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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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其他联想。正如本书所说：……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李立三，几乎只是党史教科书中的一个特定的“符号”，而并非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身为李立三的女儿愿意向大家作证：李立三的的确确是个活生生的人，他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和悲哀，有过错和失误。他个性突出，锋芒毕露，但又直率坦诚，从无害人之心。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是这样回忆他的。
这本书的基础是曾与父亲共事多年的李思慎同志历经二十多年所精心搜集整理的纪实性资料。感谢李思慎、刘之昆两位作者，真实、全面地描绘了父亲的一生。在他们的笔下，李立三的形象被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为解读李立三这个“符号”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让年轻一代和广大读者们能够接近他，揭开《李立三之秘》。
李英男
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一部分铁树开花时出生的人（1）
三湘大地，人杰地灵。从这里走出过太多杰出人物……
李立三的“死”很是寂寞，他的生却是轰轰烈烈；
对于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两人说法很不一致；
对于湖南名宿程潜，他永远心存感激……
一、多如牛毛的名字：一条窥其一生的线索
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李立三的一生确实是波澜壮阔而又充满着险恶与坎坷。如果需要找到一条简单的线索就能窥其一生的基本脉络的话，那么这条“线索”很可能就是——他因革命需要不断更换和使用过的那些多如牛毛的化名。
据不完全统计，李立三一生中使用过的名字多达30多个。虽然说在那个峥嵘岁月里从事职业革命活动的人，往往根据需要会使用多个化名，但像李立三这样使用过如此众多名字的人，在中国共产党内，不是惟一，也属凤毛麟角。这颇有些戏剧性的情节，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出他不平凡的一生。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城郊阳三石芋园府内。
图01：湖南醴陵李立三故居
父亲李昌圭（字镜蓉）是当地一名秀才、教书先生。李立三出生之日，适逢李家后院的一棵百龄凤尾蕉开了一朵很大的白花。凤尾蕉又称铁树，开花极难，民间有“千年铁树才开花”之说，李立三于铁树开花时出生，全家人都感到此子生得不凡，因而，都十分高兴。李立三的父亲遂给他起乳名“凤生”。
在李立三上面，原来还有一个哥哥，天资聪颖，在其秀才父亲的教育下，4岁就能吟诗作对，可惜才高命薄，不幸夭折。父亲李昌圭生怕凤生也步他哥哥之后尘，便按乡间习俗，又给他取了一个贱名一一狗妹子。无非是认为女人最低贱，所以从名字上“改变”了他的性别，这还不够，再冠一“狗”字，就显得再也不能比他更低贱了，为的是避邪躲灾，保得李立三能“长命百岁”。
“狗妹子”年龄稍大一些，要到小学去念书时，李昌圭又给他正式取了一个学名：李隆郅。隆者：兴隆、高大之意；郅者：极也、大也、盛也。说明这个秀才教书先生对儿子的未来寄予了厚望，指望“凤生”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李隆郅果然也不负家人厚望，自幼聪明好学，读书极有天赋。同时，他遇事有主见，从小就显出与众不同。比如，他十二三岁在醴陵县渌江中学读书时，适逢军阀混战，国家战祸连年，乡间土豪劣绅横行，百姓流离失所，这一切，使得生性活泼的李隆郅早早萌发忧国之情。因此，他常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出一些主张救国的政论性文章，贴在渌江中学的墙报上，博得同学和老师们的赞赏。1916年，他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就寻着“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的指引，有幸与毛泽东结交，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到中学毕业后，由于他的“主见”与父亲的期望水火不兼容，他毅然摆脱了父亲一心要他在家乡教书的束缚，决然“投笔效班侯”，跑到程潜将军领导的“护国军”中，当了一名军中文书。
李隆郅曾把他在青少年时期写的诗词，汇辑为《芋园诗草》，署名“芋园”。
在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影响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9月，他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刚到不久，他就在欢迎新同学的大会上，与许德珩、徐特立老先生一起登台演说，提出自己的主张。在是否坚持走“勤工俭学”道路上，他与蔡和森发生意见分歧。为此，1921年2月19日他以“佐夫”的笔名，在《旅欧周报》第69期上发表了《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和主张，争得了老教育家徐特立以及赵世炎等人的积极支持，很快在勤工俭学生和在法华工中成为公认的“小领袖”。他领导的学生运动，激怒了中、法当局，被武装押解回国。在此期间，他以激烈勇敢著称，被同学们称誉为“坦克车”，赵世炎还戏称他是“一条毛茸茸的小大虫”。
1921年12月11日，李隆郅抵达上海，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当即被批准加入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等在法国的行李运达上海，他就接受陈独秀的派遣回到湖南，跟随毛泽东赶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此间，为了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他改名为李能至，原因是为了让文化不高的工人群众对他的名字好认好写。“能至”本来是采用“隆郅”的谐音，可是由于他领导工人运动精明能干，成绩卓著，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拥戴，工友们便称他为“能人”，纷纷传言“能至者，能人到来之意也。”李能至领导工人运动，激怒了安源路矿当局，而被悬赏600大洋要取他的人头，但在工友们的悉心保护下他安然无恙。在此期间，他以能至、隆郅、能郅、能致、能治、农志、志致的笔名在报刊上不断发表政论文章。比如，他用“能至”的名字，在1922年8月10日的长沙《大公报》上就发表了《我要替土木工人说几句公道话》的文章。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李隆郅被党中央委以重任，由安源去武汉担任区委书记。任务是速去那里重建“二七”惨案后被打散了的党组织，恢复党的活动。此间，他还受命在武汉帮助那里的国民党进行改组。在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隆郅与毛泽东成为这次会上最活跃的两个人，使与会的国民党元老们刮目相看，惊呼这是哪里来的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会议结束后，李隆郅就被中共中央以有经验的工运干部调到工运比较薄弱的上海，去加强那里的工运斗争。
在1925年8月以前，李隆郅用“李成”的名字与庄文恭两人成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负责人。同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李成与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尹宽、郑超麟、何今亮7人为正式委员，与何今亮一起分工负责工农部。在此期间，他还用过“李诚”的笔名。
李立三1924年3月到达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公开使用的名字仍是李隆郅，过了半年多才改名为“李立三”的。这个名字传开以后，曾经在社会上引起种种议论，学究们说他是胸怀大志，要“立德、立功、立言”；国民党人士牵强附会，说他是“决心转向”，要由信仰马列主义转为“三民主义”。其实这都是无稽之谈。李隆郅改名为李立三，缘由很简单，只是为了让更多的工友对他的名字好认、好写罢了。事情的经过其实是这样的：
1924年11月，上海吴淞口成立工人俱乐部，要投票选举俱乐部负责人。为了同黄色工会作斗争，共产党组织安排李隆郅作候选人，担任俱乐部主任。邓中夏与李隆郅在去吴淞口的火车上，谈论到这次投票选举的一些具体问题，邓中夏突然说道：“今晚上的选举，你的名字太文了，像这个‘郅’字，工友们别说写，连认也认不得，是不是改为一个简单的字？”李隆郅认为邓中夏说的有道理，表示接受他的建议。反问道：“那么改个什么名字好呢？”两人在思索中，邓中夏见车厢门口站着三个人，便脱口说道：“叫李三立吧！笔画简单，工人好认，写起来也方便。”李隆郅听了，略加思索笑着说道：“三立不好听，就叫立三好了。”这就是李立三改名的缘由。从此，此名一直沿用终身。
对于李立三的改名，有人写文章说是刘少奇提议，其实有误。李立三曾对我们说过此事，他说是邓中夏。据查证：李立三于1924年3月到上海搞工运，始终是与邓中夏在一起活动。而刘少奇是1925年6月，即五卅惨案已发生，6月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以后，刘少奇才去上海总工会担任总务部主任，第二次与李立三在一起工作的。所以，不可能是刘少奇提议的。
李立三第一次到苏联，使用的是“秦进有”这个名字。
1925年10月，李立三为躲避上海反动当局的追捕，带着夫人李一纯离开上海，他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一起，在翻译沈泽民的陪同下，前往苏联，于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3月13日，李立三以秦进有的化名在会上作了发言，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革命。紧接着他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共产国际原准备派他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共驻某个国家的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而李立三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作出的安排，坚持回到国内参加斗争。4月回到了广州，5月1日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5月3日的大会上，他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的经过》的报告，4日向大会作了《世界工运状况》的报告，11日又作了《罢工战术》的报告，代表大会主席团致了《闭幕词》。此后，他就成为全国总工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接着，他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随即赶到上海，领导了那里新的罢工高潮。为了加强对内外棉纱厂罢工斗争的领导，8月20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李立三继续以李成的名字与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项英5人组成特别委员会。
第一部分铁树开花时出生的人（2）
李立三在莫斯科参加完中共六大以后，1928年秋回到上海，即化名“肖柏生”，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作掩护，租了一处较好的房子，开始了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同年11月，李立三接任中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后，虽然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上是由李立三逐步主持着中共中央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分别以立三、柏生、柏三、伯三、柏山、伯山等名字发表演说，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
李立三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后，1930年9月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的检讨发言，是以柏山的名字公开发表的，这是从安全考虑出发的一种策略。
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共产国际之命到达莫斯科，检讨结束后，共产国际不准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把他留在苏联，并给他取了一个俄国人的名字一一亚历山大·拉宾，同时改用中国名字一一李明。他在苏联15年，还分别以唯真、维介、阿三、苍木等笔名，翻译书籍，有西蒙诺夫写的《俄罗斯人》剧本，别尔文采夫写的《考验》小说，以及《在遥远的北方》等，在《救国时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1946年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党中央安排他以“李敏然”的化名，参加了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处东北小组的工作。他以东北小组中共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赴长春、沈阳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不久这一内情就被美国情报机关识破，国民党的报刊上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哗然。首先是东北立即轰动起来，国民党的主要将领郑洞国、廖耀湘等纷纷以同乡的名义，到他的住处来拜访。
在新中国的创建过程中，李立三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
十分具有戏剧性的事情是：1964年，已满65周岁的李立三，再次以“李明”的化名，到达河北省霸县的农村蹲点搞“四清”运动，与当地农民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