系政客之复杂了吧！
等到民初新成立的‘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走向国会独裁的趋向时，异党政客乃毁党造党，重行组合，成立‘进步党’以为因应。国民党当时名义上的党魁虽是孙中山，而志在组织‘责任内阁’的实际领袖，则为宋教仁。进步党作为他们的反对党，在梁启超、汤化龙等率领之下，也就亦步亦趋的走向拥袁方向，甚至成为袁氏老北洋系的新细胞。也可说是北洋系的外围吧！芯肯怠ⅰ怠彩潜毖笸馕г铣频凼保阑⒘浩舫湟布尤牖す笥炊缘壑疲窃揽坏┧劳觯裨稍挤ǎ晒嵋皇本愀矗懒旱染山降痴停肆碜槠洹芯肯怠ㄔ芊ㄑ芯炕帷尤胗刀涡辛校晌问媳毖笙档男禄锇椤�
不特此也。在二次革命后，孙袁固然绝裂，国会里的国民党，却依然合法存在，并曾参加票选袁氏为正式大总统，其后才遭走狗之烹。然随孙而去的国民党，却也发生分裂。当孙氏开始组织其‘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突出其个人独裁的企图时，反孙的民主派党员，乃自组其‘欧事研究会’（研究欧洲大战）以为对抗。迨袁氏死亡，旧国会恢复，这组老国民党员，如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杨永泰、黄郛等人，乃在北京另组个‘政学系’来与直皖两系新老政客相表里，变成一支新兴而有力的北洋系边缘政客。
且看黄郛（一八八○─一九三六），二次革命时，他本是头颅有价的孙文死党，名列袁世凯通缉名单的首要之一。此时返京参加政学系，与北洋派合作，最后曾在北京政府中做过‘摄政内阁’的‘国务总理’，成为中国临时的国家元首呢。（参见笔者另篇‘政学系探源’，原载于‘海外论坛’，重刊于‘传记文学’六十三卷六期。）【笔者附注】黄郛是国民党先烈陈英士的盟弟，蒋介石的盟兄。‘二次革命’后，他们都是逃亡海外、袁政府悬赏有价的通缉犯。迨袁氏死后，通辑解除，他们这些职业革命家，又纷纷返国图谋在新政坛另觅出路。据黄郛夫人沈亦云女士告我，说：那时党人回国，另谋出路，‘有办法的’，都纷纷前往首都北京，见机行事。‘没办法的’，则只有南下广州去依附孙中山，暂时栖身。显然的，黄郛是属于‘有办法的’一群。去了首都北京，黄郛后来在北京政府中的崛起，原是从参加‘政学系’，作了皖系大总统徐世昌手下的红人。渐次攀缘入阁。但是他底国民党的老背景，使他又变成有‘倒戈将军’之称的直系军头冯玉祥的密友。当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一九二四），冯玉祥‘倒戈’回师占领北京，直系政权垮台，总统曹锟被迫去职，直系内阁总理顾维钧化装潜逃，国家无主，黄郛乃奉命组织‘摄政内阁’，做了一阵短命的国家元首。此即黄夫人所说的‘有办法的’实际意义吧！举一反三，所以笔者曾一直劝告同行治史者和读史者，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可以‘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妄评古人。黄夫人底‘有办法’、‘没办法’的观察，说的那一时代的话。至于国共两党来都建立了各自的政权，把孙中山颂扬成国父。那时代的人，无从预见也。他们眼光中的广东元帅府，只是一个灰溜溜的政治儿戏而已，为‘有办法的’人，所不屑一顾也。
当我在三十多年之后，把冯玉祥和黄郛合营的这次‘苦搭打’的内幕，告诉了当年的受害人顾维钧先生时，顾大笑，并以他不常有的中英双语，告我说：‘想不到黄太太那时也是个acplice（共犯）。’我又说：‘黄夫人说您那时是化装成一位美妇人逃走的呢！’顾微笑说：‘她在胡说。’他二人那时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口述史计划，不时碰面说笑。而我却是他们两方面的共同助理，所以也时常参加他们说笑。
总之，民初的游离政客，摇摇晃晃，纷纷合合，一共组织了三百多个党派。吾人读通史，但须知其来龙去脉节要而掌握之。细枝末节，就留待专著以述其详了。所以笔者不揣浅薄，也就把民初政党浓缩成半页故事如上。这半纸之论，希望能帮助一般读者了解，何谓‘北洋系’这个笼统的概念就好了。
兼论袁世凯汪精卫之覆辙
读者贤达，如略窥上述北洋系的来龙去脉，便知道它是民国初年掌握中国命脉的最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在袁氏倒行逆施，称帝之前，他对这一集团是可以绝对掌握，并可驱使他们来为人民服务的。不幸他权力太大，自信心又太强，终于滥用其权，来为非作歹，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终于王纲解纽，全盘崩溃，误国害己，莫此为甚？
袁世凯在民初的最后失足，其不幸，无独有偶，正与二十二年之后汪精卫在抗战期间所犯的错误，有其异曲同工之处。笔者昔年尝为文，‘论汪精卫的十大错误’，认为他前九次错误都可以改正，而得到爱护他的全国同胞的宽恕，只是他最后当汉奸这一错误，做得太绝了，无法回头，临终虽幸免于枪决，但是青史无情，汪某就遗臭万年了。
袁世凯也正是如此。袁氏犯了一生的错误，都有其改正的机会，只有最后的一次，妄想做皇帝的错误，犯得太绝了，无法回头，他就和汪某一样，万年遗臭了。袁氏濒死，终悟前非，乃有‘他害了我’的模糊遗言。此‘他’显然是他的孽子袁克定也。汪氏在敌国弥留时，不知是否亦留有斯言？若有人也‘害’了汪某，则此人应该就是他的恶妇陈璧君了。人世无常，袁汪二人，皆是一代才士能臣，一时之民族英雄也。生而不幸，遭遇到这么一对蠢妻、孽子，以致晚节不保终，而贻臭史策。后之当国贤豪，以史为鉴，可不慎哉？
大陆上的江主席，现在正在大倡其‘以德治国’的新号召。其实我孔孟之教早有明训。以德治国，应从修身齐家做起。身不修，家不齐，有现成的家教不要，却偏要坚持其马列史毛的斗争之说而不改；更有些领袖人物，迷恋于东邻切腹自杀杀人的靖国神社所传播下流陋习而不悟，一失足，便可能有袁汪二氏的相同下常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当国者迷，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吾侪升斗小民，虽位卑言轻，然值此文化转型后期，法治民主的前程在望，众志成城，我们要以全民舆论的力量，对领导我们的英雄人物善加规劝，务使他们不再重蹈误国害己的袁汪覆辙才好。这当然是题外之言、一派闲话。
武义亲王不受封
现在让我们暂时丢开袁汪两位悲剧人物，再回头谈谈黎元洪、段祺瑞这一对袁世凯的接班人，看他俩在那段‘转型中期’，搞些啥名堂？
先说说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这位湖北老‘黎黄陂’。黎公胖嘟嘟，笑起来，上海人所谓‘贼忒兮兮’的，看起来是一位憨厚的长者，大好人。事实上黎元洪也确实是一员‘福将’。虽然那位嘴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却偏要说他浑浑而有机心。（见‘胡汉民自传’）前篇已交代过，黎氏在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曾被送往德国留学，精修炮术。回国后曾在定远旗舰上做过‘炮弁’。甲午大东沟海战时，他在广甲舰上服务。广甲沉没时，全船将士大都殉国，而元洪善泳术，泅水逃生，大难不死。
嗣后黎氏回籍，改行，转入湖北新军。迨武昌起义时，他已累迁至协统（旅长）。当时在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都只是一批新军中的小卒，苦于有兵无将。而有‘黎菩萨’之称的黎协统，虽是个反革命人物，却颇得军心，乃被这批革命部曲所胁迫，出任革命军都督，领导武昌起义。其后竟能与袁世凯南北对峙，唱其对台戏，而名满天下。迨中华民国成立，开府南京，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黎论功荣任副总统。迨孙去袁来，民国政府迁往北京，黎连续当选为袁之副总统，却婉拒北上。以兼湖北都督身分，拥重兵盘据武汉，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后第一大藩镇，而袁大总统亦无如之何。
可是民国政局发展至此，黎氏也已逐渐摆脱革命阵营，而投入袁党。为树立其个人派系，黎氏竟将当年拥其出山的革命小将，所谓‘湖北三武’，以个人权术连诛其二人，以防反侧。事详前篇。至此革命与反革命两方，始知‘黎菩萨’原非菩萨。
在‘二次革命’期间，黎已公开镇压革命，为袁氏的马前之卒。然黎元洪当时虽贵为‘一人之下’，然究非北洋嫡系。袁大总统对其割据华中，固早存戒心。迨袁氏敉平革命三藩（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广东胡汉民）之后，狡兔死，走狗烹，乃以段祺瑞代黎为湖北都督，软硬兼施，以毒攻毒，迫使黎副总统北上，在北京供职。自此黎氏遂窝居于袁氏之侧，形同软禁。至袁氏称帝时，黎氏以副总统之尊，被袁封以中华帝国之最高爵位的‘武义亲王’。所幸袁皇帝对其原定接班人，尚略宽于后来的毛主席。黎副总统尚享有不受封的自由，从此这位不受封的‘亲王’，就和他的老对手段总长相呼应，对洪宪皇帝作消极抵制。
段此时手握重兵，窝里策反，使袁痛恨不已。黎此时虽无一兵一卒，究竟位备储贰，非克定所能及。他黎段二人，一虚一实，联手抵制帝制，以致袁氏登基未成，而肱股已折，新皇上对他二人，亦无可如何。再加上冯国璋那条猎犬坐镇江南，态度不明不暗，对新皇保持距离，因此不待蔡锷返滇，而洪宪王朝本身，固已山穷水尽矣，悲夫？！
两岸现势，源于黎段
以上诸节所述，笔者在拙著‘袁氏当国’前卷，曾作过更详细之缕述。本篇只是温故知新，将前篇通史简化而本末之而已。盖通史卷帙浩繁，读者一气呵成，从头读起者，实为数极少。其他半途插队，抽卷而阅览之，盖是现代化忙碌社会之一般习惯。试问当今史学界的博士教授院士者流，有几位有此耐性，能把司马温公的名著，从头细读一过哉？不能从头读起，而各取所需，半途抽阅之，如此则通史作者于关键章节，编其本末，而酌量重叙之，庶免中途插队的读者对书中所述故事未知底蕴而有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之感也。
话说从头，袁氏断气之夕，北洋派文武大员，曾一致叫嚣，企图对段祺瑞黄袍加身，作集体之推戴。而段氏则坚决谢绝，并力举黎元洪继承大统。关于段氏此时之谦逊，一般民国史大家，类多以讥刺语调出之。认为段之拥黎，是迫于环境之不得已，而非其私心之所欲为，才有后来的黎段之斗、府院之争，贻祸无穷。而黎之背叛革命，投袁自肥，偷鸡不着蚀把米，也是咎由自龋只是他二人府院互斗，祸延国族，至今未已。治史者如寻根究柢，则黎段之争，才是今日两岸对立的始作俑者。不信，试看他二人继袁未及数月，便势成水火。在所谓‘府院之争’中，各拥党羽，互不相让。斗得你死我活，终于惹起溥仪复辟，民国中断。最后酿成孙中山开府广州，护法反段，弄出一国两府，国家从此分裂，再未复合。骨牌效应，直至于今日，仍然两岸对峙，各不表述。他二人所作之孽，贻祸至今未已也。
上述这项研究军阀史的传统结论，谁曰不然。这结论原未可厚非嘛。可是吾人以社会科学治史，如果把侧重人事纠纷的微观史学，看成历史的本体，就有违于社会科学的法则了。因为历史还有其宏观的一面。古语说：‘形势比人强。’局于某种历史形势，虽齐天大圣，也跳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也。把人事纠纷，误为历史的全部，那就是‘军阀史话’、‘三国演义’的史学了。
我们在历史三峡之中，看他梢公舵手，使尽他们底浑身解数之后，还得攀登巫山之巅，俯首观察江流大势，看看他们的王浚楼船，是怎样通过三峡，驶出益州的？读者如不惮烦，当于下篇谬作导游，与同游诸士女再细论之。�
二○○一年五月二日于北美洲
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上）
上篇我们曾提到，在袁世凯死后，他的两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势成水火，两不相让。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后，终于把个统一的中国，弄得一分为二。骨牌效应，直到今天（二○○一年），还无法复合。话说到底，他二人为什么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呢？为什么他二人斗争后遗症的骨牌效应，又拖得如此深远呢？一般史家都见怪不怪，认为这只是两个军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