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庄子婖婣-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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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状元,开始当袁世凯老师,后来袁世凯要当皇帝,他是不同意的,当然中间的过程还有很多,所以隐士的思想在中国历史政权上,勉强等于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就是不同意主义,既不反对,又不赞成,就站在旁边看,按西方民主政治的讲法,我这一票不投,有保留权。在西方民主政治中,不同意主义的主张,保留这一票,乃至这一票最终成为有决定权的一票。真是太严重了。
失节夷齐
中国隐士思想在历代都起了这个作用,历代帝王都怕这一面。满清入关以后,康熙想尽办法想把这一部分人收罗起来。在康熙到乾隆这一百年间,在科举中特别开了一个“博学鸿词科”,对于前明不愿投降的遗老们,特别恩准,马马虎虎,只要报个名,形式上考一下,就给与很好的官位,结果有很多人,在这种诱惑上动摇了,而进了“博学鸿祠科”。有些隐士不同意满清的,最后都被康熙乾隆挖出来了,所以当时闹了很多笑话。其中一些,是非常尖刻的讽刺,但是曾留下几首讽刺的名诗:“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后来又开第二次“博学鸿祠科”,再收罗第一次未收罗到的人,因为许多人看见第一批“博学鸿祠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场的位置都满了,后去的被推到门外去,就有人更吟诗挖苦了:“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哪堪已吃光。”描写当时明朝的隐士,本来是想做白衣的伯夷叔齐,不投降,结果是“一队夷齐”还不止一个两个,都投降了,因为首阳山上的菜根都吃光了,把这些人挖苦得很厉害。
隐痛诗人 吴梅村
康熙时代,针对这一批想当高士的学者文人,也想同伯夷叔齐一样,如在文学上有名的诗人吴梅村,屡次被清政府征召,都坚持不肯投降,清政府挟持其老母威胁他,逼得他没有办法只好出来。当然吴梅村有他的理由,妈妈年纪大了,如果妈妈不在,可以当忠臣。要当忠臣很赔本的,要拼命的。因此吴梅村一生非常痛苦,所以他的诗有:“浮生所欠唯一死,人世无由识九还。”吴梅村因为名气太大,他在应召进京的时候,当时江浙一带的学者都来送他,开了一个号称“千人会”为他饯行。这也是清政府发动的,吴梅村出来投降了,这对吴梅村来讲,比戴手铐脚镣都难受。有一个青年,没有参加这次集会,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这个宴会中去给吴梅村。吴梅村坐在首席上打开来一看,脸色都变了。旁边的人觉得奇怪,看了这封信以后,大家的脸色也变了。原来这封信上写了这么一首诗:“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所有在座的人全被骂了。还不要宣布散会,在座的人就一个一个溜走了。这年青人了不起!这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所以中国文化精神中,隐士派不同意主意的思想,始终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中起很大作用。为大政的人,对这个道理一定要了解。
前面讲到的狐不谐、务光、伯夷、叔齐这些人,在历史上称为高士,但在正统道家思想看来,还是属于没有出息的,把自己这一条命陪进去以后,既不能救国家救天下,又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现在庄子提到:“是役人之役,”就是跟着人家转。等于讲,人家放火时,他愿意不放火,可他站在火光旁边拼命地叫,这个叫有什么用呢?真是莫名其妙。“适人之适,”人家在忙时,他也在跟着在旁边忙,你毕竟进来参加忙也好,他又不参加,搞得不伦不类的。“而不自适其适者也。”他对自己的人生应该怎样安排都不懂。庄子在这里,把历史上的高士们批评得一钱不值。
高士严子陵
这里特别强调一点,庄子讲入世的“大宗师”的思想,为了说明“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提出东汉时的严子陵来加以发挥。严子陵的少年同学汉光武刘秀当了皇帝,他不同意也不反对,研究历史就要在这些地方着眼。我们知道,汉光武刘秀的好处比汉高祖刘邦多。伏波将军马援,开始是反对刘秀的将领,有次因某件事,作为代表来看汉光武。当时汉光武统一了中国,只有陇西和四川没有统一。马援与刘秀一见面,两人谈得很投机,马援回到陇西,老板隗嚣问他:刘秀与他的祖先刘邦相比怎么样?马援讲:刘邦豁达大度,气魄很够,人很豪爽,这一点两人不相上下,很难比。不过有几点不同:第一点,刘邦不喜欢读书喜欢骂人,刘秀喜欢读书不喜欢骂人,而且学问很好,很有辩才;第二点,刘邦爱喝酒,刘秀不喜欢喝酒。隗嚣说:照你这么讲,刘秀看来比汉高祖还要高明啊。马援本来要讲刘秀比汉高祖还要高明,做人家的部下,只好这么讲,所以马援之所以是马援,多会讲话!了不起!刘秀的好处很多,历代帝王都杀戮功臣,汉高祖就杀戮过很多功臣。但刘秀在一统天下以后,没有杀戮过一个功臣。但是严子陵为什么还有许多不同意他的地方?自有他的道理。严子陵也许是一个在当时局势中,不作第二人想的人物。但是他也深知刘秀不简单,这个位置已属于刘秀的,他就悠游方外,再也不想钻进圈套了。因此他就反披羊裘,垂钓在浙江桐庐的富春江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严子陵好像得了庄子的秘诀一样,所以他不姓严姓庄,应叫庄子陵。历史就是人生,把历史读通了,我们才懂得怎么做人。不要弄得像现在大学的史学系一样,自己好像比历史还高明,然后去分析历史批判历史,结果你不是历史,你是书呆子。现在研究历史同我们过去不同,我们过去研究历史,是使自己懂得如何作人做事,现在不然,现在是比历史都还要高。所以研究严子陵,要懂得研究历史的困难。
刘秀作了皇帝之后,唯独怀念这位同学,下命令在天下查访,希望他来见一见。有人报告,在浙江桐庐的富春江上,有一个反穿皮袍垂钓的人。现在街上最时髦的是把皮袍反过来穿,在汉朝却是很怪的,皮袍应该穿在里面的。古代穿皮袍是有学问的,官人与百姓穿皮袍是有区别的,官人不敢把穿的皮袍露出来,外面要套一层粗布,表示谦虚。虽然是做假,但这假的后面有中国文化,痛恶你奢侈,拿富贵来骄人。但皮袍多贵啊,相当于现在好几千美元,又要用粗布盖住,又要表示里面有皮袍,那就把皮袍边上的毛,露出来一点点。老百姓却不敢这样,皮袍要短一点,盖在里面不能露出来。过去有功名有地位的人才可以穿长袍,所以读书人有了功名回乡叫绅士,绅,就是衣服前面后面都快要盖拢脚了。老百姓冬天穿皮袍,不能超过膝盖以下,这都是文化的故事,不讲的话,我们死后你们不知道了,都认为千古以来皮袍是反着穿的,那就不是中国文化了。反穿皮袍这事一上报,汉光武一想,这一定是严子陵。就把他接到京城里,但严子陵还是不愿意做官。汉光武说,你不要以为我当了皇帝,如今见面还是同学,今夜还是像当年同学时一样,睡在一起,好聊聊天,严子陵还是那样坏睡相,腿压在皇帝的肚子上,似乎又目无天子。所以有太史公发现“客星犯帝座”的说法。总算刘秀确有大度,没有强迫他作官,终于放他还山,仍然让他过着悠游自在,乐于江上垂钓的生涯。
历史上称赞严子陵高得很,但到了清朝有人就说他不高了。有两种相反的论调,因此相传后世有一位上京考功名的秀才,经过严子陵的钓台,就题了一首诗:“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这真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了漏夜赶科场”的对比写照。但相反的,后人有对他作极其求全的批评,有人说严子陵一点都不值钱,这些隐士假的。怎么讲呢?“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波茫茫何处寻?”他是说严子陵反穿羊裘去钓鱼,分明是故意沽名钓誉,要等汉光武来找他,用此为求成名的手段。如果真想逃名避世,当时只着一般渔人所穿的蓑衣斗笠去钓鱼,谁又知道富春江上多了一位渔人便是严子陵呢!那么,当皇帝的同学刘秀,岂不是也无法找到你了吗?因此他批评严子陵是有意弄噱头,求虚名,而非真隐的人物。
如果照这种严格的要求隐士、高士、处士的标准来讲,凡是被历史文献所记载,为人世所知的人物,乃至神仙传记或佛门中的高僧,也都是一无是处的。相同的,宋朝的大诗人陆放翁便说过:“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己自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陆放翁对隐士思想推崇得很高,道家的思想,真正要做个高人隐士,是不应该在这个世上的,还要在这十一层楼讲《庄子》,那都是为了赚钱的问题,决不是高士。被一般人知道是隐士就错了,像严子陵一样,都辜负了自己开始的存心,那你们又何必批评严子陵做假呢?巢由是黄帝时代的隐士,尧舜请他当皇帝他不干。像类似这一类的事情还很多。所以,从这些事就可以看出,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思想对隐士思想推崇得不得了。这是代表文化精神的一个招牌,甚至于说,我们历史上已经出名的高人隐士,都受文化史的批评。在好的一面讲,这个文化思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我们要了解,道家思想形成了隐士学派。隐士学派在中国三千年,二十五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他们在国家时势危机时,拨乱反正救世救人时,就出现了。等到天下一太平,许多人连名都不留就走了。就是合于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面。青年同学研究中国文化,对这个问题要密切注意一下,过去一百多年来,所有的著作好像没人提到这一面,甚至于说忽略了它,乃至于不了解它。对于这一段庄子说隐士,我们加了许多的闲话,作了一个说明。现在再看庄子的申述。
真人的境界
“古之真人,其状羲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
上古时代得道的真人,代表我们老祖宗的,够得上称为“大宗师”的人,有了出世的修养成就,然后再做入世的事业,所谓能够救世救人,庄子称他们为真人、至人。这些真人外表的作为,非常讲仁义,为仁义而为之,可以牺牲自我,却不结党不用私,是天下为公的。所以,做了就做了,不希望你来恭维我,力所当为、义所当为的事,做完了不需要别人知道。庄子这里不提仁只讲义,这个义不是义气,是讲爱人的发挥。儒家孟子解释义:“义者,宜也。”中庸之道,恰如其份,恰到好处就是宜。举例来讲,火烧起来了,我赶快挑水灭火,水不够再去挑,万一挑累了就算了,听其天命,反正我尽力了,这就是“宜”,做到恰到好处就算了。墨子对义的解释带一点侠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义也。”“天下有难,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自己牺牲了在所不惜,这是墨家的思想。庄子这里讲的“义”是近于墨家的义,不是儒家的义。“若不足而不承;”得了道的人做人处世,永远没有自满,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不够。“而不承”,不接受什么,也不想什么东西属于自己,只有拿出来的。中国历史上,很多道家的人物出来因应时势,拨乱反正以后,“功成、名遂、身退”,一个个都溜走了。为什么呢?他们都很谦虚:“我德性不够啊,天下国家你搞就好了嘛。”是永远都不满足自己的。
“与乎其觚而不坚也,”道家做人都是内方外圆的,虽然对人都很和蔼,无可无不可,但是他没有成见,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才能“张乎其虚而不华也”,像花一样张开,自己内在空空洞洞,无主观无成见,没有虚华,不宣传,永远是虚怀若谷。这是做人的态度。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厉乎其似世乎,敖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悗乎忘其言也。”
真人对于人生是乐观的。“崔乎”就是巍巍,高大之意,他虽然站在最高的位置,也有很高的成就,但不是为欲望驱使去做的,是为了天下,“不得已而为之”,是“不得已”去做的。真人虽然对社会贡献了一切,态度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点觉得,我帮助了你,你要谢谢我,没有这回事,“与乎止我德也;”“与”就是同你共同做了事,到了相当的程度就停止了,因为不能再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