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镜头中的周恩来:生动再现第一代领导人风采(选载)-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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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在旁边补充说：“记上日期，别人看着明显。”
临走时，周恩来对化验员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啊！”
周恩来的话，对北二注水站的职工鼓舞很大。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个站的职工坚守岗位，一丝不苟，从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从注水站出来，陪同人员示意说：“时间不短了。”周恩来说：“没关系，来一次不容易，多看看心里高兴啊！”
接着，周恩来又来到职工的食堂和宿舍。
当时，正是国家三年经济困难，大庆艰苦创业、进行石油大会战的时候。大庆全体干部职工住牛棚、干打垒，每天以5两粮加野菜，日夜奋战。
在食堂，周恩来揭开锅盖，用勺子搅了搅正在煮着的高粱米稀粥。又揭开另一个锅盖，里面是一锅菜汤，周恩来用勺子盛了一点，尝了尝。而后对炊事员陈玉珍说：“你们很辛苦哇！”
踏遍大庆和大寨（2）
陈玉珍回答说：“不辛苦。”周恩来深沉地说：“艰苦是一个事实，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我们的脖子要债，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出了食堂门后，周恩来见200米开外的一位职工家属模样的人从地窝子里出来倒垃圾，便走了过去。
陪同人员说：“总理，别去了吧。”
周恩来像没听见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地窝子走去。
出来倒垃圾的家属杨得群又激动，又后悔：怎么偏偏让总理看见了呢！她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对周恩来说：“里面又黑又暗，首长就别进去了。”
“不要紧，你们能住，我就能进。”说着，总理一低头，一弯腰，就进了地窝子。
没有家具，只有最起码的几件生活用具。一张简易的土炕上，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静静地躺在上面。
看着这一切，周恩来充满深情地说：“同志们，现在生活确实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
视察中，周恩来对余秋里、康世恩等人说：“要想办法改善工人们的生活。像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大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把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这样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后来，周恩来又把这几句话概括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成了大庆油田建设的一个指导方针。
周恩来来到大庆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油田。晚上，当周恩来要离开大庆时，工人们和家属们自发地秩序井然地聚集到车站，为共和国总理送行。
那种场面，那种情绪，非常动人。周恩来已经上了火车，又再次下车，向送行的群众挥手告别。
……
毛泽东说：穷山沟里也能写出好文章。一个裹着白毛巾的农民，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他对着万余名听众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对着万余名衣着笔挺的听众和台下闪烁的各级军官的肩章，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手不时地在空中比画着，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听众们盯着这位不同凡响的农民打扮的大队书记，随着陈永贵讲的那些新鲜生动的英雄般的故事，时而振奋，时而沉静，时而发出笑声。讲到精彩处，陈永贵还不紧不慢地端起茶杯喝上一口，大厅中静得连那茶水下咽的咕嘟声都清晰可闻。陈永贵着重讲的正是在大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他讲合作化，讲三战狼窝掌，讲抗灾，讲三不要三不少，讲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讲凭着人的志气打粮食。他的报告与当时弥漫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很合拍，大家听了使劲鼓掌，报告大获成功。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的传奇般的讲话。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来信。这些几十年前的旧信可以向今天的人民传达出当时的社会气氛，传达出那时的社会舆论对人的志气、意志、干劲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证明一个学大寨的运动正在自发地形成。
同年3月28日到29日，毛泽东召集中共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陶鲁笳等几个人，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听取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说，前不久他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私分得很清。省委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时毛泽东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接着陶鲁笳继续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的地主富农分子暗中轻蔑地说：“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又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是经常请教山西农学院的科学技术人员，经过科学试验得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的，“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大寨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干部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800斤甚至10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400多斤。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听到后立即绕走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悲观得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也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10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赫然醒目的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
踏遍大庆和大寨（3）
1963年11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
毛泽东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他
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他虽然不识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工作能力。他是个善于向社会实践学习的人，这方面的悟性很高，他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陶鲁笳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这时，毛泽东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
毛泽东又高兴地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不久，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就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做了20天考察。他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他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他回京后，向周总理和毛主席作了书面汇报。
同年5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需要加强内地建设。这或许就是农业学大寨的来由吧。至于“农业学大寨”这个字句，中央文件可查见的是1966年8月14日发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其中在讲到毛泽东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中，就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字句。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众所周知，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并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 758 000斤粮食，平均每户每年交售2000斤。
最后，周总理概括大寨精神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在人代会期间，周总理看到一份《内参》上登了一个记者的报道，说大寨耕地亩数不实，今年粮食平均亩产跨过长江、超过800斤的报道也不实。周总理当即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省长卫恒和陶鲁笳三人到中南海，专门询问此事，并要他们立刻派人到大寨去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周总理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会把它捅出去的，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于是，他们立即派农业厅厅长康丕烈和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贯文带一批助手到大寨同国务院工作组一道进行了一个多月查田定产工作。最后经过核实，大寨耕地面积为796。69亩，1964年粮食平均亩产809斤，跨过了长江。他们一面上报周总理，一面在省内也作了通报，因为省内不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