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0035-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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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怕手挥�2％。
失望之余只得作退一步打算：当个秘书吧！我挑了纽约一家征求数十名秘书缩写接待员的大公司，打去电话，约好次日面谈。
人尽其材
这家公司在第五大道上，因名气大工资待遇较好，应征者趋之若鹜。在14楼接待大厅里有三四十位审查员，各据一桌，有矮木板相隔，每人座前有一空椅接待访客。
应征者先填写一张申请表，在外间等着。叫到我的名字时，我正在想，我堂堂一个编缉，来你们这里当秘书，你们该求之不得吧！但当我将简历递给审查员时，他一看竟皱着眉头，说：“你是哈佛大学硕士，太高了，我们用不上。”我压抑着怨气，心说：“我来你公司当小职员还不是你们的光荣吗？真不识抬举！”不过，表面上还是强作笑颜地说：“在大学念书时我当过国际学生办公室的秘书，什么事都会做。现在失业了，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审查员说：“问题不在于你会不会做，而是我们要不起你，你资格太高。”我再三说明我一定会安心做的。他却固执地说：“你能安心，我们却不能心安。公司会认为你只是过渡一下而已，一旦找到较高工作，就会辞职离去。”最后他建议：“你是学教育的，到市教育局去问问吧！”真是触霉头，我深深体会到“高不成低不就”的道理了。
求职于市教育局
纽约市教育系统十分紊乱。中学生酗酒、吸毒、男女乱交比比皆是，并常有殴打老师的现象。学生考试不及格反责怪老师，有时家长也来找老师的麻烦，因此教师受到很大压力，不少人相继辞职而去，教育局不得不常常招聘人员予以补充。
与市教育局联系后，得知无须预约，可随时面谈，只是来时必须携带自己在校学习时的全部成绩单原件。幸好我的两个大学都是在美国念的，证件齐全。
和我面谈的是一位鬓发灰白的老学者。他一面查看我的成绩单，一面问：“你想教哪门课？”我正在犹疑，我主修英国文学，说教英文吧，怕人笑话，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教英文，岂不是班门弄斧？说教中文吧，纽约学样开设中文课的不多，没有把握能找到工作。怎么办？真令人难以启齿。这时评议员却主动地说：“你是英国文学系毕业的，你愿意教英文吗？”他是照章办事，不管你是哪国人。给他这么一提，我才顺水推舟地说：“好吧！教英文。”他在我的申请表上填上“教英文”，签了字，让我去四楼计分员处计算学分。又排了一次队。一位中年黑人妇女很仔细地看了我的成绩单，把我在纽约阿德菲大学的英文系课程以及30多年前从国内中央大学转来的英文系课程加在一起，她说：“你有42个英文学分，已超过英文教师所需的36个学分。可是你还要有12个教育学分才能当正式教员。”
我心里一怔，争辩道：“我是哈佛教育学院毕业的，怎么还缺教育学分？”她解释说：“你念的教育课程不是教学方面所要求的，如教育历史、教育原理、学生心理等，你都未学过。”“不过”，她接着说，“你可以先参加考试，考试合格后就发给你临时教师执照。那么，你白天教书，晚上去大学上课。我给你两年时间修完12个学分，再来领取正式教师执照。”我只得同意，当时即约好参加12月21日市教育局举行的考试。
我这个六十上下的人，还得去上大学，眼下还要应付考试，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当教师这一关也不容易过啊！
文官考试制度
考试是美国政府的一项制度。所有文职人员都要通过考试。不但教师要考试，邮递员、会计师、警察、公务员，甚至清洁工也要考试，各有一定要求。譬如，联邦调查局的人必须身高超过五英尺七，耳朵灵敏，能听清15英尺以外两人的普通对话。社会工作者必须熟悉安全福利、健康保险、养老金、食物券等规章制度。
这时我担心，如果考不上，拿不到临时教师执照，那又怎么办？我只得再去争取其他机会。第二天，我即前往下城区联邦大厦二楼的职业中心。那里满墙都是玻璃框，分类列出联邦招工告示。每项工作都注明资历与年薪。你看准了哪项工作，即可填上表格，丢入一个特设信箱内。在3周内可得到答复。这个联邦大楼介绍的职务包括各地的工作，很多在华府，我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申请市府工作
然后我又到附近的纽约市人事部。进门大厅墙上贴满了一张张或一叠叠的招聘信，多半是市府工作，也有别的单位贴在这里的广告。我翻阅了一下，记录下4个我有兴趣而与要求条件又相符的工作。我发出申请信后，1周之内都收到了回信。表示即将审查。其中一封信来自人力资源局，是纽约市府下属10个局中最大的一个。来信说我申请的协调人一职有百余人应征，已有人占了，不过现尚有数个全时个案调查工作空缺，如我有兴趣可即和他们联系。
我对社会工作一直很有兴趣，这也和我近年来所做的新闻工作有相似之处，并且接触面更广，也更能深入美国社会。我当即打电话去约谈。
受聘当案件调查员
12月10日我如约前往。先由该局人事处副处长柏蒂接见。她介绍说：“案件调查工作是安排无家可归的人。纽约这个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却在街头上有这么多流浪者，真丢脸。郭德华市长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要解决这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工作？”
我表示愿意。事情也真巧，最近我特别注意到关于流浪者的报道，尤其是目前发生的市长与一个女流浪者之间的一场冲突。我讲得头头是道。副处长又看了我的学历，让我稍等，便去找处长。过了几分钟，处长西尔找我去谈。她首先指出这项工作的艰巨性，流浪者多半沾有吸毒、酗酒、暴行等恶习，个案调查员必须引导他们走上正路，还要给他们安排住处，帮助其子女入学。现在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流浪者的问题了，而是流浪家庭的问题了。整个家庭因失业或其他原因交不起房租，被赶出家门，而在街头流浪。她又说：“你没有社会工作的背景，我们只能给你起薪两万一，每年增加5％。是否能接受？”我说：“可以。”（实际上已经比我在《北美日报》的年薪多3000元了。）正副两位处长又嘀咕了一阵后，正式对我说：“我们决定聘用你了。”
我真是喜出望处，没想到一次面谈就决定了。从11月5日失业到12月10日落实工作，一个多月算是幸运的了，尤其对一个60岁的人来说。由于市府有不许歧视年龄的规定，凡年龄在18岁到70岁之间的人，都可应聘，约谈时也不问年龄，因此可以蒙混过关。一般私人公司就要求先填表说明出生年月。即便不问你年龄，他们会转弯抹角地问你哪一年从大学毕业等等，以此推算。一般45岁以上的人再找工作就很困难了。
市府官僚主义成风
接受工作后，一位秘书带我去另一室填表。一大叠表格，有23张之多，两面都须填写，可称文牍主义之冠。从你出生年月日、地点，到进学样，及工作情况，样样俱全，还要填几张参加工会的表。最伤脑筋的是近20年的住址迁移。我正沉浸在“文化大革命”时代下放河南，及回北京后外文局同事们帮我数次搬家的回忆中时，一位也在填表的应征者问我是不是从中国来的。我答是，9年前来美的。他说：“那比我好办多了，没有人会到中国去调查你的行踪。”经他提醒，我才简化了几项。他一面填还一面骂：“真是官僚主义！”
填完表格交给柏蒂，并顺便问她“何时上班”，她不慌不忙地说：“哦，那要两三个月以后了。”刚才的兴致顿时被泼了一瓢冷水，我不由地问：“怎么要那么长时间？”她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官僚主义，我也没法，你就耐心地等待通知吧！”
她见我垂头丧气，又叮嘱了一句：“一定会通知你的！”
取得英文教师临时执照
虽然她如此说，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不管怎样，英文教师的考试要照考不误。还有10天功夫，我就埋头读书。
12月21日准时到达教育局，应考者已在考场前列队。当日已考过一批。我们这批30多人，我是唯一的亚裔。大家各就各位后，监考人按不同课目分批发卷。那天有考算术、史地及其他文理科老师。英文作文是大家必考的，考题也一样，只是对英文教师的要求高些。一小时内写300─320个字，从内容、文法、拼写、标点符号、语句结构、习惯用语等方面判分。
做了多年新闻工作的我，也许思想比较敏捷，在3刻钟内写了318个字（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数），第一个交卷。第二项考试是个别口试。各个课目的应征者不但考题不一样，考官也各异。我的考官是一位老英文教师。第一个题目是让我看一首诗，5分钟内做出解释。我想诗本来就是不可捉摸的，允许有不同的解释，且口试的目的是考语言的表达能力，并不太在乎你的答案是否正确，且美国人喜欢有独立见解的人。于是我就大胆地东拉西扯，胡诌了一通。考官扭开录音机全录了下来，以做将来由一个审查小组共同听录音评定。
第二个题目是叫我自己背一首诗，再加以解释。这一下把我难住了，长久没碰过英语诗了，这可怎么办？半首也背不出来。突然情急生智，想起8年前在阿德菲大学念过的英国18世际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中的末句“If winter es； can spring be farbehind”及40年前在中央大学念过的一首古诗“There is always a silver lining behind a cloud”又把中国南宋陆游的名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联想起来，大谈没有死胡同、天无绝人之路的哲学。我见考官连连点头，还把中国诗句记在本子上。口试结束后他说：“祝你好运，8个星期后发榜，你可得到通知。”真够呛！又需要那么长时间。
事实上，4个星期后我就收到了考试录取通知，感到极为兴奋，当晚和老伴上餐馆吃了一顿作为庆祝。两天后收到教育局发的临时教师执照。
最后选定社会工作
同日我亦收到人力资源局2月4日报到的通知。两项工作都属市府，福利一样，但也各有千秋。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从兴趣出发选定了社会工作。报到那天，人力资源局检查了我的两张毕业文凭（原件），交了28美元安全调查费，打了手印，照了相，领到了工作证。检查官并要我以后参加一次社会工作考试，通过后，政府就不得解雇我，并对将来晋升有好处。近3个月的求职历程就此告一段落。
198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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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1484
Title ：内幕
Author ：
Issue ： 总第 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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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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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苏联最高法院宣布撤销1936年对所谓反党集团首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判决，予以平反昭雪。那么，当年他们是如何被定罪和处决的呢？今年4月出版的苏联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奥尔洛夫所写的《斯大林秘闻》一书中，披露了其中内幕。
1926年7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指控与托洛茨基结成“反党联盟”后被开除党籍，逐出政治局。1934年12月，他们又因涉嫌暗杀基洛夫（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而被捕和判刑。当时，他们都拒不认罪。一年半以后，即1936年8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审讯。他们被指控指使凶手杀害了基洛夫，而且从1932年起还预谋杀害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委员。加米涅夫否认这些指控，说从1932年秋天起，他和季诺维也夫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和流放地度过的，绝对不可能搞这些恐怖活动。当时有个叫赖因霍尔德的证人说，他曾多次秘密地去过加米涅夫家，多次听加米涅夫说过必须杀死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加米涅夫让赖说出其住宅和房间摆设的一些特征，对方却回答不出。加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米罗诺夫去查一下内务部监察局对他住宅的监视记录，就可以证明赖说的是谎话。但米罗诺夫对此不予理睬，并说政治局确信赖因霍尔德的证词是可靠的。
加米涅夫没有屈从，随之而来的便是毒打和无休止的恐吓、引诱、威胁。此时，斯大林指示：“再给他们施加压力。直到他们爬到你们跟前，从牙缝里挤出供词来。”“在你们的公文包里还没有加米涅夫供词的时候，就不要再来向我报告。”
当加米涅夫经受着严刑拷问时，季诺维也夫正病倒在他的单人牢房里，因而对他的审讯只得推迟到他病轻些的时候。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联共中央书记叶诺夫决定以政治局的名义直接要求季诺维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