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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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文走得并不平静。在他休年假的数天之前，我获悉他个人持有一些与联邦调查局替白宫安装窃听器有关的文件。这些秘密文件从未编入索引存档，只有沙利文和他的几名亲信知道其所有详细情况。
这些窃听器后来就成为人所共知的“基辛格窃听案”，但在百般抵赖和相互指责的大气候里，不可能在白宫里确定其责任人。亨利·基辛格当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那些窃听器被用在他那涉嫌泄露秘密的工作人员和涉嫌接收秘密的新闻记者身上。
知道了这些敏感文件后，我就向胡佛征求意见，他告诉我要将文件从沙利文那里取来保存在我的办公室。但这些文件却不知去向。我要求米勒与一名值得信赖的助手托马斯·J．史密斯一道搜寻所有文件，除了沙利文的办公室，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其他可疑之处都不要放过。但他们一无所获。作为一项安全防范措施，我命令给这些档案室更换密码锁，这导致新闻报道称，沙利文休完年假回来时发现自己被锁在了办公室外边。
米勒和史密斯搜查了整个国内情报处，最后发现六个塞满联邦调查局机密调查材料的文件柜。这些文件柜放在布伦南的办公室里，全部标上了“沙利文——私人物品”的字样。但文件柜当中都没有窃听文件，柜内材料随后按常规文件被归档。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3）
9月的最后一周，当沙利文休完年假回来时，他发现罗森占据着他的办公室。然而，他并没有打算要退休，胡佛于是在9月30日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沙利文他已被解除一切职务，在其申请退休之前将处于休年假状态。沙利文这次屈服了，于10月6日递交了退休申请。
当我就失踪文件当面质询沙利文时，他说已将它们交给了布伦南，因为按照指示，这些文件应转交给司法部副部长罗伯特·马迪安。布伦南证实了这种说法，但否认知道文件内容。然而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所说的话。
与此同时，沙利文也在清理个人物品。他刻意留下一件物品：他那约翰·埃德加·胡佛亲笔签名的照片。我们不让他进到那些锁着的档案室里去，他显得焦躁而不安。我们现在知道了其中的原因：房间里有写给马丁·路德·金的所谓自杀恐吓信的惟一副本。
沙利文的最后时光是令人难忘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很高兴能见到他的离去，却又担心他会如何攻击联邦调查局。我斥责他是一名“犹大”，他就向我挑起了一场拳架。他像一个蓄势进攻的小公鸡，我想他是真的想与我打一架，我于是接受了他的挑战，尽管我的块头要大他一半。
那天晚些的时候，我向胡佛汇报了这些新情况，他静默了半天，最后缓缓地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我做的最大错事就是提拔了沙利文。”他随后转过身，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宾夕法尼亚大道。我离开了，让他单独想想事情。
我继续追查窃听文件失踪案。我的调查小组获悉那些窃听器是应基辛格的要求安装的。他矢口否认那是他的主意，但档案表明他曾于1969年5月9日三次从佛罗里达的基·比斯坎湾给胡佛打电话，而第一个窃听器就用在莫顿·霍尔珀林身上，他是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助手，涉嫌向《纽约时报》泄露秘密。
随后受到窃听的有赫尔姆特·索南费尔德、丹尼尔·I．戴维森、理查德·M．穆斯、安东尼·莱克、温斯顿·洛德，他们都为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效力。当这些窃听活动未能发现泄密源的时候，窃听器监视范围又扩大到其他人身上，包括总统法律副顾问约翰·P．西尔斯、国防部长梅文·莱尔德的助手科尔·罗伯特·珀斯利、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威廉·H．沙利文、国务院的理查德·F．彼德逊、总统演讲稿撰写人威廉·萨菲尔、健康教育福利部部长罗伯特·H．芬奇的行政助理詹姆斯·W．麦克莱恩。一些新闻记者受到了窃听，有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纽约时报》的威廉·比彻和赫德里克·L．史密斯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马文·卡布尔。特工们还回忆称，沙利文曾准备让法国当局对辛迪加专栏作家约瑟夫·卡拉夫特进行窃听，此人当时在巴黎撰写文章和对外播音。
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最后一个安装窃听器的请求是在1970年12月14日提出的，而所有窃听器监视活动的终止时间约在1971年5月底或6月初。由于沙利文个人保管了窃听文件，所以它们从未编入普通文件或电子监视文件索引中去。沙利文一直持有这些文件，直到他失势，无法与胡佛对垒抗衡为止。为了设法讨好马迪安和白宫，他将窃听文件的事告诉了马迪安，并暗示胡佛打算用它们敲诈尼克松总统。马迪安如他所愿地做出反应，并通知了白宫。这些文件最后在白宫助手约翰·埃利希曼处走到了尽头。
沙利文退休不久，埃文斯和诺瓦克署明日期为1971年10月1日的专栏报道了这一事件。该专栏认为胡佛对国内情报处的限制损害了反情报工作。后续专栏同样是批判胡佛，后来还批判代理局长L．帕特里克·格雷。联邦调查局内部探员都认为：专栏资料是由沙利文提供的。
这些把戏使他的名字尚不至于淡出人们的视线。1972年夏天，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给沙利文打了一个电话，提出让他出任新成立的司法部毒品情报办公室主任。这个新办公室将起到一种计算机交换所的作用，处理政府各机构收集的情报信息。沙利文接受了这个职位，并在1972年8月前，也就是在离开华盛顿不到一年的时候，回来获得了一个显赫职位。马迪安向爱德华·米勒透露，沙利文被授以高薪职位，是防止他写书披露他所知道的事情。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4）
沙利文曾在数个场合向格雷进言但遭到冷遇。当格雷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候选资格似乎要成为泡影的时候，沙利文又重整旗鼓，意欲接管联邦调查局领导人的职位。他给罗伯特·马迪安写去大量信件，大肆评议联邦调查局的预算、管理及诸多其他议题。已挪位到总统竞选委员会的马迪安对这些信件持安抚态度，希望在11月份总统选举结束之前让沙利文保持安静。沙利文还给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写了几封信，谈论他将如何改革联邦调查局。
白宫想让沙利文对尼克松政府滥用职权三缄其口，同时还想从他那里找到一些东西，证明往届政府是如何滥用联邦调查局的。尼克松及其首席律师约翰·迪安将这视为一个可能的逃生舱口，希望借此来摆脱水门事件的干系。如果尼克松能证明其他总统已经滥用过联邦调查局，就有可能转移公众对他的批评。
1973年2月，尼克松与迪安一起讨论了这种可能性。“胡佛是我的老朋友，”总统又说道，“比起约翰逊来，他实际上与我走得更近，尽管约翰逊用他的时候会更多一些……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们在这整个水门事件里会好过得多。因为他知道如何驾驭联邦调查局。他会让他们吓死过去。”
在尼克松首次获胜的总统大选期间，人们指控约翰逊玩了把戏，尼克松和迪安就对这些指控进行了探讨。“我们68年的（选战）飞机被装上了窃听器，”尼克松说道，“真是你所能见到的最处心积虑的事儿。”事实上，德科·德洛克曾告诉约翰·米切尔，说尼克松的座机没有安装窃听器，但联邦调查局找到了1968年阿格纽飞机附近的电话打出的长话录音，那架飞机当时放下舷梯，停在阿尔伯克基市。
在与尼克松的谈话中，迪安提到沙利文心境不佳，且“有着满肚子情报”。
“你认为沙利文还算可靠么？”尼克松问道，“他为什么要合作？”
迪安解释说，沙利文极想回到联邦调查局工作。
“那容易。”尼克松回道。
“他也许会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迪安说道，“他可是一枚炸弹！”
迪安将沙利文召到白宫，直截了当地要他准备一份备忘录，列出往届总统基于政治原因利用联邦调查局的例子。沙利文仍抱有想成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野心，便将这视为进一步向总统靠拢的良机。
他准备了两份备忘录，它们后来由迪安交给了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在第一份备忘录中，他提出“为政府作证”。这些事实，他说道，“会让现任政府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第二份备忘录详细地举出了往届总统可能不当地利用联邦调查局的实例。两份文件都是由沙利文亲自打出来的，有着他那一贯的粗陋风格。
第二份备忘录部分内容如下：
在我的记忆中，基于政治目的利用联邦调查局最多的是罗斯福先生和约翰逊先生的政府。这两届政府都曾得到联邦调查局彻底而心甘情愿的合作。比如，罗斯福先生曾要求我们调查反对《租借法案》者的背景……罗斯福夫人也会提出一些不同寻常的请求。与之相反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因为如果他们不想发现有损于调查对象的信息，罗斯福夫妇就会暗示联邦调查局，他们没有兴趣将某些调查进行得太深入。
在其他事情上，沙利文说，罗斯福无意于查清对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指控，这些指控称他曾在火车上向一名同性服务员求爱。
约翰逊曾随心所欲地利用过联邦调查局，沙利文说。他“会要求联邦调查局获取诋毁性信息……自己民主党内反对他的参议员们的信息，他会将其泄露给参议院共和党籍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德克森会利用这些信息给约翰逊总统的反对者们以有效的打击”。
沙利文还透露，在1964年大西洋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约翰逊利用了一个联邦调查局特别小组。该小组曾在马丁·路德·金的旅馆房间安装窃听器，窃听黑人团体使用的临街办公室电话，并建立线人网络渗透到大会的各个派别当中去。这些消息来源向约翰逊总统提供了一股可靠的信息流。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5）
沙利文举出了约翰逊助手沃尔特·詹金斯的例子，詹金斯因在基督教青年会男厕所里进行的勾当受到道德指控而被捕。他还列举了所谓阿格纽选战飞机窃听案（他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搭线窃听南越大使馆案和监视陈香梅案。约翰逊认为陈香梅是共和党与南越之间的联系人，打算将和平谈判拖到1968年选举之后，从而为尼克松创造政治优势。
沙利文备忘录里的许多内容纯属杜撰，他不能用文件证明他的任何一项指控。因而备忘录对尼克松毫无用处，当它后来由约翰·迪安交给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时，被取消了作为调查依据的资格。
沙利文向联邦调查局的反戈一击，成了媒体、各种反联邦调查局书籍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报告用来指控和攻击联邦调查局的依据。沙利文因此找到了雪耻的机会，却给美国国内安全和联邦调查局将来的工作带来了惨重损失。
白宫的硬式棒球（1）
沙利文的离去让我怒火稍息，却没有减轻我的工作负担。在工作中，作为联邦调查局新的三号人物，我不得不取悦于托尔森和胡佛。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联邦调查局是一个由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式的人物组成的集体。就像电视惊悚片中表现的那样，他们冷酷无情地跟踪追捕不法分子。在现实中，联邦调查局追捕的是所有形形色色的违法者，从普通罪犯到有组织犯罪分子再到白领小偷。它提供指纹鉴定服务、科学实验室、训练部门和用于公开罪案的计算机化网络。在胡佛时代，联邦调查局在开展工作时受到严格监督，有着一条畅通无阻的指挥系统和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性和富有成就感的特工队伍。
大多数文书工作都要经过我的办公室，包括重大案件和政策事务备忘录。我还要审核寄往联邦调查局以外的重要信件、新特工的聘书、电视稿本和数以百计的其他文稿。虽然如此，但还是有海量的材料交到托尔森手中，再由他转交给局长。我发现，除非我能预见它们陈述的问题，否则我很难草签任何一份转给托尔森或胡佛的材料，它们通常都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作为我的一项工作，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至十二时之间，我要向托尔森全面汇报局长采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