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爱情-第8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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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省一段时间，如果经过反省仍得不到好结果的话，这部小说就只好以这个样子死于非命。
回想一下：在这一期间我并没有对这部小说做什么确切的阐明，或者是形成什么替代的习惯，或者以约定的语气悄悄地暗示以后要怎么做的计划和构思。突然，某种疑心强烈地抬起头来。这也说不定。实际上这部小说只不过是现实的外壳而已。关于应该在体制改革以后，以实现体制改革为内容来写这部小说的质问也是充分可能的。站在提出这种质问的人的立场上看这部小说，我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感觉：它就像一具吊在横梁上的骷髅，被风吹得东摆西荡。不过，就像所有的事情一样，这次的问题也并非那么简单，我也没有办法。
从动笔写这部小说开始，我经常想起“蒸鬼鱼”。按照曾经流行过的巧答题的说话方式，我要回答，我的小说就是“蒸鬼鱼”。据我所知，“鬼鱼”长期以来一直受歧视，被认为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不久前其食用价值才开始被认可，并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在此之前，渔夫们若看到鱼网中有鬼鱼，会带着倒霉的表情把它拿出来随便扔掉的。我习惯于一边写小说一边反省，但是，其中大部分不能直接放进这个叫做小说的网里，只能悄悄地放在创作日记或札记里。可是现在，我却把那些东西汇集起来写这部小说。打个比方的话，我就像某位阿婆把那些扔在海滩上的“鬼鱼”拣回来，然后想尽方法把它吃掉。不过，正如我多次说过的，比喻只是比喻而已。所以，我现在一边莫名其妙地翻腾着“鬼鱼”，一边想说，我并不属于这方面的开拓者，也不指望。不久后这样的小说会像现今的“蒸鬼鱼”一样，人气兴旺，我只是想自己小心翼翼地诊断一下。既然那些被随便扔在泥滩上的“鬼鱼”也有自己的某价种值，那么我这种随想式、诺言式的小说是否也有存在的理由呢？好，现在我真的要结束这一章了。暂时停手前我想再次跟读者许下诺言，那就是这部小说的体制改革。
开始新的一章总是令人感到快乐、自由和特别舒服的。最近我分明意识到，对我来说《赤身与肉声》是一个快乐的空间。这里容许几乎是所有的东西，我可以说所有我想说的话，也可以不说（每一章在没有特定对象的同时又拥有小说本身这一非常明确的对象）。到目前为止，写小说还从未成为一件痛苦的事；同样，如果写作本身不能让我领略到充分的快乐，
我绝对不会写这种非正常类型的小说。这一点或许同样适用于读者。因为对那些可以从一般的小说里得到充分乐趣的人来说，这部小说肯定是毫无意义的。
现在我又重新坐到了书桌前。摆放在我面前的家什，又一次成为我的镜子。我有一种习惯或者是爱好，就是把自己定期面对的东西，都当成是一面镜子。它们会把我变化的样子，毫无保留地向我显示。不过，真实的镜子只会照出我渐渐衰老的面容，而类似桌子、打字机和书这样的镜子向我呈现的，却往往是同一副面孔，甚至是更年轻的面孔，而让我吃惊。这种镜子不一定只是物体的，我所反复接触的所有人对我来说也都在履行镜子的功能。他们会把我转换成一种变化无穷的样子反射给我。虽然他们自己日渐衰老，却艰难地反射出我更加年轻的影像。突然我想这么说：也许他们是为了成为时时刻刻变化无常的我的镜子而变老了。反过来，我又是其他某个人的镜子。贪心一点说的话，我甚至想成为我见过的所有人和哪怕只能见一次面的人的镜子。这样就算老得再快也没有关系。我会根据自己要反射的人的情况来改变作为镜子的自己。现在我要仔细看放在眼前的那面叫做打字机的镜子。但是，好像还没有调整好焦距，所以我的样子模糊不清。
为了找准焦距，现在我把在这期间为了写这一章而准备的那些笔记本满满地堆在打字机旁，然后整理一下思路。我想根据我先拿起哪本，或者是翻开哪一本哪一页，来决定我思路的方向，以及我在本章中会采取的态度模式。过去我有时会因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而感到茫然，但现在大致翻一翻就可以找到很多。我现在是沉浸在所谓幸福的苦恼里，另一方面却又感到犹豫不决。那是因为，当事先准备的内容过于充分时，那种饱满感会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松懈下来，以致错过许多机会。
有趣的是，某一瞬间浮现出某种灵感，对我的写作而言，也许是长处，但也可以作为短处起到负作用。就是说，当我意外地突发奇想时，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是哪里来的意外收入”的感觉；相反，当不管多么努力，但仍什么也得不到时，又会陷入“这又是什么不幸”的疑惑之中。所以一般情况下，我的写作都会倾向于幸福或不幸，二者必居其一。当写作前准备的笔记本足够多的时候，我会感到心里很充实；但是一旦开始跟着预定的思路走，又会从心里不痛快。反过来，在准备不足的状态下开始写作时，我会感到不安，甚至是感到焦虑；但是，在渐渐找到感觉之后，就可以感到某种开创性的快乐。
刚刚我不知不觉中止了写作。也许是感到不一定非以这种形式继续下去，而在作出新的选择之前，应该先做一番全面回顾，并整理一下思维的缘故，所以我在上面空了一行。
那一个空行既是陷阱，又是空白。我想象读者会在那里感到诧异：为什么要空出一行呢？然后带着些许好奇心跳过那一行。这一瞬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还有一个抱在怀里的婴儿。弗罗斯特的诗是广为人知的《雪夜林边小驻》。如果忽略它的排行，只按段落把全文抄过来，就是如下的内容：我也应该知道这片树林的主人是谁，但他的家却在村庄里，所以看不到为了欣赏林中雪景而暂时停在这里的我。/我的小马会感到奇怪。因为我在一年中最黑的晚上，停留在连农舍也没有的一片树林和冰湖之间。/小马的铃声叮叮铛铛地响，是否有什么错误？此外只有轻风和像棉絮一样的雪花落地声。/树林是又美丽，又暗，又深。但是我有约在身，所以在睡觉前还要去几个村落。
可能有些读者已经看出我要说的话了。既然已经卖了关子，那就让我若无其事地再说几句。当我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孩子走路时，当我因为突然有什么需要观察，或者暂时想什么事情而停住脚步的时候，那个孩子会因为不知道我为什么停止脚步而一时伏在我的怀里悄悄等待，但很快又会感到烦躁而乱动不已，催我走，快快走动。这跟马不知道主人为什么停留在积雪的树林里而晃动铃铛是一样的反应。但是现在，我看到暂时停止写作的我，想象着摇头晃脑的读者，并不想把他们比喻成马或孩子，否则就跟一些恶意的笑话没什么两样。我所谓的马和孩子指的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我正写得流畅，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停住，茫然地等待着能给我带来新契机的下一个瞬间。那个等待的时间并非痛苦的煎熬，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只要静静地等待就可以。没有必要胡乱晃动身体，或是用力拉车，事实上也不能那么做。如果这么一折腾以后跑了题，那我也会跟它一起消失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小说会突然再一次中止，也不想知道，因为再怎么想也无济于事。
这么看来，我的读者，干脆就是些不知真相的跟踪者。他们的跟踪手法本来就很出色，以致我经常忘记他们在跟踪我。有时偶尔想起他们的存在而回头看一下，却全然看不出他们跟踪的迹象。不过，不管实际上怎么样，在任何时候我都很在乎他们。他们比我更有能动性。当我的小说突然停在那里，而且短时间内不打算再前进时，他们不会一边感到诧异，一边等待我的动向，而会毫不犹豫地把我留在那里，自己很快离去。因此，跟马和孩子一样的是我，而且我的小说与读者处于同一等级。我被夹在我的小说与读者之间的缝隙里，就像对小说的进展凝神屏气一样，从被读者跟踪的事实中感到快乐。他们有时是一群敏捷的警察，我绝对不能摆脱他们的跟踪。他们从四面八方突然涌出来，让我方寸大乱。
上面说过，我并不想开恶意的玩笑，但是，那种玩笑也并不是开不了的。比如，下面的这些话就能成为一个恼人的玩笑。这种矛盾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不均衡。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跟直接的生产者相比，是那些相当于中间商的所谓第二、第三生产者们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不仅如此，作为后生他们在道德上也比前者占有更优越的位置，甚至想把前者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开玩笑地说，这种处境多多少少也能搬过来用于文化的制度化。比如说，如果诗人或小说家是直接生产者的话，那么评论家就相当于二次生产者，仔细分析一下，在
这里后者比前者在某些方面说话的声音更大，而且更有重量和权威性。
不过，重申一遍，这些话不过是个玩笑式的、幼稚的比喻而已。我只希望包括评论家在内的读者，在这紧要关头里能会心地笑一下。我完全没有借此讽刺评论家的意思。但这并不代表我对我的读者们没有遗憾。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我而言，在任何情况下评论家都不是讽刺的对象。我只把他们当作我的写作过程中需要正面相待的对象。再说，我不相信从一个比喻可以一次性地获得真实的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是一个小说家。有时我甚至感到写作只是单纯的再生产，但是，或许只有这样继续写下去，我才能勉强地找到意义。也是顺着这条思路，最近我不顾对自己写作的无法摆脱的怀疑，反而写得更多。正这么说着，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狂想症患者。难道可以把最近讲了很多关于自己和周边故事的我，跟一个狂想症患者联系起来吗？但是，这次是比喻本身就显得过激和生硬，连我自己也说服不了。
变换一下说法，可能会更明确一点。我觉得自己最近成了一个通过把生活变换成故事来谋生的怪物，一个把刚刚还在贪婪吞食的东西到处乱吐的怪物，一个吃又吃不了，吞又吞不下，吐又吐不出来的无比可怜的怪物。
再回到之前的那句玩笑，我为什么特意说这是玩笑呢？说实在的，我仅仅是想通过瞬间写下的那句话，让我和读者可以会心一笑而已。刚才所说的话应该是最正直的，动机也非常单纯，然而其结果或是传播的效果却并非必定单纯。既然如此，那就再多说几件事吧。
我自认为对所有的权威都有近乎被害意识那样敏感的排斥反应。当然，所有的制度里都会或明或暗地渗透着权威性的气氛，还散发着那种气味。因此，往往在别人还没有感觉到那种气味和危机，或是声称某件事在生活中屡见不鲜，跟权威不权威没有关系的情况下，我就已经敏感地做出了反应。每当这时，我就不得不用我的方式来应对那些刺激我的东西。一方面令我饶有兴趣，但另一方面又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只要你不放弃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活的权利，你就必须明白，这个社会的权威压迫着每个人；而为了不被大的权威压迫，就必须不断地向琐碎的权威屈服。这里又一次暴露了我的异说：如果想要获得大的自由，就得放弃无数小的自由。对抗小权威、守护小自由会带来极大的反作用和不便感，假如连这些也要去抵抗的话，人是会粉身碎骨的。社会不能容忍具有那种倾向的人，所以要经常让他说对不起、抱歉等等。
刚才我感到了想骂一句“卑鄙”的冲动。但事实上这样说并不卑鄙，它只不过需要有一个明了的认识对象而已。我想读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从内心里感到忧虑，甚至要骂一声“该死”，因为我，或是我的小说未免太随便了。我是对这部小说持怀疑态度的，我想让他们确信抓住了自己的正确判断并为此而高兴，哪怕是一个瞬间也好。随便写有什么不可以呢？就算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有那种想法的人也无所谓，我也没必要感到侥幸。我之所以涉及随便的话题，是因为我发现在这部小说成形的过程中，其内部也慢慢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权威的骨架。是我正在写的小说，以某种制度性的、权威性的体制在压迫我。这才是真正该死的东西。
我曾经翻译过兰波写给贝蕾兰妮的信，有兰波大骂自己的句子。这个短句直译出来，就是：像我这样的家伙只配吃狗屎！这句带感叹号的骂人话，在信中被重复使用了二十次左右。我看着那个句子，为不知该怎么翻译而苦恼了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