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 2007年第6期-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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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　
　　大作家写大现实，小作家写小现实。大千世界，每个作家都不可能去写鸿篇巨制，更多的作品只能取一瓢饮，以小见大。能微言大义，几句话里说乾坤，就显出作家的功底和阅历，及对世界的一种透彻的把握。凭我的心力，我应该关心的现实，我能够写的现实。更多的是哪一些呢？　
　　我所关心的现实，不是自以为离我较远的那些阴暗的东西；比如政治权谋；小人勾当。我知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无丑不有，但我更相信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些做了阴暗事情的人，他们的内心一定会被阴暗包围。没有阳光的快乐，这就是报应。这些事，不是我这等小女子所能够关心的，关心了也没有用。以天下兴衰为己任，操心天下大事，这都不是我能真切体会的事情，都不是我的现实。作为一名普通的女性，感受中国绝大多数女性正在感受的生活日常，我更愿意从包围自己的生活中出发。我认为我写我及周遭的人的生活，我就写出了一种普遍性。　
　　所以，我的现实是另外一种，它是大众的、普通的、卑微的、无常的、有些戏剧性甚至还有些荒诞。我相信，我所说的现实，这是由恒河沙数之多的小人物的命运组成。我只能关心和感受这个。我所关心的现实还有自己的内心感受，这是另一种更真实的生活。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常常陷入一种冥思，在想象中，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这让我感觉到了生存的另一种快乐，我同时也会把内心的生活写入我的作品中。我始终认为，一个丰富的心灵，一定会给短暂的人生带来无限的意义，让人的一辈子活出几辈子的精彩来。　
　　这些年我就这样写着我的心、我的思、我的想、我所看见的，我所感受着的。事实是，我从来就在现实里面，现实就像是一桶很湿润巨大的汁液，将我整个浸泡了，而我就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现实具体可感，有小人物的甜苦酸辣，快乐忧伤；更有小人物无法改变的宿命，这些已够让我表达了，要把这些写好已费了我老鼻子劲了。真的，我不是政治家，我也没有政治野心，我写出我们这一代普通女性正在感受着的种种感受，我的理想就这么小。我的写作就冲着这一点展开，面对那些“大字号”的作家，我愿意守着我的“小”，做一名小小的写作者。在某些人眼里；我的理想；确实显得有些不可救药。　
我写作，我疑惑，我彷徨
杜　涯　
　　说真的；至今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懵懵懂懂地就成为了一个诗人的。既然成了一个诗人，就不妨谈点与诗歌有关的东西。这里暂且不谈诗歌的民族性、世界性；不谈诗歌对人类命运的承担、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引领，也不谈诗歌对于时代的责任。不谈这些大的东西。我只谈谈在写诗的间隙，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作为一个诗人心中所出现的疑惑。　
　　我来自中国的农村，不用我多说，人们也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可以说是少数从农村逃出来的人中的一个。我从农村逃出来了，但还有许多人留在那里，这其中也包括我的亲人。我是逃出来了，但我却丝毫不能把从那里逃出的那个地方忘记，不但不能忘记，反而看得更清。我不能忘记，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的女儿，它是我的身份证。当我回过头看去，我才真正看清了我所逃出的那个地方，那里的人们是怎样在挣扎着生活。春来秋往，在穷乡僻壤，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他们默默地无望地活着，然后生病，老去，一代一代就这样过去了。我不否认，当他们常年在田间劳作时，某日在抬头的瞬间，他们忽然看到了头顶的蓝天；听到了空中吹过的风声，他们会忽然心中一动，想起了一种久违了的光亮的东西；他们干枯的心会忽然柔软那么一下，也许一年当中也就那么一次，他们感受到了可以称之为诗意的东西，然而，他们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从来也不曾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过。　
　　我逃出那个穷乡僻壤后，曾无数次地回到那个地方，当我走在仍留在那里的人们中间，当我看着他们干枯的面容、浑浊的眼睛，因对宿命的认同、接纳而不再挣扎了的神情，因被长年的疾病缠身又无钱医治而听天由命或等死的无望神态；我都在想：我能为他们做什么？我的诗歌又能为他们做什么？他们，包括我的亲人；他们不读我的诗歌，他们也读不懂，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在写诗。我的诗歌不能给他们任何帮助，不能给他们希望和梦想，即便我能记录、反映他们困苦、挣扎、黑暗的生活和命运，那又能怎样？几千年前《诗经》就在记录，后来杜甫、白居易又在记录；他们世代的命运改变了吗？他们今天过的生活和以往又有什么区别？我即便记录了，也只是日后对某些衣食无忧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有用，但对今天的那些个在生活中挣扎的个体，又有什么用？他们照样过着他们的困苦、挣扎、黯淡的生活；经历着他们无法又无力改变的命运，虽然一代一代可能都会出现都会有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记录、反映下来的诗人和诗歌。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诗歌写作”几乎是能将其心灵照亮的唯一光亮；正是还能“写诗”使他看到了生活中的一线光明，活着的意义。事实上我知道，在许多诗人那里，他们澄澈的心灵非常明白，这一线光明和意义都是虚的，是不堪一击的；是随时都会消散在时光中的。随着死亡的到来，这一切也将会化为云烟。“写诗”对他们来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件事情。这是他们的理性之后的勇气所在；也是无奈之为，毕竟，一个人来到世上，他活着，必须有他活着的理由。他活着，必须看到或抓住哪怕一线的光明，“写诗”，就是一个诗人所能看到或抓住的那一线光明。“写诗”，是一个诗人对抗内心黑暗的工具，也是对抗必将到来的死亡的一种方式。　
在路上
李小洛　
　　安康是秦岭以南，汉江边上的一座小城。　
　　1972年春天，我就出生在这个小城一个露水厚重的早晨。5岁前，有一点孤僻。没有兄弟姐妹，也不和同龄的伙伴玩。更多的时候愿意自己一个人呆在一个光线暗、没有风的角落里倾听大人们说话。安静地看着他们，看着周遭的这个世界。　
　　过完5岁生日，被妈妈带去了她任教的边镇小学，一边学画，一边上学。　
　　第一天下课，我坐在座位上给一直疼爱我的祖母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我告诉她，等我长大赚到很多钱，到她老的时候，我会买很多的丫鬟来伺候她。收到我信的老祖母后来真的活到了很老，83岁，无疾而终。但在她最后的几年，她老糊涂了，常常认错人，把张三的帽子戴在李四的头上，还埋怨人家高傲。唯一能记住的人就是我。那年中秋节前夕，听说我要回去看她，很高兴，忙里忙外地指挥人提前为我收拾床铺，后来，大概是有点累了，就坐在窗户下晒太阳，怀里抱着她的猫，一边摸着猫的脑袋，一边脸上微笑着，摸着摸着，手就耷拉了下来。那之后我也毕业了；工作了，在一家医院的妇产科里一呆就是十年。直到离开，去了报社。　
　　如今的每天清晨，我在安康这座小城的某一处高楼里慢慢醒来后，就会慢慢地起床、叠被、刷牙、洗脸：穿鞋、出门、下楼，带好头盔，围上围巾，拨弄出埋在衣领里的头发，拔出钥匙，发动摩托车的引擎，慢慢地把自己投放到大街上穿梭往来的车流人流当中。行走，或者停留，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混沌。　
　　每天晚上，我很晚才睡下。在房间里发呆、写诗。不知道要等待什么，也不知道那个迟早要出现会前来敲门的人是谁。或许我从来就什么都不等。我只是要这样：“慢慢地说话，慢慢地喝着杯子里的清水，等冰雪融化，和那些迟早要开的花朵。慢慢地坐在田野上，看比我更快的蜗牛们沿着一些时光的轨道爬行，让一切因果慢慢地发生和循环。”对于这一切，我不比哪一个安康人更明白。　
　　油菜花开的时候，有蜜蜂从南方来，提着它们的小篮子开始一年的忙碌，陵园路的树叶慢慢泛青。夏天不到，街上的女孩子就已早早地穿起了吊带裙，穿过长长的步行街；陵园路有新上市的丝绸，不远处那些卖农药和谷种的小店，他们也在为生活忙碌着。　
　　但我路过，只会习惯性朝那些乞丐站立的地方看上一眼。他们中间有一个其实早就不在那里了，去年冬天最冷的时候，他就死了。一根枯瘦的火柴棍，燃尽了，熄灭了，化成了灰烬。但他在这条街道上乞讨了几十年，我总是感到他依然在那里睡着。因为这条街上，只有他才是我最感兴趣的景象。在其他的更多的时候，行走；对我来说，都是毫无意义，漫无目的的。　
　　但已经停不下来了。我常常感觉身后就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巨大的人潮和风，在不断地涌来，他们挟裹着我，不停地向前推进，像一台开过春天的推土机一样；巨大的牙齿啃住破碎的大地，一直要朝流火的夏天开去。不能中途停下来，如果像一棵简单的树那样停在路边。那些人群、车辆、推土机，就会从我的头顶，我的身体，房屋上狠狠地碾过去。所以我只能跟着这股力量不停地走下去。像一列火车，一条铁轨那样不停地伸向远方。去更远的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