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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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澄清了自己的真名后写的回忆录手稿中，他回忆了自己从事反间谍和打击犯罪活动的时光（有一些是他已出版的书中没有的故事）。那是他在联邦调查局比较开心的日子，心情较为轻松，也更为接近当年的“深喉”。他说出了自己引导伍德沃德（他强调不是泄露伍德沃德所不知道的信息）寻求水门事件真相的根本原因。在那些压力重重的紧张时刻，马克感到自己似乎被白宫、司法部甚至联邦调查局的新领导层围困了，他觉得自己似乎是孤身一人在为联邦调查局的清白战斗。他写道：“当时的糟糕情形是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得有一个‘独行侠’绕过层层阻碍直刺白宫心脏。”这很符合他的公众形象。在人们心中，马克就是藏在停车场黑暗角落中的一个人影，引导着一个年轻的记者去追寻正义。马克把自己看成一个蒙面执法者，独自为正义而战。

　　现已九十多岁高龄的马克·费尔特仍然思维敏捷，善于表达。尽管双手颤抖得厉害，他依然有着令人愉快的幽默感和让客人宾至如归的领袖风范。他对自己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仍然记忆犹新：他已故的妻子奥德丽、他严厉的上司埃德加·胡佛，当然，还有鲍勃·伍德沃德以及其他人，尽管马克已经逐渐淡忘自己作为“深喉”的那段经历——秘密会见伍德沃德，决定如何引导他发现事实，掩藏自己的行踪防止暴露身份等等——可现有的记录已经足以告诉我们世上最著名的线人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搜集和整理了马克的大量手稿，排列出造就了“深喉”这一神秘人物的事件和因素，包括最初他追踪纳粹和苏联间谍，打击堪萨斯城犯罪团伙和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里胡佛理念的捍卫者等等。本书将使我们所知的马克·费尔特其人其事变得更加丰富清晰，并带我们深入了解是什么促使他成为了“深喉”。

　　二

　　马克曾经也风度翩翩。他身高六英尺，通过经常锻炼保持了好身材和健康，还是个不错的运动员。他那异常浓密的黄棕色头发在20世纪60年代时变成了漂亮的银白色，配着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十分协调。他的嘴唇总是略微向左翘起，使得他的下颚线条显得更为刚劲，并给人一种沉思的感觉，还能稍作改变就扮出一副怒容或是动人的微笑。

　　他戴一副黑色角质框架的眼镜，喜欢穿带有明亮蓝色或灰色条纹的西服；　配以笔挺的白衬衫和意大利风格的领带，做工非常精细。他站如松、坐如钟，形象气质令人起敬。

　　马克善于倾听，总是通过别人说的话观察、感受和捉摸对方的心理活动，自己不轻易开口，而且他所用的语言始终简洁明了。这种少说多听的特点使他能在不同的对象面前展现不同的个性。在一线探员面前，他作为监察处高层官员总是一副威严、铁面无私和喜欢寻根问底的执法者形象；而在其他联邦探员的妻子眼里，他是一位友善、细心和有魅力的绅士；在白宫里的对手们看来，他是个难以捉摸的同僚，办事审慎高明；在他的上司印象里，他是个刻板却勤勉的下属。一名1970年退休的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卡撒·“德科”·德洛克曾经说：“马克令我想起一位安静的基督教浸礼会牧师，看上去不像一个领导人，而是一个恪尽职守的职员。”




序言（4）




　　马克是用心培养出这种改变形象的本领的。在20世纪60年代身体语言还是个新概念的时候，马克就开始留心学习这种技巧。马克有一个老朋友、老邻居比伊·里德·伯克，是一名营销顾问。他说马克对销售心理学很有兴趣，常常向她讨论这方面的知识及措辞和表达的技巧。马克的聪明给伯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说：“马克的洞察力异常敏锐，谁也休想骗过他。”

　　正是这些特点使马克成为联邦调查局传奇人物胡佛的得力下属。善于倾听的马克懂得让热衷于发言的胡佛觉得每个决定都是他的主意。毫无疑问，马克深谙与胡佛打交道的方法，他对自己的本事很满意。另一方面，胡佛也同样让马克折服。这令马克传承了胡佛在水门事件前就树立起的联邦调查局的光辉形象：一个追求美国最崇高的价值理念，拥有世界上最优秀、最高尚的情报人员、廉洁奉公的执法机构。

　　马克肩负起了捍卫联邦调查局形象的重任。在他心中，联邦调查局是保卫美国的法治和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生力军，而在腐败的政局中维护联邦调查局的正直就是保卫国家。在水门事件发生前，马克就表露了这个信念。1972年初，专揭丑闻的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公开了一个名叫迪塔·比尔德的游说者写的备忘录，其中内容显示尼克松政府司法部准备撤消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的反垄断诉讼以换取该公司提供的四十万美元政治献金。白宫要求联邦调查局宣布那本备忘录是伪造的，而马克依据局里实验室做出的结论坚持说那本备忘录很可能是真实的。

　　马克还曾一度努力清除联邦调查局内部的问题成员以维护联邦调查局的纯洁。他和负责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的助理局长威廉·沙利文较量了多年。与温和、整洁的马克决然不同，沙利文是个粗暴、邋遢的家伙，他凭借反共产主义调查活动（精明的胡佛利用这个来抬升联邦调查局的地位，向国会争取更多的预算经费）爬到联邦调查局权力高层。作为反情报官员，沙利文的地位主要在电子侦察等秘密行动领域，很少涉及局里的在编人员。而马克则以他在一线探员和监察员岗位上的出色表现以及主管全局的纪律检查工作而在监察部被委以重任。

　　两名联邦调查局官员的差异如此之大是史无前例的。沙利文对所谓“休斯顿计划”的支持（也可能是匿名参与炮制该计划）使两人的争执白热化。那项计划实质上就是一场大范围的侵权行动。白宫发起的这项计划动员了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及其他情报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手段包括电子侦察、电话监听、截留邮件和无证入室搜查等，其目的不是维护国家安全，而是尼克松总统的政治前途。

　　这项非法计划最终被马克粉碎，迫使尼克松因为再也无法利用政府情报机构办事而招集了一个非法的特务组织，即所谓的“水管工处”来继续他的阴谋。马克在这场战役中大获全胜。这起事件沉重打击了沙利文并最终迫使他离开了联邦调查局，可同时也使他更加深入地参加到尼克松的阵营之中。成为尼克松的帮凶后，沙利文不仅协助白宫打击《华盛顿邮报》，还很可能在后来的水门事件调查中很早就指出邮报的关键信息来源是马克·费尔特。

　　1972年5月2日，胡佛突然病逝。在那之前，费尔特就已经成了白宫雷达屏幕上的可疑目标。为了让联邦调查局顺从于白宫，本该顺理成章继任为局长的费尔特被尼克松弃而不用，反而任命了一个平庸而听话的官员取而代之，此人名叫L。帕特里克·格雷。许多分析家认为正是这件事激起了费尔特的不满情绪，并使他扮演起“深喉”的角色，开始对抗尼克松政府。费尔特也承认自己当时很失望，但他还是努力平息了自己的情绪。格雷上任后保留了费尔特作为二号人物的副局长职位，并将大部分事务交给这位长期在局里工作的专家决定，而他自己则很少去总部办公室上班，因此被人称为“三天格雷”。费尔特心满意足地担负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水门事件之前，他掌管着联邦调查局所有的重要案件和重大决策，在他的领导下，联邦调查局成了一部高效运转的机器。同时，费尔特还捍卫了联邦调查局的廉正，顶回了那个有道德问题的政府发出的一连串指令。“独行侠”掌控着当时的局势。




序言（5）




　　费尔特深谙如何在工作中发挥媒体的作用；　这一点在他成为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后很快就被展现了出来。胡佛死后不到一个月，联邦调查局就接手了一件大案——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在马里兰州劳雷尔市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遭遇暗杀，并因中弹受伤而瘫痪在床。费尔特预感到这个事件可能会引起一场政治风波，到时政坛的左右两派都会指责对方为争取竞选优势而策划了这场暗杀，以除去这个保守的民主党对手。于是他将联邦调查局奋力调查出的结果透露给了《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随后一个长篇报道出炉了，证明刺杀未遂的亚瑟·布雷默是个无组织的狂热分子。两派的互相猜疑被攻破了，费尔特平息了一次潜在的风暴，保卫了联邦调查局和美国。

　　水门事件发生数年后，费尔特仍在保卫着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水门事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深喉”）引发的对政府权力滥用的大范围整顿活动已经波及到了联邦调查局自身。对于费尔特而言，那场运动的顶点是在1976年8月，他独自出庭为自己的探员作证的时刻。事件起因于联邦调查局对“地下气象员组织”的查处，那是一个恐怖组织，在五十个政府机构大楼制造过爆炸，其成员还在美国的敌对国北越和古巴接受过训练。然而许多联邦调查局的一线探员被指控在1972和1973年调查该组织成员的亲属和朋友的过程中无证入室搜查。费尔特在华盛顿大陪审团和全国性媒体面前承担了下令入室搜查的责任，把检察官的目标转向自己，从而让那些一线探员免遭指控。结果费尔特被起诉定罪，他承担了一切后果是因为他坚信联邦调查局与外国势力支持的恐怖组织的斗争是正义的。

　　费尔特在被审判前的几年里一直遭受着政府的折磨，在作证的过程中饱受压力。水门事件发生后，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被宣泄到了“地下气象员”一案上，那几年费尔特随时可能从一名证人变成此案被告。坚强的费尔特依然沉着而坚决地为联邦调查局和自己的行为辩护，否认联邦调查局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有不当之处。他毫不让步，决不为得到从轻处罚而将责任推向格雷和其他联邦探员，甚至在当局私下提出给他定不入狱的轻罪以了结这个困扰他的案子时，他都一口回绝。在尼克松以证人的身份为他辩护时，费尔特冷眼相对，因为他知道这位不光彩的前总统曾在一个看不起他的城市陪审团面前攻击过被告。

　　费尔特曾期望退休后与他美丽的妻子奥德丽·费尔特一起过平静的生活。可由于在丈夫遭受的调查和指控中承受了过大的压力，奥德丽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在1981年费尔特获得了里根总统的赦免，最终摆脱了缠身多年的官司后也没有好转。1984年在费尔特出差的时候，她在华盛顿附近的公寓客用浴室里，用费尔特的点三八左轮手枪自杀了，子弹穿过她的太阳穴。费尔特回到家中才发现了她的尸体。可除了他们的儿子小马克得知后从附近的住所赶来安慰父亲外，费尔特好多年都没有将妻子自杀的事告诉别人，包括他们的女儿琼。费尔特只告诉琼，她母亲死于心脏病。就像为了联邦调查局的声誉自己承担政治责任，费尔特又为了家人和朋友少一些不必要的悲伤而独自承受了人生的痛苦。

　　三

　　2002年4月底，我在加州一座中等城市圣罗莎第一次见到了费尔特，他与女儿琼一起生活。琼是一个单身母亲，有三个孩子；　她在大学里教西班牙语，为生计奔波。在她的家里，我看到了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手不停地颤抖着，可依然面带友好的微笑，和善地看着他的客人。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间改造成公寓的车库里度过的，这样可以免于上下楼梯，更方便他到院子里。费尔特借助助行器，在一个温和的斐济护士的看护下行走。

　　很早之前我就觉得马克·费尔特是“深喉”。1970年夏季，我在司法部当实习生，1974到1979年我在旧金山任助理联邦律师，在那期间我主要和联邦调查局探员们一起工作。这些经历使我了解了司法部里案件信息的传递过程。根据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畅销书披露的信息和我对联邦调查局执法程序的了解，我推测只有费尔特有成为“深喉”的动机、手段和机会。




序言（6）




　　20世纪70年代末，正当我对此深信不疑的时候，繁忙的法律事务和家庭生活使我无暇去证实自己的猜想。

　　正如我在《名利场》上发表的文章里所写，到2002年初时，对“深喉”的猜想变成了我无法摆脱的一个念头。一个春季的夜晚，我和妻子简用意大利面和烤鸡招待我们的女儿克里斯蒂和她在斯坦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