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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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立三的主动要求下，李立三在延安向延安干部和党校学员作了一次长篇讲话。他一开始就说：“我就是那个搞‘立三路线’的李立三。”然后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充满激情地讲述了回国以来的感受，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接着，他又从延安乘飞机到南京，同周恩来见面，向周恩来汇报了东北战场的情况和回国后的工作，还谈到了对过去犯错误的认识，周恩来向他讲了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的情况和我党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方针。周恩来决定李立三仍然回东北解放区。
因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中央把饶漱石调回北平。李立三便接替了东北调停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伍修权为副手。小组由沈阳迁往长春，住长春东北旅馆。国民党代表住在中国旅馆，美国人住在大和旅馆。
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六兵团。
李立三担任东北三人小组我方负责人，惊动了美蒋情报部门。他们很快搞清并公布消息说李敏然就是中共重要领导人李立三，并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介绍李立三历史的文章，和他在1927年武汉群众大会上演讲的照片。因此，李立三一到沈阳，立即成为中外记者所注目的重要新闻人物，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派特务在李立三的住处长春市东北旅馆安上窃听装置，严密监视李立三的行踪和出入人员，给李立三的工作开展增加了困难。
李立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就拉法、柳河、平泉等地发生冲突的责任问题和交换俘虏问题，进行了拉锯式的谈判，最终达成了用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迈，换回了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金人。李立三还同廖耀湘、杜聿明直接谈判，迫使国民党从松花江北和江桥以北的据点撤到江南去，并停止修复松花江大桥，以保证江北解放区的安全。这些谈判活动，为我军在东北地区争取一段必要的休整时间作出了贡献。
伍修权在回忆中写道：
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时，李立三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立场坚定，正气凛然的。比如有一次他与我一起会见国民党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时，会谈中双方发生了争执，李立三寸步不让，严正指责对方的无理言行，捍卫了我党的立场和人民的利益。还有一次在拜访国民党军队将领廖耀湘时，虽然李立三与廖耀湘有同乡之谊，但在廖耀湘自吹国民党也是为国为民时，李立三很不客气地马上加以反驳，并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求民族解放的，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在我劝说后，这对同学才停止了争论。充分反映了李立三的某些性格特征，也显示出他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片赤子之心。
6月底，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和平调处工作已经没有希望了。随即，李立三被调回东北局（在哈尔滨），他把第27小组的工作交给了伍修权。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2）
二、一不小心“得罪”了林彪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发生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而他与林彪之间却并没有太多的个人交往。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李立三身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和起义军前委领导成员之一，林彪只不过是叶挺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一名排长。直到起义失败，他们相互间可能还未曾相识过，从此就天各一方。
1946年 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后，两人交换了位置：李立三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也没什么，以李立三的革命经历，他从来是个“能上能下”的人，只要有工作做，他很少计较权大权小。但令李立三始料未及的是，在与林彪极为有限的共事中，竟连续发生了三件事情，使得林彪与他结了怨。
之一、梅河口“放炮”埋下祸根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在抚顺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张闻天、李富春、高岗、李立三、彭真、林彪、陈云、罗荣桓、林枫、蔡畅，候补中央委员王稼祥、黄克诚、吕正操、王首道、谭政、程子华、李运昌、万毅、古大存、陈郁、萧劲光等。
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主持，任务是讨论东北地区的形势和我们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会议开始不久，因国民党军进攻抚顺，会议撤退到吉林省内与辽宁省交界处的梅河口继续进行，会期将近一个月，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梅河口会议”。
会上对东北工作的战略方针发生意见分歧：一方认为，东北地区同全国一样，暂时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主张放弃某些大城市（必要时，连哈尔滨也可以退出）和主要铁路线，以便把我们的部队抽出去做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整个东北的工作，要把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包括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壮大自己力量，然后才可能同国民党作决定胜负的战斗。而另一方则认为，由于我10万大军赶在国民党之前来到东北，到东北后又扩充了20万人，已占据了军事要地，已经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还有人民群众和苏联的支持，而国民党军队远在四川，鞭长莫及，靠美国飞机运进东北的兵力有限，他们脱离群众，远离后方。因此，我们可以不放弃四平、长春等大城市和重要铁路线，以城市为中心，抗击国民党的进攻。
在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面前，李立三不仅明确表示支持另一方的意见，而且还补充道，在东北的苏联红军一定会公开或秘密地支持我们，我们的优势是肯定的。他进而还提出了要适当扩大和改组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其理由是，东北的人民军队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民主联军的总司令部应该有到达东北来的所有部队的代表参加。会议争持不下，没有取得统一意见。
鉴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党中央给东北局发来电报，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4月28日苏军撤离哈尔滨后，东北民主联军立即进驻哈尔滨。经过与国民党军的激烈争夺后，东北民主联军在继撤离沈阳、本溪、抚顺等大中城市之后，5月19日又先后撤离了四平、吉林和长春，转移到东、西满建立根据地。5月21日，东北局迁到哈尔滨，同时撤销北满分局。6月15日，党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以林、彭、罗、高、陈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这一调整，说明党中央对不久前梅河口会议上的分歧意见作出了正式结论。李立三很快就发觉，自己刚一回到国内就又一次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并立即做了检讨。
由于李立三在梅河口会议上没有与林彪站在一边，而且公开提出要改组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更是“刺激”了林彪，为自己以后遭受林彪的迫害，深深地种下了不解的祸根。
之二、他竟敢批评林彪
李立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待同志特别是对待他的上级领导，一向都是很尊重的，处处都表现得彬彬有礼。李立三对人很和气，这是众所公认的。
林彪取代彭真担任了东北局的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的政委，李立三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林彪比李立三年轻7岁，而且入党的时间也晚，但李立三时时处处都对林彪很敬重。每次开会，李立三总是把第一把椅子留给“林总”。即使林彪不到会，他也把这个位子空着。
但是，李立三对上级的尊重，并不同于封建的等级观念，做驯服工具。有这样一个事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李立三在工作中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严格，他特别强调要有时间观念，无论作什么事情，一定要遵守时间，尤其在战争年代，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败的关键。谁要违反，他是绝不留情面的。
据一位知情的同志回忆说：有一次原定8点钟开会，只有林彪没有按时到达，大家都在等待他一个人。李立三不耐烦地不时看着手表。过了一阵，林彪才姗姗来到会场。这时，与会的人都笑嘻嘻地起身或点头与林彪打招呼，惟独李立三安然未动。待林彪坐定以后，李立三再次看了看手表，当众清楚而准确地说到：“林彪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2分钟！”这时，林彪瞪着一双大眼看了看李立三，然后抬头望了望天花板，再垂下眼皮看着地板，心里想着：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李立三。当然，他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但是，李立三的话并没有完，仍旧继续说下去：“我们一定要按时开会，希望以后没有迟到的同志。”这一下子弄得林彪原来那张蜡黄的脸，顿时涨红了起来。这时，会场上寂静无声，李立三让他当众下不来台，大家都替这位不懂世故的李立三捏一把汗。
之三、为“救”孙维世而终身受屈
孙维世是周总理1939年从延安带到莫斯科去学习的一位烈士遗孤，后来在莫斯科艺术学院学习戏剧专业。1946年l0月李莎从莫斯科来中国时，随同她一道回国的就有孙维世。因此，到哈尔滨后，孙维世就住在李立三家里。由于孙维世长得很漂亮又未结婚，加之林彪当年在莫斯科曾经拚命地追求过她，她一回国立刻引发了争风吃醋的风波。李立三见势不妙，就偷偷地把孙维世用飞机送到延安周恩来那里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风波逐渐平息了下来，李立三暗中庆幸。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3）
谁知事情并未了结。1949年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以后，一次李立三在北京饭店理发时，正好周恩来也在那里。在交谈中，周恩来说道：“立三，你这个人就爱管闲事。”李立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什么事情，反问道：“总理，你说我管了什么闲事？”总理说：“在哈尔滨的时候，为孙维世的事情，还值得专门给我发电报，不让她再返回哈尔滨去吗？”李立三着了慌，忙解释道：“总理呀！我从来没有给你发过这个电报呀！”总理很不满意，严肃地批评说：“怎么没有？我就是收到过你的电报嘛！怎么又不承认了呢？”李立三见总理生气了，不好再作解释。后来，经过查对，原来是林彪的老婆叶群，生怕林彪把她遗弃了，就不惜盗用李立三的名字给周恩来发去上述内容的电报。对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说，像这样内容的电报，当然只能属于闲事的范围。而李立三也不便再为这些无稽之谈去向总理进行解释。李立三只好是受了一辈子的“屈”……
其实，李立三做梦都没想到，林彪的企图，并非自哈尔滨始，而是早在5年之前，林彪在苏联养病时，就单相思爱上了孙维世。
事情是这样的：1938年冬林彪在他妻子张梅的陪同下到苏联养病。当时，有许多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在莫斯科学习，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蔡和森的儿子蔡博、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这群青年人当时对“常胜将军”林彪十分崇拜，经常到林彪那里去，请林彪给他们讲一些井冈山、长征、平型关大战之类的故事。在他们当中，天生丽质，明艳动人，年已20的孙维世，特别引起林彪的青睐。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林彪趁张梅外出看朋友的机会，单独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来，直接向孙维世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向她诉说了他与张梅之间的“痛苦爱情”，说他和张梅很快要分手，要求马上与孙维世结婚。面对林彪这突如其来的求爱，她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除了惶恐、惊疑之外，不知所措。
1942年1月，林彪准备回国前夕，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吃过晚饭，他领着这位比他小13岁的女青年在莫斯科河畔散步。林彪告诉孙维世，他已同张梅分手，过几天就要回国了，要求她跟他一块回国去。孙维世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有毕业。”林彪在再三求爱不得的情况下尽管心里很不痛快，也不好再勉强了：“那我先回去，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