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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

袁崇焕评传-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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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战略可言。很奇怪明朝居然还能生存这么久,这样一个腐烂的王朝,真不如早点结束好啦。身为皇帝这样的不负责任、愚昧、愚蠢。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明朝后期的太监掌权危害,其患并不在太监,而在君王的放纵太监。就战略来看,仅以双方统治者比较,明朝不亡,已经是没有天理了。

  3。明朝的军事实力

  以下是明代正规军的装备介绍。

  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合用药675斤;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可见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很多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军,差距极大。人数方面,明朝军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朱元璋刚建国的时候,全国军队达180万人,后来永乐到正统时期甚至超过200万,正统以后保持在120万的水平。而满清入关前最多也就十万八旗子弟。

  明朝在装备和军力有巨大的优势,为什么会作战失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军事制度,明朝制度是“将不专兵,兵不私将”。明朝的兵和将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独立的,需要打战的时候才集结一起。这样能够防止大将拥兵自重造反,但是作战起来,则是效率低下,管理混乱和训练不足。兵源问题。明军部队主要的来源是“垛集军”。“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代相传。明朝皇帝一般把自己的对头变成垛集军的来源。军户的生活相当悲惨。强制的军事屯田,世代不得脱籍,军饷微薄,战时做炮灰,平时做苦力,逃亡则采取连坐,强制亲戚家人代替。这样的兵源先天缺乏强大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而且这种“为战而战”的“职业”士兵很容易军心涣散,厌战心理很强。在明朝后期,采用了募兵制的征集部队方式。一般结果是民众将军饷一抢而空,然后四处逃命。养兵问题。明朝实行军事屯田制度,的确是自力更生,不花国家的钱。但是在战争时期是行不通的,如果皇帝以可以屯田为借口克扣军饷,很容易导致兵变,军人生活已经困苦不堪,还要克扣正常开销,只会使得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并且毫无斗志。战争时期军饷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神宗天性贪财,熹宗宠用的魏忠贤贪财,那些权位极高的太监也贪财,要发达的人只能以钱来谋升官,升官后自然要千百倍的剥削回来。军队的管理这也是这样,军官大肆贪污,虚报兵数。于是军费开销越来越大,户部这儿越来越没钱,只有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就这样矛盾越来越激烈,军事问题却没有解决。政治上的战略直接影响着战争的战略。

  明朝重文清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比如袁崇焕,也是进士出身。文人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明朝的运气很好,明末抗清有叁个名将,功勋卓着: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叁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叁个军事专家。可是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其他的文人统帅基本上就是全军覆没。明朝的战略基本上是防守型。所以袁崇焕能够以几千士兵防守住满清十万大军,但在是野战的时候,明朝优势兵力却难以击败清兵。明朝的长城是很有名的,长城就是典型的防守型战略思维产物。明朝后期根本缺乏积极进取的皇帝,战略谈不上积极进取是很正常的,加上体制和实力的约束,后期已经无法开展进攻战了。所谓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某些条件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可是到了战争的时候,士兵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更可笑的事,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要使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可见政治上的腐败完全能够抵消军事实力、军事装备的优势。这个时候军事上的优势甚至变成了危害自身的劣势。从战略上看,这些战争没打之前已经胜负已分。如果不改变明朝腐败的制度,或者说不改变专制的制度,纵然是积累了战术层面上的胜利,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明朝的腐朽注定了他的没落。明朝的溃败不是靠某个英雄能够挽救的。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英雄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4。袁崇焕战略

  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并没有必胜袁绍的把握。军力相差太多,自己粮草不够,袁绍也不是昏庸之极的人,手下有大批谋士和猛将。曹操要战,是不得已。如果战前有求和的机会,曹操是不会放过的,积蓄自己的实力,削弱敌人的实力,从而达到不战而胜,或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才是真正的战略。可是战与不战,本是曹操能够控制和选择的,其实曹操退无可退,退兵则必败。既然大环境不是曹操可以决定的,那曹操抱怨也无济于事,只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袁绍的劣势,把握最佳的时机出击,如此而已。结果虽然曹操的胜利,但并不是战前可以肯定的。即使有取胜的机会,也仍是需要双方统帅对队战机的利用、转换、把握能力。曹操还是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战后烧掉了自己军中与袁绍联系将领的名单,固然是收买人心的手法,但也是证明曹操清楚地看到那时的形势。同样,袁崇焕无力改变当是明朝政治的腐败,而且抗清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袁崇焕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他还是有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训练士兵,将满清控制在北方,甚至如果皇帝信任,假以时日,消灭满清也不无可能。看皇帝的战略,需要看到政治的高度,需要看的是吏治、政策、管理、用人。就一个将帅而言,要看的就是他在自己能力和权力范围内的作为。尤其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的作为。很像下象棋,你比对手少了一匹马,埋怨和不冷静不会对你后面的棋有任何帮助,只有确认这个情况,下出着这种劣势情况最好的对着,利用对手的弱点和软手,争取胜利或者求和。才是正确的战略。所谓战略,就是判断决策的过程,虽然能够对结果有直接和较大的影响,但最终结果并不是单方面战略能够决定的。凭借结果来对一个人定性是不可取的。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巨。明朝军事上已经是几番惨败,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袁崇焕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战略,不久他到达了宁远,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袁崇焕到后,当即筑城,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袁崇焕指挥明军打赢了两次宁远大捷,都是血战险胜。但是这两次的胜利都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满清,清兵有了这样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以掌握战机,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所以并没有给清兵造成实力上的致命一击,而且明军野战能力极弱,防守已经是十分勉强,更不用说追击。这两次大捷,其实都是清兵的战略撤退,而不是溃败。其间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叁、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而且袁崇焕还提出和皇太极议和。(这时努尔哈赤已死,满清由皇太极掌权)当时议和是对双方面有利的事情。满清方面,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权位还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满洲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向关内侵略,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凭借军事胜利树立威望,巩固权位。(不久满清进攻朝鲜胜利,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明朝方面,明方需要的是练兵、筑城、屯田。明朝需要精锐的野战军,需要建设防御极强的城,更主要的是,朝廷向来拖欠军饷,不得已还要屯田来保障补给的供应。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满清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可是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而且对于议和一概不予理会。并且有大臣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谈和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袁崇焕还是利用了满清入侵朝鲜的时机大大巩固了宁远的防御。不久袁崇焕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直到崇祯杀死魏忠贤后,才重回宁远担当大任。袁崇焕坚持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主的战略。他第二次督师宁远,主要战略就是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军饷问题。

  当时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发“内帑”,“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最后才很不得已的拿出钱来。(看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叁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可见国库之虚,而皇帝的私家库房还是很充足,崇祯很舍不得拿自己的钱出来)。

  其二,议和问题。

  袁崇焕罢官时候,皇太极开始自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与皇太极开始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皇太极一直千方百计的求和,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劝告。每一个战役的目标,都是“以战求和”。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再看一段史实记载。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可见皇太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用辞十分谦卑。而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他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既不了解形势,又妄自尊大,并且还激怒了皇太极。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防守的东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可见满清之入侵,不是一个山海关可以守住的)清军越叁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叁百余里,比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恶斗八小时,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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