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镜头中的周恩来:生动再现第一代领导人风采(选载)-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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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
这话不假，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不仅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且也是表演话剧的活跃分子。
1909年，南开剧社便成立了，校长张伯苓亲自写了南开第一幕新剧《用非所学》，供剧社排演并亲自担任角色。1914年11月，南开新剧团成立，下设编纂、演作、布景、审定四个部，周恩来担任话剧布景部副部长，并亲自登台扮演许多角色，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慧娘、《恩怨缘》中的烧香妇、《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华娥传》中的华娥、《老千金全德》中的童男等。
在话剧中，周恩来一般都是男扮女装，饰演主角。那么为什么没有女同学出演呢？
周恩来回忆道：“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南开学校的话剧不仅受到本校师生的欢迎，而且得到京津许多地区观众的瞩目，它的声誉超过了专业剧团。许多学校和专业剧团争相上演南开学校的话剧，同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15年10月18日，广德楼戏园上演南开学校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周恩来闻讯后与李福景等20多人组成“津门学界观剧团”，乘火车前来北京，下榻于前门西河沿元成房。当晚，来到大栅栏广德楼戏园，在包厢里观看了《因祸得福》（即《仇大娘》）。观毕，周恩来等人返回客房进行了热烈的评论，到次日凌晨两点钟。下午，周恩来等人再次来到广德楼，观看话剧《恩怨缘》，统观全剧，无懈可击，剧本佳，又加之演出者聚精会神，遂得圆满之结果。剧终后，周恩来等人去外面吃晚饭，饭后又返回戏园观剧。这场话剧演得比头天晚上的效果要好，大家直至午夜才返回住所。
通过观摩，周恩来等人不仅了解了北京的戏剧演出情况，同时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收获。
当年周恩来几次观摩话剧的广德楼，如今已成为前门小剧场。1957年，周恩来再次来到这里，他和秘书从大栅栏东口步行到前门小剧场，拿着预先买好的入场券，观看了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观毕，他到后台亲切地接见了魏喜奎等演员。他说：“我出国访问刚刚归来，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就赶来看你们的戏了。”他还说：“我喜欢这出戏，不只因为它是我从小就爱看的家乡戏，更主要的在于它跟别的公案戏不一样，平反冤案，并没有借助清官，而是借助两宫斗争，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不久，这出剧拍成了电影。
周恩来不光是到北京来看别人演南开新剧，他自己参加演出的《一元钱》也曾进京演出。该剧表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不为贫富巨变所动，追求自主婚姻的动人故事，在南开演出后受到好评，并应北京文艺界之邀，赴北京演出，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闻讯赶来，观看了演出，并与演员们进行了座谈。解放后，已是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与梅兰芳相见时，曾经高兴地回忆起这件往事。周恩来说：“30多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说到这里，梅兰芳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恩来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是同行。”
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后，周恩来自己便不再登台演戏了，但他对话剧艺术、话剧团体仍给予极大的关注，即使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战热潮中，也是如此。1937年10月，中国旅行剧团在汉口法租界天声舞台首演四幕抗日锄奸话剧《前夜》，该剧由阳翰笙编剧，由中国旅行剧团团长唐槐秋导演并主演。应阳翰笙之邀，周恩来前往观看演出，给剧本提意见并作指导。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在阳翰笙的陪同下，来到后台看望演员，并微笑着和全体演职员一一握手。当与唐槐秋握手时，唐槐秋客气地说：“您好！请多指导。”周恩来更加客气地说：“我是来学习、受教育的。”在对演出加以肯定和鼓励之后，他还希望中国旅行剧团更多地创作演出这种振奋抗日精神，鼓舞抗日斗志的好戏。
自此以后，凡是中国旅行剧团推出新剧，周恩来都来看。他每次到剧场，都有邓颖超陪同，另有秘书、警卫、司机等随员，连他夫妇共6人。每次演出结束，他都到后台看望演职员，祝贺演出成功。他们每次来看演出，都是照章购票，决不“看白戏”。一次，唐槐秋托田汉给周恩来送去6张戏票，请他来看戏。周恩来见了戏票，就问田汉：“戏票好多钱？”
田汉说这是请他看戏。
周恩来说：“那不行！”又郑重表示：“槐秋的剧团是职业剧团，全靠卖票维持生活和发展。我们怎么能‘看白戏’呢？”田汉只好说：“那票钱由我来付吧！”
周恩来说：“不行，不行！你不也就那么几个钱吗？”
结果，田汉拗不过他，还是收了他的6张票钱，才算了事。
解放后，周恩来对话剧的兴趣有增无减，他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周恩来：“今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周恩来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情满西花厅（6）
有一次秘书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周恩来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秘书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周恩来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他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周恩来酷爱看戏，没有什么戏不想看，但他“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议，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场而已。于是秘书们想出了个办法叫周恩来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秘书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安排周恩来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周恩来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云云。
这样一来，周恩来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周恩来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周恩来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样聚会一次，既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周恩来休息一下的目的。
每次看话剧，周恩来都十分投入，十分认真。看完后他都能提出几条建议，供演职员们参考。
1963年，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出了一部10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剧本，作者沈西蒙，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动人事迹为素材，表现了革命军人身居闹市，拒腐蚀、永不沾的高尚品德，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许。
随即，前线话剧团奉命到北京汇报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陶玉玲在剧中扮演女主角春妮。周恩来到剧场观看演出后，十分高兴，休息时接见了作者和导演。演出结束后，又登上舞台和演职员一一握手。后来，邓颖超曾同陶玉玲说起过，周恩来看完戏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为了使这出戏得到提高，他先后看了6遍。
周恩来不仅一次又一次地看戏，而且非常认真，几乎每一次都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如第二场赵大大捡到林乃娴的钱包没有马上还她，到第六场才还，周恩来指出：这样不妥，有损赵大大的形象。解放军拾金不昧。钱包应该马上交还。周恩来对演员如何塑造好角色也极为重视，要求演什么人就像什么人，既要符合人物身份，又不能概念化。例如女特务曲曼丽穿了一身考究的裙服，周恩来马上指出：“上海解放初期，这样的人是不会穿这种服装的，最好改穿工装裤，要朴素些。”导演遵照周恩来的意见，让演员换上了工装裤。不久，周恩来又来看戏，发现曲曼丽的裤腿改得又瘦又短，看上去像个阿飞，他马上又提出来，裤子要再改一改，既然要给她穿工装裤，就要像个工人，不能妖里妖气，不要一出场就让人看出她是个坏人，应该随着剧情的发展，矛盾的加深，逐步揭露出来，不然就看不出她的伪装。
周恩来不仅亲自指导修改，还请来了文艺界老前辈田汉、夏衍、曹禺等和许多领导同志来看演出，并且亲自主持座谈会，让大家提意见。在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对陶玉玲说：“春妮，你念的那封信写得好，念得也好，很使人感动。但是我来问问你：春妮是什么文化程度？”陶玉玲回答说：“小学文化程度。”周恩来笑了，说：“高小文化程度，能说出‘两小无猜’吗？”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他又说，“这句词也很不口语化，可以改一改嘛。”陶玉玲想了想，说：“那就改成‘从小在一块儿’，好吗？”周恩来马上给以肯定：“对，很好哇！”
周恩来很喜欢《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个话剧，可以说是百看不厌。在百忙之中他又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观看由该厂演员剧团演出的这出话剧。
听说周恩来要来观看这出话剧，全团上下一片欢腾。团长李力制止了大家热情的交谈，说：“今天各部门的工作都要做得认真些、扎实些、紧凑些，谁也不许出差错！”
要求是谁也不许出差错，但还是出了一点小纰漏。
当林媛媛和童阿男在南京路上准备去迎接解放军时，发现了特务老K潜入大楼里，童阿男叫林媛媛速去报告解放军，他留守在楼外监视特务的活动，林媛媛便带着这个任务紧急地跑下台去。当扮演林媛媛的演员师伟飞快地跑进侧幕条时，突然撞在了一个非常坚硬的东西上，“嗡”的一下头立时便蒙了过去。原来，她刚好撞在了扮演赵大大的李炎胸前佩挂的冲锋枪上。平常李炎都是站在幕条很远的地方候场，今天，他也是小心谨慎，提前来到了侧幕旁。边幕里黑糊糊的，师伟从台上跑下来又很快，什么也看不清，幸好她跑的时候是半张着嘴，冲锋枪撞在了她的门牙上，没有把嘴唇磕破，否则将是一个“新形象”的林媛媛了。她缓了缓气，硬着头皮带着解放军跑上场去，台词怎么说的也顾不上了，只是在该她说话的时候，指指画画地胡乱哼唧了几句，便跟着抬童阿男的担架下场了。
一般人也许没有看出这个小纰漏，不过，周恩来还是觉得有点“问题”。戏演完后，周恩来走上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并和大家一一握手，当他和师伟握手时，师伟非常难为情，觉得没有拿出最好的成绩向周恩来汇报。没想到周恩来却表扬了她：“这个戏你演得很好嘛！”“你是从上海来的？”师伟说：“是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来的。”周恩来点了点头，接着说：“你在第一场里有句台词没有说清楚，以后应该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哪！”
情满西花厅（7）
师伟当然清楚周恩来说的是哪句台词，不过这种尴尬的场面，又怎么解释呢？事后回想起来，倒是禁不住地笑，这种纰漏也算是难得一遇呀！
花开花落的海棠，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情谊，伴他度过了二十多年的美好时光，只有它最知道周恩来几多繁忙，几多快乐，几多忧愁。
在文娱活动中，周恩来最喜欢的似乎还是要算跳舞。人们也喜欢让周恩来多跳舞。这项活动后来被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周恩来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周恩来跳舞极少去春耦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民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周恩来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周恩来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可能多的女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