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烈将军史迪威-第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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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顽强的敌人的。
　　　　蒋介石拿着罗斯福的来电，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电报中不仅要求他把中国军
队的指挥权交给一个自己屡次要求撤换的美国人，而且还完全否定了他极力推崇的
“空中战略”，特别是还要求史迪威来指挥共产党的军队。这几项要求，像一根根
钢针扎在他的心窝上。他曾设想了“拒绝”、“接受”和“缓和”三种应付办法，
并权衡了三者的利弊。罗斯福的强硬态度恐怕容不得他“拒绝”，从切身利益来说
又万不能“接受”，最后他决心以“缓和”处之。
　　　　7月8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你的建议”，但接着又
提出，为了便于史迪威行使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需要有一个“准备阶段”；并要
求罗斯福派遣一名“全权代表”，以调解他和史迪威的关系。
　　　　罗斯福没有看透蒋介石的“缓和”企图，而对他的答复感到非常满意。在7月9
日的回电中，尽管他也催促蒋介石“为史迪威承担指挥权铺平道路”，但这实际上
等于承认蒋介石关于需要一个“准备阶段”的托词，同时，他同意向重庆派遣一名
美国政治代表。罗斯福的答复虽然仍保持着强硬态度，但已给蒋介石留下了可乘之
机。
　　　　7月2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罗斯福，提出了赋予史迪威指挥权的三项先决条件：
第一、共产党的军队在未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之前不能交给史迪威指挥；第二、必须
首先议定史迪威的职权范围及其和蒋介石的关系；第三、租借物资“必须全归中国
政府或其最高统帅接受”。显然，在美国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并就三项条件达成协
议之前，蒋介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继续“准备””下去。
　　　　8月10日，美国方面通知蒋介石，将由赫尔利将军担任总统的全权代表，并将在
近期内赴华。8月23日，罗斯福对蒋介石的三项要求作出了回复。关于共产党军队问
题，罗斯福认为：“让史迪威将军指挥的部队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大敌当前，灾难
随时可能降临，在这种情况下，拒绝那些愿意打日本的人援助显然是没道理的。”
关于史迪威的权限，罗斯福表示，他应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指挥中国军队，两者
应该是“国家元首和他的前线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关于租借物资，罗斯福指出，
准备作出一项新的安排，“让史迪威卸掉这个负担”。他知道，蒋介石一直想掌握
租借物资的控制权，这是引发他和史迪威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美方当时的设
想是成立一个中美双方的联合委员会，来负责租借物资的分配。
　　　　两天以后，赫尔利从华盛顿起程，经苏联和印度飞往重庆。
　　　　在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频繁交涉的过程中，史迪威正在锡兰康提的东南亚战区司
令部。当时蒙巴顿去英国开会，他临时来这里主持工作。马歇尔把罗斯福与蒋介石
交涉的情况都电告给了他，并告诫他要尽力避免触怒蒋介石，还要他以更多的精力
发展与罗斯福总统的个人关系。史迪威很乐意听从马歇尔的劝告，但在这方面他却
一直难以做好。
　　　　8月2日，美国正式公布了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的任命。当时美国陆军中享有
这一军衔的口右马歇尔、阿诺德、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史迪威能进入这一行列，
自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他发来电报，把对他的任命称作是
“我所签署的命令中，最令我满意的一个”。
　　　　8月30日，史迪威离开康提飞往印度新德里，准备在那里迎接总统特使赫尔利，
而后与他一同飞往重庆。
　　　　史迪威非常清楚此次重庆之行的艰巨性，但他仍抱有强烈的使命感，抱有坚定
的信心和希望。他觉得，只要能说服蒋介石授予他指挥权，他就有信心重整中国军
队的防线，打退日军的进攻，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他完全相信4．5亿中国人民和40
0多万中国军队的力量，只要给他们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实施正确的组织和指挥，
就一定能战胜日本人。正是：“一号作战”攻势凶，为挽危局再衔命；重任在肩升
上将，壮怀激烈赴山城。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钢铁将军史迪威　　　　　　　　
　　　　　　第二十二章　　壮志难酬
　　　　　　　　　　　　　　　　踌躇满志驭三军，热血豪情赤诚心；
　　　　　　　　　　　　　　　　祸起萧墙临大辱，含悲离别中缅印。
　　　　话说1944年9月4日，史迪威在印度新德里见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帕
特里克·赫尔利少将。虽然史迪威已身为上将，但仍然十分尊重赫尔利，因为他知
道这是一位很有实力和影响的人物。
　　　　赫尔利生于1883年，与史迪威同岁，早年从事律师职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曾作为军事使节在欧洲服役，显示了巧言善辩、纵横捭阖的政治和外交才能。在19
29年至1933年的胡佛总统任期内，他作为共和党的活跃分子担任了陆军部长职务。
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以后，他再次担任协调同盟国关系的军事使节，被授予少将军衔。
　　　　史迪威与赫尔利有过一些愉快的交往。1943年11月，赫尔利为安排开罗会议事
宜曾到过重庆，并在史迪威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赫尔利当时告诉史迪威，在美
国人们把他称作“中国的救星”。赫尔利还对别人说：“我和史迪威的立场完全一
致。”史迪威也对赫尔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称他是“真正的美国人”，并把他的
重庆之行喻为“吹来一阵清风”。
　　　　正因为如此，当马歇尔和史汀生准备推荐赫尔利来华并征求史迪威的意见时，
他未加思索就表示同意，还充满幽默感地说；“要做出美味的法国大菜既少不了油
也少不了醋。”这醋当然就是“醋性子乔”，这油就是曾作过石油巨商、办事圆滑
的赫尔利。
　　　　史迪威和赫尔利在新德里的会见非常融洽。赫尔利用夸张的口气告诉史迪威，
他将“敲着桌子”向蒋介石提出美国的要求：第一，中国内部必须团结；第二，中
国必须授予史迪威统一指挥在华军队的全权。只有当蒋介石同意合作，才会进一步
谈论美国将在经济上给中国哪些帮助。
　　　　9月6日，史迪威和赫尔利一同飞抵重庆。
　　　　9月7日上午，蒋介石分别会见了史迪威和赫尔利。同史迪威的会见安排在9点半，
赫尔利安排在11点。“为什么先见我呢？是握手言和？”史迪威揣摩着蒋介石可能
的意图。
　　　　蒋介石的态度显得很温和，说话的口气好像明天史迪威就要履行对中国军队的
指挥权了。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他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迄今为止，我的工作10
0％是军事性的，但如果担任中国军队的指挥官，那就只有60％是军事性的，40％则
是政治性的。如果我要使用共产党人，他们必须承认国家军事委员会的权威。他
（蒋介石）会经常向我提出建议。他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客气。他对我绝对信任。”
　　　　显然，蒋介石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共产党问题，他担心共产党与美国人建立联系
会削弱他的独裁统治，而不管这是否有利于抗日。史迪威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他在一篇笔记中写道：“蒋介石面对着一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击败了他。他对共
产主义影响的传播感到迷惑，他看不到中国大众把共产党人当作唯一可见的希望来
欢迎。他们要求摆脱沉重的赋税，军队的为所欲为，戴笠的盖世太保，贪婪、腐败、
任人唯亲，无价值的货币，可怕的生命浪费，无视人权。”史迪威认为，共产党是
伟大的爱国者，是一支斗志昂扬的抗日力量，向这支部队提供援助，符合中国和同
盟国战胜日本的共同利益。即使从暂时的利益来看，共产党部队向华北出击，也是
挫败日军“一号作战”的一项重要措施。　　　　　　　　　赫尔利在同蒋介石会见时，向他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口信：希望他能像英美两
国授权艾森豪威尔统一指挥欧洲战场的盟军那样，让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军队，并
给他以充分的信任。蒋介石用十分冷漠的态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知道艾森
豪威尔的司令部是怎么做的。史迪威和艾森豪威尔的地位确实有着很大区别，艾森
豪威尔的麾下有140万美国军队，史迪威手下只有9万多美军人员，而且除了加拉哈
德部队以外没有别的地面作战部队。因此，用这种类比的办法，是无法说服蒋介石
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史迪威、赫尔利同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
了初步交涉，双方分歧的焦点集中在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上。9月8日的会谈一开始，
宋子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委员长必须掌握租借物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
面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赫尔利明确地告诉宋子文：“不同意。”而且让宋子文用
大写字母把这个词写在文件上。史迪威意识到，蒋介石虽然多次表示“原则同意”
授予他指挥权，却迟迟不肯采取任何行动，其目的不过是想用一张空头支票换取对
美国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他认为：“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还有什么用呢。
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将只能去舔
别人的屁股。”
　　　　在初步交涉的基础上，赫尔利经与史迪威磋商，拟定了需要商讨议定的10个问
题：第一，中美合作的最高目标是促进中国所有军事力量的统一，以打败日本，赢
得中国的解放；第二，为支持中国的目标，与中国合作以使同苏联和英国的关系更
加密切和协调；第三，把中国所有军队统一于大元帅的领导之下；第四，集中中国
的所有资源用于战争目的；第五，支持大元帅在民主基础上为中国政治统一所做的
努力；第六，提出目前和战后中国的经济计划；第七，确定史迪威将军作为前线指
挥官的权限；第八，确定史迪威将军作为大元帅参谋长的权限；第九，准备拟制指
挥系统表；第十，讨论今后对中国租借物资的管理。
　　　　9月12日，史迪威和赫尔利再次会见蒋介石和宋子文，正式递交了这10个问题。
宋子文提出，“民主”这个词含义不清，有附加条件之嫌，要求删去第五条中“在
民主基础上”一段。蒋介石表示，同意前六条；第七至第九条关于史迪威权限的问
题，应由一项“国际协定”来予以规定；第十条关于租借物资，必须交给他掌管。
史迪威和赫尔利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应按照华盛顿的意见，在重庆成立一个有中国
代表参加的美国委员会负责租借物资的分配。
　　　　这次会见之后，史迪威一面让赫尔利起草关于“前线总司令”的任命和权限的
文件，以便继续和蒋介石谈判；一面开始着手出任前线总司令的具体准备工作。
　　　　他草拟了一份大体的工作计划，内容包括：与第一战区司令陈诚、第九战区司
令薛岳、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召开会议，调整对日军“一号作战”的防御部署；组
织部队在宜昌、洛阳、山西向日军后方发动进攻；去延安与共产党人协商，使其部
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并由成都机场向他们空运物资；挑选部队集结和训练地点，
以使美械装备的中国部队达到60个师，等等。
　　　　他还起草了一份一旦就任前线总司令后，发给各战区和各集团军长官的通电。
在那里面，倾吐了他对中国军队的肺腑之言和殷切希望。他写道：“我希望你们把
我看成是中国的真正朋友。我的唯一想法就是打败日本人，使中国强大起来，赢得
自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建立一支强大
的精良的军队。”“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要让一“外国人来干？’我要你们别
那样来看我。我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走遍了全国各地，我尊重中国人民和他们的
品格，我目睹了中国士兵作战，我一直和他们、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虽然史迪威对蒋介石能否授予他真正的指挥权表示疑虑，但他仍然满怀信心和
希望地准备着率领中国军队同日军进行生死搏斗。因为他“对中国士兵和中国人民
抱有信心”，认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崇尚民主的……，他们诚实，节俭，勤劳，
乐观，独立，坚韧，友善，谦恭。”问题在于“受到了不当的管理”。他希望能以
他的力量来改变这一状况，挖掘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的伟大力量。史迪威充满了
豪情和壮志，但也不免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当史迪威在重庆忙于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艰难交涉的时候，派往前线的美军
联络官不断给他发来关于广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