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采访海湾战争-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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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间无限制地使用暴力”。麦克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发挥成：“战争只有胜利。打得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几年来，摄影部新闻中心在总编室指挥下，打了数不清的漂亮仗，郭超人副社长给我们装备了无线电话，北京地区的重大突发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们手中。前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刘镇山在六国饭店火场说：“一见唐老鸭，非有大麻烦不可。”我估计和我共同奋斗的总编室几位老总，会放开手让我往前打，“打到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说到此，容我先介绍一下摄影部的快速反应理论。那是1987年，摄影部主任号召“一人一文，”我写《对现有器材的评论》得了奖，88年我又写了一篇《建立我们的闪击部队》，不料再次得奖。其实“闪击思想”全部来源于一帮职业军人，我只不过将其移植到新闻采访上。
本世纪初，杜黑的“空中制胜论”和马汉的“海权”理论随飞机等运载工具的发明而诞生。拿破仑的“巨炮理论”，马木留支的“骑兵突进”已成历史。英国剑桥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戴高乐、美国西点的巴顿和正在哈佛留学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种全新的军事学说。这集中体现在戴高乐20年代写的《职业军人》一书中，即少数素质优秀的军人，掌握广博的文化技术知识，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健康心理和装备，快速反应，可以起到千军万马起不到的作用。
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古德里安将取胜法则归纳为“通讯＋机动性＋火力。”他组建的装甲军在吞并奥地利、捷克，占领波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进攻苏联诸战役中将突破理论完善地运用于进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闪击英雄》一书中，坚决反对把坦克与步兵混编。他认为只有单纯的坦克冲锋才能将“通讯、机动性、火力”充分发挥。坦克的任务是在敌人防线上撕出一道口子，迅速锲入敌人后方。至于处理溃乱之敌、对阵地实行占领则是后续步兵的事。他毕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险的飞毛腿海因茨”著名。
抛开山本五十六等海、空军不谈。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快速反应战例不胜枚举。诺曼底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师，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击师和巴顿集团军艾布拉姆斯装甲搜索营都是快速反应、“闪击”理论的产物。越战期间，美军首创以武装直升机为机动手段的“骑兵师”；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沙龙组建了“202”部队。
摄影部新闻中心成立三年来已积累了丰富的突发事件快速反应经验，大火、撞车、地震、劫机等突发事件基本不漏。海湾危机发生后，摄影部决定推迟已有四年中东采访经验的张郇回国，并向中东增派另外两名摄影记者。摄影部认为“海湾战争非打不可，为此应在开罗、巴格达和利雅得三个方向各有一个棋子。”为了将这三个棋子（当时只有张郇一人到位）联成一张网，摄影部当机立断从技术局接管了图片传真室，图传组长袁满成了提纲挈领的人物。
三年来的携手奋战，同志情感是打赢这一仗的基础。我想起《孙武·谋攻》中的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
三、飞往巴格达
12月20日，1991年。北京，国际机场。
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再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妈妈和妹妹干么抱着我大哭。象去可可西里探险时一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师傅拉着哥儿们一直送到机场，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鸭子，一定回来，三个月后我在这儿等你。”
由于国际封锁，目前进入巴格达的唯一通道只有约旦，我得先乘中国民航飞到伊斯坦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只有天知道。8：10，起飞，CA943蔡机长双手紧抓我的双肩：“小伙子，有什么要求直说，趁还在祖国的飞机上。”他见我一人带了这么多行李，特地给民航伊斯坦布尔孔站长写信：“老同学，设法帮助这位记者，他要去巴格达……”乌鲁木齐边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费，并送我一张入境费交讫的凭单：“希望你还从我这儿入境，入境费我先替你交了。”
19：20途径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见霍尔木兹海峡外点点油轮游弋于印度洋上。
临近烟波浩淼、战云浮动的波斯湾，一种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
连续飞行了十七个小时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着陆，雨夜朦胧，支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机场，民航伊斯坦布尔办事处帮我寄存了放大机、传真机和装有钢盔、防弹背心的两只大箱子。
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可溯源到公元前七千年，曾历经东罗马、拜占庭及奥斯曼等盛极一时的帝国，随着军事采邑制的哀落而沦为英、法、德、俄、奥诸国纷争之地。
这次我匆匆逗留转机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曾为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听人说，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的城市布局与我国的长江重镇武汉有点相似，分隔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将伊斯坦布尔分成三个部分，成鼎足之势；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通黑海，南达爱琴海和地中海，形势相当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1923年和1936年的卢森堡和蒙特阿士条约，博斯普鲁斯海峡归土耳其管辖，但外国包括黑海沿岸国家例如苏联、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峡被封锁，黑海顿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这里比北京时间晚6小时，早晨起床对表，空气中一股煤味弥漫着穆斯林的祈祷声，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还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贮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饮用水得去买。在伊斯坦布尔大桥旁，一条30万吨级的伊斯坦布尔自来水公司的大船停泊在此，它是专用来运水的油船。
几只棕头鸥在小楼上盘旋、降落，小雨犹未绝。大喇叭传来祷告声。
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数不胜数。我有幸目睹了著名的古迹——“蓝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对峙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十七世纪的蓝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个窗门，屋顶呈圆拱型，寺内主要色调是蓝色的，它是世界上唯一建有六座尖塔的清真寺。
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圣索菲亚大教堂（ChurchofHagia Sophia）。这座代表东罗马帝国建筑艺术高峰的教堂，外观宏伟，内部装饰精致富丽，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
托普卡珀宫（Topkapi palace）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五百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多房间，可住四千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宫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苏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约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飞往安曼。安曼机场的警察将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开，直弄得防弹服上的滑qqqqTransfer interrupted！IGN=〃JUSTIFY〃qqqq 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飞往巴格达的伊拉克班机。遇上的安检更加严厉，尽管我已把防化服和传真机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运的行李还有48公斤重，按规定伊航只许托运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记者大把地交超重托运费，我却分文没有。我耐着性子娓娓动听地给工作人员解释为什么我现在没钱，他同情地将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凉油之后，我的机票上只注明行李20公斤。
自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660、661号决议（8月3日，安理会通过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8月6日，通过661号决议，下令对伊实行贸易禁运及国外资财冻结—编者注）生效以来，安曼成了伊拉克与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伊航别出心裁地要求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行货仓，以免有炸弹混入，害得我又一通忙活。坐在身旁的加拿大电器工程师埃尔萨第，是回来整理他在科威特的财产的。听到我要在巴格达呆上三个月，他猛地吹了一声口哨，说1月15日以后巴格达就不存在了。在飞机上，我象其它旅客一样得到一张白色的传单：“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第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五天之内，必须到指定地点去做血液检查。”
一下飞机，我和日本NHK记者橹木丸吾和一名法新社记者就被带到候机室一角填写各种表格，并交了一张标准像。我们被告之，所有记者必须住进指定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连连点头，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国人，我没有那么多美元，我的同事们还在等我。”一位西装男子转身去请示。日本记者趁机对我说：“我们被软禁了（we are controlled）。”我朝他挤了一下右眼：“互相帮助（help each other ）。”
我终于获准暂住分社。巴格达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使馆的小客厅却温暖如春。大使老郑是我北大东语系校友，他热情地表示：“欢迎小字辈。”
呼吸着冰凉的夜风，我想起二次世界大战一位日本海军将领的诗句；“战未毕，雨季之郁闷天空，犹在头上。”
四、并非天方夜谭
我怎么也想不到真有不许拍照的城市。曾常驻巴格达的刘顺、陆建鑫给我讲张郇的传真机被扣在萨达姆国际机场，他本人在街头拍照被没收相机的故事时，我曾将其归结为“天方夜谭”。四年来，我徒步走过长城、在秦岭抓过熊猫、上世界屋脊探过险、洪水、大火、地震……连轰动一时被警方严密警戒的“长城情死”、“被劫民航返回北京”等独家都弄过的人，会有什么“不可能”、“不好办”的事。可与巴格达通了一次长途后，我傻了半天，驻巴格达的李大伟说：“几年来，你在北京碰到的最大危险顶多一百八，而这里至少三百六。”
飞到安曼，新华社驻约旦首席记者符卫建给我讲了他在巴格达因为拍照，被安全人员抓住，器材被没收的经历，劝诫我在大战爆发前夕，更不可鲁莽行事。经与总社林老板电话磋商，决定把我的宝贝传真机暂存在约旦。我脖子上挂着快门轻得不能再轻的莱卡M4进了巴格达。
头一天，巴格达分社李大伟就对我进行形势教育。在这里干活得守规矩，否则极易出事。比如美联的萨拉哈和路透的马蒙就被吊销了护照；七个月前绞死了拍摄巴格达“军事设施”的英国记者巴佐夫特；还有一名不守规矩的苏联记者死于车祸；好抢独家的意大利记者……，最后是李大伟自己，他因与英美记者过往较密被巴格达“提示过”。巴格达首席朱少华又插进来一个笑话，说是半年前他与李大伟商量每星期五早上五点起床去钓鱼，可耽心早上起不来。待到星期五早上五点，客厅里的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却无人讲话。以后接连几个星期五的早上五点，电话铃都响，李大伟称之为带耳朵的友谊的小闹钟，听得我后脊梁直冒冷汗。老朱看我脸发青、眼发直，忙说不是绝对不可以拍，只要找个新闻官员陪着就行，新闻官员会指点你拍什么、告诉你怎么拍的。
圣诞之夜。我在拉希德饭店伊拉克新闻部的办公桌旁拍穿黑袍的阿拉伯妇女在萨达姆画像前歌舞升平、购买圣诞礼物。我的陪同满意地看我工作。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挤到我旁边，用低沉的英语命令我：“听着，我不许你拍我的姐妹在那个人画像下欢笑。”我莫名其妙，表示了歉意。回到分社，我请教老朱，他说我碰上流亡的科威特人了。
当晚所有教堂在晚九点都关闭了。
次日，我奉命到美国使馆前拍“万名妇女儿童抗议美帝。”几个刚会走路的儿童身挂“要萨达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纸牌蹒跚而行。一位紧靠在我左边的白人记者边拍边问我是哪天来的，我俩肩并肩地跟着人群大喊口号“打倒布什。”事后才知道，这老兄竟是美联社的多米尼克。
四年抢新闻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培尔·金特》中的真理：“当狼群在外边嗥叫时，最保险的是跟着一起嗥。”
顺着萨东大街往回走，看着两侧空空如也的玻璃橱窗，我胆子大将起来。我用右手捏着装了35毫米广角的莱卡，漫不经心往前走，估计差不多就按一下，从不敢把相机端到眼前。拐过两条街，一个穿灰制服的警察叫住我，用比我还臭的英语问我是不是拍了路边的橱窗，我说绝对没有。我始终拎着这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