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嗓子周璇病中日记-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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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克”，令人捧腹、令人喷饭，且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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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孩子，妈妈把你带回上海去
1950年7月，香港的天气闷热，令人烦躁。
那时，周璇已怀孕8个月，气候使她的心情更为忐忑不安。知情的朋友香港作曲家李厚襄和女明星欧阳莎菲，一再劝她留在香港生下这孩子。而她自己对“走还是留”始终举棋不定。她为什么犹豫呢？现在谁都说不清了，只有周璇自己心里清楚，只有天知道。
那时候，上海已经解放，她在演艺界里的许多熟人都希望她回上海（据说是于伶托人带信给她，希望她回上海）。有不少在香港的艺人，纷纷回上海，这在当时形成了一种趋势，就像当时一首歌里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周璇最终决定回上海，也有为这种时代趋势所裹的成份，这是可信的。但依照周璇这么一个有个性、有主见的人，她个人的想法，无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她是那么地喜欢腹中的孩子（我们在后面还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她不希望孤苦伶丁地把他生在香港，香港虽好，毕竟不是家乡。香港，为海所环抱，像一叶飘零的小舟，使她茫然，在香港她没有一个亲人。
而在上海还有从小相依为命的养母，有熟悉的街道和乡音，有华山路上枕流公寓里能令她心安的亲切的家，客厅角上的钢琴、窗外的法国梧桐……
是啊，孩子，我们回家吧。情感丰富的周璇一定会抚摸着隆起的腹部，在心里喃喃自语：孩子，跟妈妈回家吧，妈妈把你带回上海去。
周璇比旁人想象得要坚强，她一旦决定的事，必定义无反顾地去实行。就像从前她决定和严华决裂，便不惜离家出走一样。
现在，她决定了，要把孩子带回上海去生。她甚至没有通知身边最接近的朋友：作曲家李厚襄，独自乘车到广州，然后回上海。
大凡有主见的人，在某些命运攸关的事上，往往是一意孤行的。有人写到周璇在香港时，把有关腹中孩子的父亲一事，与欧阳莎菲商讨过，这是靠不住的。
像周璇这么一个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十二岁就跨出家门，步入险恶的上海滩，在复杂的娱乐圈里滚打厮混、阅历极其丰富、智商又很高的人，怎么会轻易向旁人吐露内心隐秘、向旁人诉苦呢？她心里非常清楚，在这个世界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说无一二”。
她既然如此孤傲地不告而别，怎么可能随便将这种个人难言的隐私告之与人呢？因此，我们宁肯相信，周璇怀揣着世上只有她自己知道的秘密，怀孕着她的骨肉孩子，掉头北返，踏上归途。
归途中，她当然是满怀伤感的，也许她的心里涌起了前两年在香港拍的《清宫秘史》里的那首《冷宫怨》的插曲：风儿吹着虚廊月儿照着空房一声声虫儿唱一阵阵树儿响从前的锦帐牙床都让于鼠儿狂从前的书架琴囊都赋予蛛丝网家庭间是那么乖张朝廷上是那么荒唐晒台上的开幕礼自从那年头儿到年底天天的早晨都打不破这例这样的生活我过得真有点儿腻是啊，此时周璇也完全可能已对俗世的生活产生腻烦，唯有腹中蠕动的小生命是实实在在的可爱，是她心头最重要的牵系。
“孩子，妈妈多么爱你！”不管路途多么远，不管行程多么孤寂，不管前面有什么风险，“孩子啊，我的孩子！”归途中，周璇始终怜爱地抚摸着隆起的腹部，她要把她的孩子，带回到她自己认为靠得住的地方去，带回到上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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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孩子的父亲？
几乎一致的舆论认为：周璇从香港返回上海，是去找孩子的父亲朱怀德。错了，大错而特错了！且不论，这个孩子的父亲究竟是不是朱怀德，只有另有图谋的人，才会纠缠在这类事上，并借此大做文章。周璇做出的实际行动已经粉碎了千百张毫无根据的油嘴滑舌。她回到上海不久，便登报声明如下：
周 璇
启事 我俩因意见不合，故在登报之日起脱离同居关系。
朱怀德
特此声明。
倘若，像世俗公认的：周璇匆匆返沪是为了让朱怀德来认可这个孩子，倘若周璇对朱怀德仍心存幻想，她断不会冒天下之大不讳，出此一招。须知，以周璇在上海的知名度，她自己不会不知道，公开登载此广告，必然会引发轩然大波，给她带来沉重的舆论和精神压力。可见，周璇那时已无所顾忌，和当年与严华决裂一样，在这件事上，她已痛下决心：快刀斩乱麻，一断了之，免得罗唆。
很明显，她不想在这件事上作过多的纠缠，这件事就这样处理了。面对上海当时的情况，她一定有她自己的考虑和安排。在当时的处境下，她有些难言之隐，不足以为外人道。也不像现在所有的书报上说的，她是在这件事上受了刺激，而精神失常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将作出专门的探讨。
再看当事人朱怀德这方面，在上海有关部门的强大的压力下，按照常理，他只有从实招来这条路可走。但恰恰是作为资本家身份、处境异常艰难的朱怀德，居然不认账，提出要验血做出鉴定。而周璇这方面却则置之不理、不予响应，然后一刀了断。可见，事情未必像“一致公认”那么简单。
我们万万不可轻易相信那种趋于一律的舆论，往往在简单的“舆论一律”的背后，蕴藏着令人不可思议的复杂得多的凄美的真相。
我们在撰写本书的时候，专程去采访了一个不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当周璇生下她儿子的时候，她也在现场，当产科医生把孩子抱到产房外，据她亲口说，第一眼看到这孩子的一位社会名流惊呼道：“嗨，这个孩子怎么和XXX像从一个模子里面敲出来的！”
看来，其中确实另有隐情。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这位社会名流的直觉（因为没有医学和法律的根据）。因此，我们决定不公布这个隐秘。这首先是出自于我们对周璇的尊重，让它成为一个永远的谜，这是周璇生前的愿望，我们后辈没有任何理由违背她的这个愿望。
孩子的父亲是谁，重要吗？也重要、也不重要。既然当事人：周璇和朱怀德都没出作最后的定论，既然当时的法律部门、医疗部门也都没有作出法律的和科学的结论，我们有什么理由和有什么资格去违背当事人的意愿、违背法律和违背科学而作出武断、粗暴的认定呢？
就让它成为一个永远揭不开的谜吧。
敏敏，一出生就长得大头大脑的敏敏，是周璇亲生的儿子，可爱的儿子、卅岁时生下的儿子。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有这一点就够了。周璇生前看重的，也就这一点。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让周璇在九泉之下，守护住她美丽的心灵里永恒的秘密，让她在天国里保佑她的儿子，平静地安息吧。
我们不会再用这个她生前决然了断的隐私，去骚扰她的长眠和她不朽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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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璇身前的巨额财产
这是当下人们最为关切的话题了。2003年了，某著名网站上，仍在大肆渲染所谓周璇的巨额财产失踪之谜。
周璇在香港拍片的最后两年，每拍一部电影，都是以几十根金条计算片酬的。据称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以百两黄金的片酬才请到周璇拍摄《清宫秘史》，如果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就远远超过当今“四小花旦”的片酬了。她同时还有几十张唱片，每年1000万元（注：指旧币）以上的源源不断的版税（据百代唱片公司披露）。她的从艺经历和她的艺术生命、走红的时间也远比当今的女明星要长。
当时的报刊上称她为影坛歌坛明星中最富有的人，与她交往颇深的女明星王人美声称，京剧界的梅兰芳也不能与之相比的。周璇有钱，这一点，看来是确切无疑的。
可在周璇身后，她身前所积累的巨额财产，一下子荡然无存。那么这些版税、金条、股票、债券、现金等等，都到哪里去了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被朱怀德骗走了。香港有一个电影导演，叫屠光启，他写过一部书叫《金嗓子周璇的血泪遗书》。在书中，他称朱怀德对周璇劫色又劫财。
“劫色”部分，屠导是听其夫人、当时与周璇一起拍戏的女明星欧阳莎菲亲口所述，宜可采信，不妨辑录一段：
“周璇上楼下楼，他（指朱怀德）搀抚着她。周璇需要什么，他很快就把她所需的送到她面前。周璇有所差遣，他奉命惟谨，一诺无辞。每逢拍戏的日子，或是午膳，或是晚餐，以至夜霄……在充满罗曼蒂克情调的（国际饭店13楼）云楼小餐厅里，桌上燃起了两支红烛，发出了烨烨的光华，坐在餐桌两端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周璇，一个是朱怀德。《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从朱怀德的口中轻轻哼出……”
屠光启说以上情况，是周璇在拍《红楼梦》的片场里，私下告诉他的太太欧阳莎菲的。接着，谈到了朱怀德如何劫财，这位导演的脚本就编得非常离谱和伪劣了。
为此，我们查阅了影片《红楼梦》的演员表，见周璇是女一号，而欧阳莎菲排列在第十名后。原来如此。一个跑龙套角色，回家后在枕头上，对老公嚼舌头，其可信度打一个对折，是比较客气的。
屠导的书中说，周璇在1945年前，把大把的现金交给朱怀德去放高利贷，做“囤货”生意，最后血本无归。
有关这么大一件事，却从未见周璇和朱怀德两个当事人提及，这是疑问之一。疑问之二，在钱财问题上，周璇曾受到严华的侵占，为此而与严华决裂，她会毫无警惕吗？她的智商有那么低吗？疑问之三，周璇是把财物看得很紧的一贯很节俭、精明的人。倘在1945年前，朱怀德已经把事情搞得那么糟了，周璇还会继续与他交往四、五年吗？疑问之四，朱怀德不是一个穷人，不是“拆白党”，是上海最大的绸布商的儿子，这都是历史事实。
因此，比较可信的是“跑龙套”和其夫君出于忌妒之心，或被人授意（当时在香港确实有一个颇有来历的人企图把水搅浑，借此掩人耳目），故意扩大事实，播弄事非。
在沪、港两地的演艺圈里忌妒周璇的，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这么说，周璇的命运其实和阮伶玉一样，最终是被演艺圈里的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散布到社会上的蜚长流短所击倒、被逼疯，最终殒命的。
那本《金嗓子周璇的血泪遗书》的后面写得就更居心险恶了，说周璇在香港时，朱怀德跑到上海，把周璇藏在家中沙发里的金条“罗掘一空”。因此，屠光启的结论是：“是谁偷了她的血汗钱，不说自明……”
众所周知的是周璇在香港时，她的养母、在上海滩混了大半辈子的戏子出身的异常精明的叶凤珠正住在枕流公寓周璇的寓所里，她的养母是瞎子吗、有那么傻吗？会任凭朱怀德为所欲为吗？此说完全不可信。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可靠资料，朱怀德确实借过周璇小部分钱，后被人民政府基本追回。
周璇的巨额财产都被她储存在香港中国银行的保险箱和置放在自己身边，这种说法倒是有据可查，也是最可信的。
而周璇的这些巨额财产最终确实去向不明了，让我们继续往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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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往香港的九封信（之一）
周璇从1950年7月到1951年10月，一年多时间里，给她在香港的朋友作曲家李厚襄写了九封信。1975年，周璇的这九封信刊登在香港《万象》杂志上。
这九封信以及她在那段时期间写的日记，无疑是她那段日子的生活和内心最真实最可信的写照。从而我们可以驱散笼罩在她身上的一部分迷雾、辨清迄今为止的有关周璇的种种不负责任的议论，我们也可以从中揭示出某些事情的真相来。
周璇是1950年7月2日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回上海后第5天，便给香港的朋友李厚襄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到：“……唱片及股票都放在你处寄存，多费心！公债票已由龚秋霞在14日那天给我送来了，您一点不知道吗？我已收到了，谢谢您！”
从以上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从香港回沪后的周璇，理财的思路仍旧很清晰，她把自己的财产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股票委托李厚襄代管，另一部分公债票则收归到自己手中。还可以看出，她之所以把股票放在香港，是为自己留条路。同时看出，李厚襄实际上是她香港的代理人。
这个铁的事实可以证明，当时她的财产并不像屠光启所说的已被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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