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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

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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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讲赚萧让>中,对戴宗与燕青用钱打通关节的主次之分,颇有层次感。到李师师家时,“燕青打开帕子,摊在桌上,都是金珠宝贝器皿。”;去宿太尉家时,却是“打夹了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拿了书信,径投宿太尉府中来。”一个帕子,一个笼子,因人而异,因作用不同而量不同。
  宿太尉既是忠心效力朝廷的人,又是对宋江等人抱以同情的人,算是个忠臣循官了。他没怎么计较细节上的问题,收下了梁山好汉的礼物--“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宝物,已有在心。”
  收钱办事,就相当不错了,这钱总比李固花的五百两黄金要值。施罗二人对宿太尉收金银的细节虽未更多描写,但通过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写张叔夜拒收礼物,写下了自己的用心,以诗赞张叔夜:“风流太守来传信,便把黄金作饯行,捧献再三原不受,一廉水月更分明。”
  张太守不受,不等于梁山好汉中止送礼。等招安礼毕,第二天清晨宿太尉走时,“宋江亲捧一盘金珠,到宿太尉幕次,再拜献上。
  奉公守法的成本难以计算
  刘太公是那些奉公守法的农村富人的典型形象,要是没有匪盗的兴起,他只小心地维持与官府的关系就是了。问题是,社会不会因他的善良的愿望而不出现麻烦。桃花庄遇上了小霸王那样的山贼。
  刘太公向鲁智深诉苦(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说:
  老汉止有这个小女,今年方得一十九岁。被此间有座山,唤做桃花山,近来山上有两个大王扎了寨栅,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间青州军官捕盗,禁他不得。因来老汉庄上讲进奉,见了老汉女儿,撇下二十两金子,一缎红匹为定礼,选着今夜好日,晚间来入赘老汉庄上。又和他争执不得,因此烦恼。
  刘太公向鲁智深诉了苦并表明不是因他鲁智深来才烦恼,即“非是争师父一个人”。鲁智深一向行侠好义,热情地出来管这桩强迫成亲的事儿。鲁智深并没说要打周通,只是说劝劝他,并吹嘘“便是铁石心肠也劝得他转”。刘太公还是不放心,告诫鲁智深要注意说话方式:“只是不要捋虎须。”
  怕侠客给惹出事,但又不得不抱一线希望,毕竟这场将到的婚姻太不合传统了。等强盗来临时,老太公跪在地上进酒。周通说,你是我老丈人,怎么给我下跪呢?老汉说,我只是大王你治下的一个小户主而已。
  施罗二人写此的真意是说,当时财主们活得也挺累,尤其是小财主,夹在官府与盗贼之间,两面应付。鲁智深虽此时为僧人、为游侠,底子还是官身而来。只是那年代官里没有鲁提辖那么好的官,才不得不曲笔如此。
  刘太公虽然演技不错,先是玩了周通一把,但绝没想到新房里发生打斗,并把贼人打得狼狈逃窜。周通留下话,你个老东西等着瞧。
  没辙了!刘太公扯住鲁智深说:“和尚你苦了老汉一家儿。”
  刘太公也实在无可奈何。拒绝强盗,不但丢了女儿,还会给庄子引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报告官府,不但要舍些银子,更重要的是官府无能,打不过山贼;现在求这和尚一救,没想到出了乱子。
  这可怎么办?一个年近六旬的人却像个小孩子似地扯住鲁智深的衣服,寻求心理庇护。
  结果还好,周通在李忠带领下要报仇时,却认出了鲁智深,化干戈为玉帛,一场风波就此而止。看来只有和侠客--准盗贼挂上钩,才有幸免于难。也许这是动乱中国社会中的一条规律。
  按正常人的理解,晁盖是不该选择造反这条路的,因为他是富人,并且从祖上以来一直是富人。然而,他面临的社会让他苦恼不堪,从苦恼中又悟出些道理:既然天下将乱,我为什么不趁乱而为,显下英雄本色呢?
  书中写他:“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晁天王认义东溪村>)这分明是一种准备,一种反常。看一下郑屠那类的城市小财主,还要讨个妾,过个快活,怎么他晁盖不但不讨妾,竟然连正室也不要呢?论条件,他晁盖光靠祖上的财富就够过好日子了,而郑屠呢有时自己还得亲上肉案。
  后来的一个典型情节,给了初步答案。朱仝雷横二人并率十九个手下(土兵,警察临时工)来到东溪村,晁盖一番表面热情,“一面教庄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汤来吃。”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时该说银子不是自己长腿儿跑来的。但毕竟这种应付少不了。在两位都头(巡警大队正副队长)临走时,他还能送些银子。虽说这是为了救刘唐,但日常这类应付是少不了的。
  晁盖内心里不想当冤大头,可世道如此不应付怎么办呢?只等时机成熟,一票捞回并更多地获取便是了。他的钱不光向官府花,也向江湖花。“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不安份的心,昭然若揭。
  奉公守法的成本太大了
  他晁盖能忍,但绝不像刘太公那样窝囊,以致于把女儿送给山贼,还给山贼叩头,说什么“我本大王治下小户”。该对手露出真面目时,他也绝不客气。《水浒传》第十四回花了不少笔墨描绘“托塔天王”诨号的来历:
  郓城县管下东门外有两个村坊,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只隔着一条大溪。当初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在溪里,无可奈何。忽一日,有个僧人经过,村中人备细说知此事。僧人指个去处,教用青石凿个宝塔,放于所在,镇住溪边。其时西溪村的鬼,都赶过东溪村来。那时晁盖得知了大怒,从溪里走将过去,把青石宝塔独自夺了过来东溪边放下。因此人皆称他做托塔天王。晁盖独霸在那村坊,江湖上都闻他名字。
  虽然这是赢得美名的壮举,但毕竟是小儿科,远没曹操那样伟大。
  从历史上追索,他的事业榜样应该是曹操。曹操少年时代,飞鹰走狗,不治家产,到了看到社会大变来临之际却悄然身退。官不做了,钱不挣了。《魏书》(非陈寿《三国志》之<魏书>,乃此前王沈所著《魏书》)记载说:
  “于是权臣专朝,贵戚横恣。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干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拜议郎,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哪里是“娱乐”,分明是在为一项事业做准备。读书是为积累或补充知识,而打猎是为锻炼身体。很明显,小说中的晁盖远没事实中的曹操有品位。曹操的目标是国家权力,而晁盖只限于作村野一霸。不过,野心家毕竟是野心家。曹操在关键时刻,把家卖了,招募军队;晁盖在关键时刻也弃了山庄,去夺取更大的财富,以至当上更大的“霸”。晁盖的“霸”的目标也从东西两村转向了更大的地域比如征伐曾头市。作为一个土财主,他不再受原来生活方式的制约了。
  未真成名者最怕平庸地死去
  卢俊义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比谨小慎微的刘太公富,比目光短浅的晁盖要有本事,但是他最后也被夹住了,夹在了官与贼之间。他心中一直企盼自己有所作为,捞得功名。他不怕死,但就怕平庸地死去。他卢俊义不缺钱,只缺一个象样的官位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甚至说他的钱多得让他心里不平衡。他手下光管理人员就四五十人,当铺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这种财与官的失衡,让他时刻在寻找机会;寻找机会的人总是倾向探知命运之未来,所以吴用到他门口卖卦时,几句大话就让他上了套儿。与刘太公夹在了有形的贼与侠中间不同,卢员外把自己夹在了无形的官与有形的贼之间。但他不怕贼,甚主动向贼挑衅,以寻找一个扬名立世的机会。他为摆脱平庸的死,按“算卦先生”的指点去东南千里外避灾,途径梁山的脚下,不顾李固的苦劝,在载货的小车子上插上了旗子,旗子上的口号(诗)说:“慷慨北京卢俊义,远驮货物离乡地。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第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张顺夜闹金沙滩>)。不惟如此,他还训斥极力自保的李固,那番训斥也是他内心世界长期压抑的一种宣泄,也是志向宣言:
  你省的甚么!这等燕雀,安敢与鸿鹄厮并!【注3】我思量平生学的一身本事,不曾逢见买主,今日幸然逢此机会,不就这里发卖,更待何时!…撇了货物不打紧,且收拾车子捉人,把这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方表我平生之愿!…”
  贼们已经给他设计好了实现自我的机会,那就是上山入伙,与他那个一直企盼进入并提供攀升机会的系统进行斗争。在身陷困境之时,他不认可这一安排,变化的只是把对自己过高的评价往下降了一些。到了被俘上山时,他还坚持自己的信念:“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
  卢俊义在日常生活中,就被渴望成功的欲望所煎熬,所以他很少顾及或根本就不顾及世间琐事,这恰是生活悲剧的种子。到了燕青向他诉说家变--卢员外的妻子与财务总监合成一家时,他还大骂燕青。倒是贾氏的理性分析,让他明白了些许道理:“丈夫,虚事难入公门,实情难以抵对,自古丈夫造反,妻子不首,不奈有情皮肉,无情杖子。”
  梁中书的酷刑让他清醒了许多,只好屈招。
  一切英雄梦都破灭了!不仅丰饶家资并美艳的娘子要易手,恐怕性命也保不住了,更不用谈表平生之愿了。
  在两种力量的挤压中,他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本来力求进入的系统,猛力地把他踹了出来;他不想进入的系统,却一把将他拉了进来。
  如果他甘于平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平庸不是他的本性!
  【注3】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长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第六章社会仇恨与“愤青”思维
  合法的暴力对一个古典社会的控制作用,首数法律的使用。孔子为了控制局面,杀了少正卯。后世为给“圣人”辩护,还编造了一套师生对话的故事。门人问:“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您才执政就杀了他,该不会是失误吧!”
  煽动仇恨以获政治资本
  误谈点评
  ◎刘彻在中国人的历史想像中无疑是最伟大的帝王之一。有人歌颂他拓边殖土,有人赞扬他为伟大帝国安装了制度软件。然而,正是这位名垂青史的历史伟人,把西汉文景之治积累起来的资源挥霍一空。他的政治败坏,无以历数。伟大帝国的衰败实由他而始。好在,他晚年有所省悟。
  但是,后人忽略了他的省悟,肆意地用他的所谓武功表述着自己对他的歪曲。
  ●“愤青”现象不惟今天有,中国古代就已有之,他们的突出特征是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至于历史的真实性,则不在考虑之列。人们在为古代“愤青”歌功颂德之时,却忘了他们给国家、社会带来的种种祸害。方孝孺自己以死建立不朽的历史名节,可受他案无辜牵连白白葬送了的几百条生命,连历史边脚料都当不成!
  ◎“愤青”们的精英化使他们忽略了“世俗化才是社会生活本身”——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他们要用统一的道德模式去要求所有人。殊不知,英雄们也脱不了以世俗生活为人生之基础:宋江需要与阎婆惜保持非婚性关系,雷横也要用揩油方式一睹白秀英的姿色。
  人们不应该忘记:“愤青”们的激情固然可佳,但其治国之策却不甚了了!
  合法的暴力对一个古典社会的控制作用,首数法律的使用。孔子为了控制局面,杀了少正卯。后世为给“圣人”辩护,还编造了一套师生对话的故事。
  门人问:“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您才执政就杀了他,该不会是失误吧!”
  孔子在说了一大通少正卯的罪恶后,举了几个例子,说:“小人中的杰出人物不能不除。所以,成汤杀尹谐,周文一杀潘正,周公旦杀管叔,太公杀华士,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何。这七个人时代不同而心术一样,不能不杀。”
  以上七人除了管叔的事件有史可查以外,其他六人的事情没有史料为证。
  孔丘的法律恐怖主义收到了一时的成效,也成了日后吹捧他短暂执政(摄相事)“奇迹”的最初文本。法律恐怖带来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变化:首先,底层秩序好了。比如,有一个贩羊的沈犹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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