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7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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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他们问我，游击队是什么样的军队，它和独立军有什么区别。他们也知道，一个月前在小沙河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他们提的问题，虽然显得很简单而平常，但包含着他们对新生武装力量的期待和疑虑。独立军是为朝鲜解放而战的军队，反日人民游击队也是为朝鲜解放而战的军队，那么，何必另组织游击队？独立军没能把日本军怎么样，新组织的游击队有把握打倒它吗？如果有把握，拿什么作保证呢？这就是刘家粉坊的群众想知道的主要问题。他们受了独立军的不少折腾，而且由于独立军的失败尝到了无数次绝望的痛苦。
我努力给他们讲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不是什么特殊的军队，和字面一样，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正是由像大家一样的工人、农民的子弟、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组成的。反日人民游击队的使命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解放。
反日人民游击队既不同于义兵，又不同于独立军，是新型的军队。独立军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让所有的人都能过自由、平等生活的美好社会的思想。
如果说建立富人当家作主的社会是独立军的理想，那么，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就是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理想。独立军把你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看做光复运动的协助者、同情者，而我们把你们看做抗日革命的承担者，即主人。独立军对外部势力寄予很大期望，想借他们的力量实现国家的解放；我们却更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要靠这个力量光复祖国。
独立军继义兵之后，在满洲山野和祖国的北部地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战斗十多年，受了很多苦，这是事实。可是，独立军的军力渐趋衰弱，现在处于自身难保的危急关头。因此，我们组织了新的军队。我们怀着要由我们来完成独立军未能实现的光复祖国大业的决心，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
我这么一说，村里的一个青年又问我，反日人民游击队有几千人？
我对他说，现在还是初建，没有几千人，只有几百人。现在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不久将增长到几千、几万人。
那个青年听了我的话之后，又问要参加反日人民游击队，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
我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手续或规矩，只要是有决心战斗的青年，谁都可以参加，不过体力要够格。可以通过革命组织的推荐，也可以直接到部队申请入伍。
一听这话，村里的几个青年就把我围住，问我，如果他们提出申请，能不能即刻接收他们为队员。
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笔横财。
“当然接收。不过入了队，暂时还没有武器。武器要在战场上自己解决。
如果这样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马上接收你们为队员。”青年们说，没有武器也好，只求允许他们跟着游击队走。
就这样，我们把好几名青年吸收为队员了。这是刘家粉坊送给我们年轻游击队的意外的礼物。我们大家为此感到莫大的喜悦。那时为得到一个革命同志，有时甚至要牺牲两三名同志。在这里，一下子接收将近十名青年为新队员，我们的激动心情是不难想象的。在艰苦道路上啃着雪团，风餐露宿的革命者，享有资本家、市侩之流绝对享受不到的乐趣，那就是获得新的战友时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精神上的充实感。昨天还是陌生人，今天他们心甘情愿地冒风险志愿入队，我们给他们穿上军服，背上枪，这时候所感受到的崇高而庄严的喜悦，是平时绝对尝不到的。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独有的喜悦和享受。
那天晚上，我们开了欢迎新队员的联欢会，我和车光秀也都唱了歌。
我们所以能够没下多大功夫就获得了这么大的成果，原因是九·一八以后民心大大地倾向于抗日游击队。日本连满洲都鲸吞了，朝鲜人在这里也无法过太平日子。既然在满洲也不能扬眉吐气，干脆去决一死战，这就是当时朝鲜青年的共同心理。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快到凌晨时，才在篝火旁铺上席子睡下，这是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露宿。
游击队来到朝鲜人住的村庄却要露宿，刘家粉坊老百姓的面子往哪儿搁？村民们这样说着。村组织的负责人要把我们安排到各农户去住。可是我们没去，就在外边过了一夜。我们以不侵犯人民的利益为理由谢绝了村民们的好意，这固然是事实。但我想，一个革命者应该心甘情愿地选择粗陋的卧处，而不选择温暖的热炕头，这样一种浪漫情绪，也使我们谢绝了村民的诚意。
我们在结束南满远征回来时，又在这个村里住了一宿。那时，我们是在名叫吕修文的中国老大爷家前边宿营的。他家前边有一个挺大的做过土豆窖的窝子。我们把谷草编好围起来，在里面生了火，这样过了一夜。
吕修文老大爷看到我们不进他家，在外头做饭吃，又在外头露宿，便来找我说，如果部队全都移驻不方便的话，队长一人也该到他家里去住。他劝我说：
“成柱先生又不是和我素不相识的人，我们不是早在旧安图的时候，就认识了吗？”
老人说，没想到我这么过于认真，他还说他感到很遗憾。
我和那位老人是早就认识的。我们家借住在马春旭客店的下屋时，我在那里见过两三次吕修文老人。老人豁达、热情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老人说，为了抗日，从千里远征回来的军队在露天吃、睡，我怎么能舒舒服服地钻进被窝！于是他陪着我们说话，直到深夜。
他和刘家粉坊的大多数人一样，对时局很敏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炮制了一个叫满洲国的傀儡国家，把长春改称新京，定为首都，把溥仪安置在那里，这些事他都知道。
我在同老人的谈话中，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关于安重根的事。
老人说，在朝鲜的烈士当中，他最尊敬的伟人是安重根。他说：
“安重根先生的确是东洋的巨人。难怪连袁世凯总统都做诗，称颂过安义士的义举。”
老人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后，在满洲地区的中国人当中，他就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广为人知。有的中国朋友，还把安重根的画像挂在家里，很是尊敬。
“老大爷，你又不是朝鲜人，怎么对安重根那么熟悉呀？”因为吕修文对安重根表示深厚的爱戴，我便这样问他。
“住在满洲的人哪有不知道安重根的人啊！还有人提议，要在哈尔滨车站立一尊安重根的铜像哩。我现在也常对孩子们说，要想成为革命家，就要成为像孙中山先生那样的革命家；要想成为大丈夫，就要成为像安重根那样的大丈夫。金队长，你既然组织了部队，不想把关东军司令官那个大头头干掉吗？”
我听了老人这样淳朴的话，不禁笑了。
“干掉那么一个关东军司令官，管什么用啊。正像杀了伊藤博文，又出现了新的伊藤博文那样，杀了本庄，还会有新的本庄出现。靠恐怖行动是不能扭转大局的。”
“那么，队长你将用什么方法跟他们斗呢？”
“据说，关东军有十万人，那就要以他们十万人为对象进行战斗。”吕修文老人一听这话，非常激动，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金队长，你真了不起。你真是和安重根一样的伟人啊！”我笑着说：
“过奖啦。我虽然不能像安重根那样了不起，但我决心不做亡国奴。”第二天，游击队离开村庄时，吕修文老人舍不得离开我们，一直送了很远很远的路。当我想起刘家粉坊的时候，总是亲切地重温与吕修文老人相逢的往事。
我们部队离开刘家粉坊，来到二道白河附近，又宿营了一夜。然后沿着大路继续行军，不料途中遇到从抚松往安图方向转移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先遣队。我们在每次行军时，也派三四名人员组成的先遣队，走在队伍前面。我们的先遣队和日军先遣队接上了火。
坦率地说，那时，我们心里慌得厉害。因为这是游击队建立后第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而且是和自称天下无敌的日军的第一次战斗。小营子岭那次战斗，是我们经过周密计划进行的埋伏战，对敌人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
可是这一次的情况就不同了，对方不是浑浑噩噩的伪满军，而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凶恶、机敏的日本军。相比起来，我们是只有一次战斗经验的初学者。
当时，我们还不懂遭遇战应该怎么打。
无论从远征目的来看，还是从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来看，在长途行军过程中，最好避免对我军行动产生不利影响的冲突。古时的兵书上也说要“避实击虚”。
那么，该怎么办呢？
全队都以紧张的表情注视着我，显然是在等待我的决策。我认定，在敌人的基本力量赶来之前，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是掌握战斗主动权的最好办法，于是把部队迅速移到先遣队正在接火的高地北边的山坡上。然后，把部分力量派到公路南边。部队在公路南侧和北侧同时开火，猛打敌人的先遣队。
敌人的行军纵队不久就出现了。他们全副武装沿路跑来。看来足有一个连的兵力。
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先遣队已被消灭，就企图包围我们。
我下令，信号枪不响，就不准射击，我们监视前方，等着敌人进入火力圈。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子弹。
我打响了信号枪，全队一齐开始射击。
我倾听着从四面八方响起的枪声，力求从中了解队员的精神状态。我从一发发枪声中，听出了反映着战士们兴奋、高昂情绪的心声，但也感到他们有些慌张，失去自制。
敌人不顾大批的伤亡，仗着他们力量的优势，迅速重整战斗序列，向我军占据的阵地两侧猛烈攻击。
我从部署在公路北侧和南侧的主力中抽调了部分力量，迅速地拉到我军的两翼。队员们一到阵地，就以神速的狙击战歼灭了翼侧的敌人。
可是，敌人主力寸步不退，凶猛地朝我军占据的地方扑过来。我们从上往下滚大石头，坚守阵地，而敌人还是拼着命往上冲。
我乘敌人的攻势稍有松弛之机，下令全队冲锋。冲锋号声响彻山林，队员们一个个像猛虎似地从山坡上冲下来，扑向逃跑的敌人，狠狠地追击。敌人的一个连在我军冲锋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除了几个逃命外，全部被歼。
金日龙在进行肉搏战时，每见敌人倒下去就喊“又一个鬼子完蛋了！”我们游击队也有好几名队员阵亡。
我们把牺牲的战友们安葬在不知名的山岗上，在他们的坟墓前举行了永诀仪式。望着手握军帽饮泣的队员，我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些永别的话。当时我说的话，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我说完抬起头时，看到队员们的肩膀都在抖动，再就是我们的队列比从刘家粉坊出发时显得短多了，致使我全身战粟。
过了一会，我又向队伍下了出发的口令。大家都到公路边整队，唯有车光秀还趴在坟墓上。他不忍心就这么离开无主的坟墓，连一块七星板都没能给铺上的战友的墓地。
我跑上山岗，使劲抓住车光秀的肩，摇晃着吼道：
“光秀！你怎么这个样子！还不快起来！”
因为我的声音又大又严峻，车光秀才拄着膝头蓦地站起来了。我低声在他耳边劝导：
“队员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脸色你那百折不屈的气魄到哪儿去了？”
车光秀擦去眼泪，站到队伍前面默默地迈开了步。
后来，我对那天的事后悔不迭。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过了四个月，我接到了车光秀阵亡的噩耗。那时我最先想起的就是那天的情形。
“那时，我怎么对车光秀说了那样的话，难道就不能用别的话劝他站起来吗？”
说起来，在失去了战友以后，我也是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那时阵亡的队员都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就和我同甘共苦的骨干分子。
诚然，不会有没有牺牲的斗争。革命总是伴随着牺牲的。在改造自然的和平的劳动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损失，何况是动用一切兵器和工具决一胜负的武装斗争呢！但是，我们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中付出的牺牲太残酷、太不应该了。当时我想，就算革命是要伴随着牺牲的，可是怎么可以给我们刚迈出第一步的队伍带来这么惨重的损失啊！
若以算术来计算，我们只不过损失了不到十名的有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