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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李立三之谜-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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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会今日移驻里昂中国大学,巴黎方面留驻代表5人;    

  ②由本会于巴黎、圣日尔曼、芳丹白露、克鲁邹(梭)、沙多居里、墨兰、蒙达尔等处同学中,组织先发队百人,随同本会出发,占据“里大”;    

  ③各学校各工厂勤工同学接到这通告后,请即日组织援里(昂大学)队,陆续向里昂大学出发,最迟于通告到后48小时内有代表3人以上赴里昂。    

  9月19日,赵世炎和李立三,作为克鲁梭的代表先期到达里昂。随后,蔡和森等也到了里昂。王若飞、李维汉等作为驻巴黎的代表,负责和陈箓进行交涉,并散发传单,制造舆论,争取社会同情。    

  在对全体勤工俭学生进行了广泛动员之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分头发动组成了120多人的先发队,赶在吴稚晖从国内带来的“贵族学生”到来之前,于9月21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驻“里大”。为便于统一指挥行动,出发前委员会发出命令:①每组举干事一人,对于该组负经济及行动秩序之责任;②每人只能带小提包一个,应带对象为毡子、刀叉、必用书物、随身护照;③队员必须绝对保持秩序,遵守时间;④队员不得擅离本队;⑤里昂下车后,由驻里招待员引导入校,未遇招待员时,由本队干事负责,队员不得自由行动;⑥入校不得自由出入;⑦饮食由委员会预备;⑧房舍由委员会指定。进行极有秩序,严同军队一般。    

  然而,校中早有准备,各处房屋都上了锁。学生无可奈何,只好先在后边草地休息。随即派出代表出面交涉,均被校方负责人褚民谊严词拒绝。“口口声声‘里大’是中法合办的,凡事须得法人同意,并怂恿法国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及中国‘里大’法国书记古朗出来说话。”不久,来了8名警察,对勤工俭学生严加监视,许入不许出。下午4时半,大学协会书记古朗带着警察来到同学面前,将大家的护照逐一收去。李立三等印发了法文传单,反对法国政府压迫中国学生。22日,又有数十名警察来到校内,李立三、赵世炎等出面与警察交涉无结果,学生们被法国警方强行用十几辆汽车将学生押送到一个大兵营,过起了俘虏式的生活。留巴黎的代表得知同学被囚,立即往公使馆找陈箓,让他赶紧向法国政府交涉,解除监禁,恢复大家的自由。23日,陈箓派副领事李骏往里昂调查,表面上说是去交涉,实际上是去策划更大的阴谋。    

  而此时,吴稚晖带着在国内收的120多名学生在马赛登岸了。他们25日来到里昂,威风凛凛地跟着吴“校长”走入炮台,这时,学校各处的门也同时打开了,一切的预备都齐全了,都被其事先安排好了。    

  27日,经过奋力争取,有10名被囚学生代表出兵营与吴稚晖谈判。他们向吴提出:①由勤工俭学团体调查勤工俭学生确实人数;②以“里大”房屋能容限度为招收勤工俭学生之标准;③不入“里大”者得以相当之经济额入其他指定学校;④自愿做工者得受相当之补助;⑤经费筹集由中法政府、中法少年监护处、“里大”及与勤工俭学有关系之团体共同组织经济筹备委员会筹集之,其方法运动(用)庚子赔款及向国内募集;⑥所筹得之经费由“里大”分配。    

  而吴稚晖却对学生代表说:“须知‘里大’为造成高等人才起见,与勤工俭学宗旨不合。‘里大’委员会早有宣言,诸君如欲渴望‘里大’有所作为,则属幻想。”他坚持两条根本原则:“里大”不开放,勤工生实行工读。这就把勤工俭学生进入里昂大学学习的可能性封得死死的。而褚民谊则更诬告百多名勤工俭学生“都不是好学生,是无钱无学的革命党” 。    

  这时又有石英、黄齐生二人出面调停,一面同吴稚晖商议根本解决办法,一面要求公使陈箓履行前诺,同法政府交涉,恢复同学自由。陈表面是“猫哭老鼠——假慈悲”,说什么“愿意去力争”、“屡向法外(交)部交涉。”其实骨子里深恨学生,大搞阴谋诡计,他既把学生鼓动起来“闹事”,又趁机挑唆法国政府,想借这个机会,行他一网打尽之计,以报私仇。陈箓与法国政府串通一气,意欲将同学们置于死地,为把同学们遣送回国制造根据。    

 


第一部分初露锋芒在法国(6)

  李立三在回忆中写道:    

  当我们得知法国当局要把我们押送回国的消息后,我便和世炎同志商量下一步如何办。当时认为,回国也好,到国内去进行革命。但同时又认为法国还有那么多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没有人领导也不行。世炎劝我留下,我则认为他是勤工俭学会的负责人,因此建议他留下,他同意了。    

  在双十节我们绝食一天以示抗议。商议时本来打算较长时间的绝食,但内部有人不同意,而对外宣布时并未说明是一天。吴稚晖等人害怕事态扩大,因此在我们宣布绝食后着了慌,吴稚晖来和我们讲话,我也起而讲话驳斥他。骂他出卖中国勤工俭学生,和法国政府勾结压迫学生。吴稚晖看说服不行,便回去了,与法国当局商定把我们押送回国。    

  李立三等在开展绝食斗争时,还发表了绝食宣言:    

  自法兰西学者以自由平等之说,主民主政治之基,而吾国人乃有此双十节之纪念。吾人对于此以自由平等为特殊属性之纪会日,应如何庆幸于有此纪念日之第十年?吾人乃以求教育平等之故,系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国徽之法兰西监狱。吾人将以何者酬此国庆?吾人百无所有,惟有热血与热泪耳。“不自由毋宁死”一语,为发扬光大自由之精义。吾人殊不敢死。吾人于此最后之努力未伸,受良心上之鞭策而不敢死之时,乃不得不“自悼”,悲愤之余,“绝食一日”。在以自由为标帜之民主政治之下,吾人乃以求平等之故而不自由,夫复何言?吾人惟有用此极悲伤之表示,使民主二字得有明确之解释。    

  九、万里迢迢“押解”路    

  图穷而匕首见,法国当局和中国公使馆达成“共识”:要把这批学生“押送回国”。    

  10月13日晚,李立三、蔡和森、陈毅、陈公培等104人被强行押解到马赛港停泊的一艘邮船底部,穿上由法国当局发给的颜色、样式完全一样的绒衣裤,像犯人一般被严加看管起来。    

  “当时军警突来,计武装兵约百人,荷枪上刺,如临大敌。又警兵百余人,手持利刃,胸怀手枪,势更凶猛,将同人押上囚车,四周均用铁门关锁。到车站时不见一人,惟有纠纠者无数,露刺以待,将囚车直靠火车,按名送上。车上又有警兵无数,每六人用四警看守,不许移动一步。窗门窗帘,全行紧闭,空气不通,黑暗如旧,直到马赛靠岸。出车即上船。有一法警自说,彼等办理强盗亦无如此次之严。则同人被迫之痛苦,可想而知矣!”    

  在被押送回国的104人中,真正勤工俭学生仅60余人,其余都是自费生及官费生。李立三等与所有被押送的中国学生,被如狼似虎的法国军警用枪刀比画着、吆喝着,塞进“波儿加”邮船的五等舱内,用警兵严加看守,连求一方便的自由也得不到。14日下午4时,轮船从马赛港起航,仍有一名法国军官并士兵8名监送同舱看守,他们将一直押运着这批学生直至一同到达上海。沿途所经各埠,均不准学生上岸。及到槟榔屿与新加坡时,得华人林长民先生之助,这些学生才得上岸一游,透透气。当地许多侨胞,见这些学生如此痛苦,深表同情,纷纷馈赠食品、衣物,聊表心意。然而,赤道万里,酷热异常,身着夹衣,汗流如洗,其痛苦实在不堪忍受,再加上船上的伙食极差,学生中生病的人不少……    

  在如此艰难的押解途中,李立三等人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斗志。为改善待遇,他们经常与法国军警据理力争,同时把学生也组织起来,大家互相鼓励,紧紧团结在一起。也就在这次押解途中,李立三与陈毅结下了相伴终生的围棋之缘。这是后话。    

  被押回国的104人,除李肇熙等5人在中途离船,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颜昌颐、张昆弟、罗学瓒等22人于11月中旬在香港登岸以外,陈毅等其余77人于11月23日晚抵达上海。万里押解回国的结束,也同时标志着由李立三等人发动的争回“里大”运动的失败。    

  这次斗争的参加者唐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    

  我们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虽然是失败了,却受到了锻炼和教育。中国青年所表现出的坚定革命精神,使中法反动当局胆寒。立三同志是这次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一直同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同志一起,战斗在最前列,表现了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革命战斗精神,也表现和锻炼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李立三、蔡和森在法国时就得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选举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当押解他们的轮船1921年11月20日左右抵达香港时,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张昆弟、罗汉、贺果、罗学瓒、周钦岳等22人,争得海员们的帮助,即离船登岸,意在去广州与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取得联系。    

  可是,当他们转赴广州,见到了粤区党委负责人陈公博时,才得知陈独秀已于1921年8月(注:应该是9月)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专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为了与陈独秀取得联系,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和其他6名同学只好又折回香港,再乘轮船于12月11日抵达上海。在铭德里2号党中央机关,由共产党员陈公培介绍,李立三、蔡和森拜见了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向党中央汇报了在法国的斗争情况和他们本人的思想,以及回国参加革命的决心。陈独秀与他们一起商议了成立旅法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还请李立三写信给赵世炎,让他也迅速回国参加党的工作。李立三和蔡和森两人当即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无介绍人,无候补期)。李立三被派遣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蔡和森留在中央,陈公培去海南岛开辟党的工作。    

  归国学生到达上海后,一边靠各界人士的捐款救济维持食宿,一边等候留法同学寄回的行李。而李立三没有等行李运抵上海,就怀着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立即动身赶赴长沙。    

 


第一部分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1) 

  安源,李立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漫漫革命征程中的    

  一个成功起点;他一生中有声有色的重要时期之一。    

  然而,由于政治的原因,这段史实却长期得不到实事求是的反映,    

  一些人把本属于李立三的功劳,随意安置到他人身上……    

  一、安源路矿与毛泽东的考察    

  安源是江西省萍乡市城东南6公里处的一个古老煤矿,有着丰富的优质煤炭。安源路矿,是汉冶萍公司形成过程中创办的萍乡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1898年,汉阳铁厂为运输该厂所需燃料,在安源设立了萍乡煤矿局,并于次年动工筑建通往株洲的铁路,与粤汉铁路相连接,命名为株萍铁路。1908年,以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组成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该公司逐步被日本资本家完全控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据点。    

  20年代初,路矿两局共有工人13000多人,工人受压迫格外沉重,因而他们的反抗精神也格外坚强。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安源工人就多次爆发较大规模的斗争,包括破坏机器、同工头清算工资、罢工、捣坏洋人住宅、痛打洋监工、驱逐外国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直至发生大规模武装起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鉴于安源工人运动的基础,党把安源列为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地区之一。但由于当时江西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而安源路矿与湖南联系密切,所以发动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的责任,便自然地落到了中共湖南党组织的肩上。    

  毛泽东在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8月回到长沙,积极着手建立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10月10日,毛泽东、何叔衡、彭平之、易礼容等建立起共产党湖南支部,毛泽东当选为支部书记,11月又被任命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领导成员还有易礼容、罗君强),负责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    

  毛泽东首先争取了由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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