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徐海东-第7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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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定要把大海搅动
徐海东同志是湖北省大悟县徐家桥人，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六代都是窑工。他本人从小就受着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饱尝了人间的苦难，对土豪劣绅怀有强烈的憎恨和反抗精神。
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湖北各地蓬勃发展，黄陂县也建立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共产党员吝积堂同志知道徐海东同志仇恨土豪劣绅，从小有股闯劲，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讲俄国十月革命。徐海东同志懂得了穷人不革命就没有出路，坚定地说：“打土豪劣绅，我干！”就在这年四月，经吝积堂，李树珍同志介绍，徐海东同志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到了武昌，用挑水挣来的钱，交了第一次党费。不久，党派他到直系军阀刘佐龙部队，名为当兵，实际上是学习军事。他学得十分认真，很快就掌握了一套军事技术。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又被党派到广东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任代理排长，参加了攻打汀泗桥、武昌等著名战斗。在汀泗桥战斗中，他带一个排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四个炮兵连，缴获十二门炮，受到了当众嘉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我党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一九二七年六月，徐海东同志从武汉返回黄陂县，担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县委交给他十三个人，一支手枪，十四发子弹，要他组织游击队。他带着这些人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保安团，使游击队很快发展到三百人。同年十一月十三日，鄂豫边区的党组织发动黄麻工农起义。徐海东同志奉县委命令，带着人和枪参加起义，被编入工农革命军鄂京军。一九二八年秋天，他担任黄被县夏区区委书记，组织、领导了“年关暴动”。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扑灭工农武装斗争的烈火，进行疯狂的大屠杀。敌人抄了徐海东同志的家，烧毁了他家的房屋，杀了他一族六十六人。但敌人的屠杀，吓不倒、压不垮工人阶级的坚强儿子，他从血和火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干革命，闹暴动，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学会抓紧枪杆子。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早在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徐海东同志就以英勇善战闻名于众，使敌人闻风丧胆。富有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区人民，至今还广泛传颂着“海东哥”的战斗故事。在鄂豫皖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徐海东同志在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当团长。一九三二年二月，我军在潢川、商城一带围城打援，徐海东同志领导的部队在豆腐店地区担任阻击任务。敌人以二十多个团的兵力压来，他带领一个团奋勇当先，冒着漫天大雪，连续打退敌人二十多次冲锋，同兄弟部队一起，把敌人十多个团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国民党反动派惊恐地称徐海东同志是“徐老虎”。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蒋介石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对我革命根据地“划区清剿”，企图扑灭留下的红军，摧毁我根据地。面对这种严重局势，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率领的部队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在两年保卫鄂豫皖红色土地的斗争中，不论环境多么艰苦，遇到什么挫折，徐海东同志总是抱定必胜的信心，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了许多出色的胜仗。一九三三年三月，在郭家河战斗中，他指挥七十四师以伤亡三十七人的代价，歼灭马鸿逵部马腾蛟旅三千余人，是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同年十月，党的皖西北道委组建红二十八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任政委。他们采取“避免与敌人硬战，分散进行游击活动”的方针，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要打就打歼灭战，以两千多人的兵力，对付敌人十个师近十万人的“围剿”。在葛藤山反击战中，歼灭敌五十四师一六一旅一千多人，活捉敌代理师长兼旅长柳树春。不到半年，红二十八军扩大到三千二百多人，皖西北苏区扩大了一倍以上。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组织十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进行反革命“围剿”。同年四月，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会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担任军长。七月，在长岭岗战斗中，他和军政委吴焕先同志一起，利用敌人戒备疏忽和处于不利地形等弱点，发扬我军山地战的特长，全歼敌东北军一一五师。十一月，红二十五军根据鄂豫皖省委决定，为准备长征，由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前有敌人五个师重重封锁，后有敌人五个支队紧紧尾追，徐海东和吴焕先同志一起，指挥部队突破四道封锁线，在河南光山县斛山寨地区，打破了敌人十个团的袭击，使部队转危为安，为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接着，红二十五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开始进行长征。蒋介石调动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前堵后追，妄图把红二十五军消灭于长征途中。当时，红二十五军只有二千九百八十多人，程子华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徐海东同志任副军长。他们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战胜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追剿”，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当我军由桐柏山区向伏牛山区挺进的时候，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一个旅和骑兵团的袭击。这是关系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一战，在这紧要关头，吴焕先同志举起大刀，指挥一个连冲上去，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徐海东同志带着一个团赶到，立即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殊死奋战，终于打垮敌人的进攻。就这样，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远离老根据地，过豫西，入陕南，长驱千余里，粉碎了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转移任务。
一九三五年初，在鄂豫皖省委（后改组为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展开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徐海东等同志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斗争中，鄂豫陕省委根据徐海东同志的建议，采取了“先疲后打”的方针。我军北上商（县）雒（南），南袭荆紫关，把敌军拖得疲备不堪，然后诱敌深入，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一旅，生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粉碎了蒋介石三个月消灭红二十五军的狂妄计划。接着，我军又跨过终南山，威逼西安，彻底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剿”。经过五个多月斗争，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革命根据地，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
一九三五年七月，从缴获的报刊上得知，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妄图将我中央红军主力消灭于四川北部。鄂豫陕省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徐海东同志在省委会上说：我们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充分表达了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自觉服从革命全局需要的共同心愿。
红二十五军主力西进甘肃，北上陕北，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到达陕北苏区水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立即投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斗争，连战皆捷。先是在劳山战役中歼灭东北军一一○师，打死敌师长贺立中，接着又攻克甘泉县的榆林桥，歼敌一○七师四个营，活捉敌团长高福源，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榆林桥战斗刚结束，传来了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特大喜讯，全军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十一月初，毛泽东同志来到甘泉县道住铺十五军团部，亲切地接见了徐海东和程子华等同志，肯定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的作战部署、计划、方针都是对的。
从此以后，徐海东同志就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参加了一些著名的战略和战役行动。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直罗镇战役中，徐海东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与第一军团并肩作战，全歼敌军一○九师，击毙敌师长牛元峰。毛主席说，这一仗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六页）。一九三六年，毛主席亲自指挥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东征，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我参加了这一行动，目睹了徐海东同志按照毛主席的作战意图，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一直打到山西省太原近郊的晋祠。接着，徐海东等同志又率领十五军团参加了西征战役，与左权、聂荣臻同志率领的左路军相配合，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和进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安事变发生后，徐海东同志奉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命令，率部进驻商、雒一线，坚快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的峰嵘岁月里，徐海东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方针，纵横驰骋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一九三七年，我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徐海东同志担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后来又参加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这一战役，共歼日军四千余人，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奠基的一战。在町店战斗中，徐海东同志率领两个团，突然向敌军发起进攻，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毙伤日军约一千人。一九三八年，他和王震同志一起，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实践毛主席关于开展山地游击战的伟大战略思想，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九年，他又奉命到华中前线，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在周家岗战斗中，徐海东同志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三天，毙伤日军一百六十余名，并乘胜收复了大片失地。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他在向营以上干部作总结时，突然发病，吐血不止，病倒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战场上。
对党一颗红心
光明磊落，旗帜鲜明，是徐海东同志一贯的政治本色。在党内两种思想、两种路线的斗争中，他能够从党的利益出发，判断是非，坚持原则。邓小平副主席称赞徐海东同志对党是一颗红心。早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就对张国焘先是军事冒险、后是右倾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一九三三年，围绕要不要围攻七里坪的问题，在红二十五军内部展开了一场斗争。七里坪是黄安北部一个重要城镇，也是敌人安在我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据点。当时，敌人兵力超过我十倍以上，占领着鄂豫皖的全部城镇和大部分农村。省委某些领导同志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围攻七里坪是红二十五军的“中心任务”。徐海东同志坚决反对，认为当时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一是兵力不足，二是苏区粮食供应困难，这样怎么能围攻敌人呢？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不听徐海东同志的意见，说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把敌人逼走就是胜利。围攻的结果，我军不但未能困死敌人，反使自己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徐海东同志再次建议撤围，又被省委一些同志指责为“右倾”，把他赶出会场。七里坪战役失败了，红军受到巨大损失。徐海东同志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队伍搞垮了，领导要负完全责任。”
在肃反问题上，徐海东同志对扩大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鄂豫皖，负责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大搞逼供信，有一次把一个团从政委到排长都打成“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严肃地批评他：“你有什么根据把他们都打成反革命？”还几次在即将逮捕处决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保护了一些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在陕北，推行王明路线的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