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5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父亲的朋友，又很疼爱我，还曾经是可靠的爱国志士。我在同组织成员取得联系之前需要有一个暂时住宿的地方。
张哲镐见到我，非常高兴，可他没说让我躲在他家里。我看出他有些害怕，便没有说出找他的原因。我又去找一个名叫李载纯的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经营旅馆，积极支援过独立运动者，他虽然也高兴地接待了我，可是只领我到中国饭馆吃了一碟饺子，就要跟我分手了。其实，当时对我来说，比一两顿饭更需要的是能够隐身的住处。他见我来找他，也不会看不出这一点，但没说一句要我到他家去住一宿的话，就跟我道别。他怕连累自己，把过去的情义和亲密关系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从这里吸取了一个深刻而沉痛的教训，人如果不从思想上结合，即使是父亲的朋友也没有用。单凭过去的交情和人情，是不能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
思想变了，信念变了，那么情义和人情也必然随着改变。情同手足的好友之间，产生隔阂以至决裂，都是因为其中某一方的思想变了。即使是赌咒永远不变的友情或同志关系，如果某一方在思想上变了质，也必然要出现裂缝。不坚持思想上的一致，也就不能恪守情义和交情，这是后来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吸取的一则教训。
我同李载纯分手以后，去找韩光的家。我抱着一种期待，心想：韩光也许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韩英爱是女人，也许在家里；只要她知道了我的处境，就会豁出命来帮助我。
谁料到韩光和韩英爱都不在家。我问邻居的大嫂，她也说不知道。在朝鲜青年中，参与过运动的全部隐蔽起来了，再也无处去找人了。
不知是谁告的密，警察追上来了。我绝望地想，这下可逃不脱了。在这危急的时刻，韩光家的邻居大嫂把我从危险中救了出来。她急切地对我说：
”我不知你是谁，看来有危险，快进厨房来吧！“说着她迅速地把自己背上的孩子让我背上，她还说：”由我来对付他们，先生就坐在灶前烧火就是了。“看来，那时我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扮成孩子他爹也看不出破绽来。
我背着孩子，手拿拨火棍坐在灶门前，开始扮演她叫我演的角色。在革命道路上，我曾经闯过无数难关，也碰到过不少令人惊悸的危急关头，可是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
警察们拉开门，问那家大嫂：”刚才来的那个青年哪儿去了？“那位大嫂泰然自若地回答说：”青年？哪来的青年呀？我家谁也没来过。“然后她小声地用中国话说，”家里没有外人，快进屋来，想吃饭就吃点吧。“
我背上的孩子认生，哭个不停。我想哄哄孩子，可是弄不好，又会露出马脚。我左右为难，只是用拨火棍拨弄灶里的柴火。
”跑哪儿去了？是不是看错了？“警察们互相叽咕了一阵，到别家去了。
警察走后，大嫂泰然地笑着说：
”警察走出村子前，请你再当一会儿‘主人’。我丈夫下地干活去了，我这就去叫他快回来。你就放心在这儿等一会儿吧。等他回来，咱们慢慢商量下一步对策。“她给我摆上一桌饭菜，然后就到地里去了。
她刚回来，警察又折回来了。他们喊我出来，说有事要我跑跑腿。这位大嫂不慌不忙地说：”一个病人，怎么去跑腿儿呀？要是你们实在急，那我替他去一趟吧。“于是她替我跑了一趟。
就这样，这位大嫂帮我闯过了危急关头。她虽然是一位纯朴的农村妇女，却很勇敢机智，革命觉悟也相当高。
这位不知姓名的农村妇女，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我凭着过去的交情去找过我父亲的朋友，但他们没有理我，可是这位陌生的妇女却不顾生死帮我脱了险。她抱着一心想帮助革命者的纯洁的感情，不顾自己的安危，把我从危急中救了出来。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
革命者连把自己的生命也能毫无顾虑地寄托给的那种纯洁而坚实的情义，是在劳动群众之中。所以，我经常对战友们说，在革命中遇到了困难，要去找人民群众，肚子饿了要去找人民，想喝口水要去找人民，碰到什么悲伤的事，也要去找人民。
那位大嫂真是个好大嫂。如果她还在世，我真想给她鞠躬道谢。
那年冬天，在满洲地区进行活动的朝鲜革命军指挥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在五家子开会时，我就向大家讲了这位妇女的事。
同志们听后都说：”成柱同志可真走运啊！运气好嘛，老天才保佑。“我对他们说，我并不是运气好才脱了险，而是因为人民好，才没有被军阀逮捕。依我看，人民就是老天，民心就是天心。从此”蛟河大嫂“这话，便成了象征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我国人民的代词，成了象征在危急关头不惜牺牲帮助革命者的那种妇女的有意义的代词。
直到现在，每当回想起赤日炎炎、血迹斑斑的1930年夏的时候，我就想到蛟河，想起那位难忘的蛟河大嫂。我一想到苦心找了几十年也找不到踪迹的那位大嫂时，就为我在60年前的那一天，没有问一声大嫂的姓名就匆匆离开蛟河而后悔，感到非常内疚。
如果那时问了她的姓名，今天不是可以向全世界发出寻人启事吗？
解放到现在，有许多恩人通过各种渠道找我来了。有些恩人一直生活在异邦，离别后半个世纪变成了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在那苦难的年月，曾帮助过我的不少恩人，都来见了我。他们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大地，接受了我的感谢。可是，唯独那位蛟河大嫂总没有出现。她自己也许把1930年夏天发生的戏剧性的事情，只当作平凡的事，全部忘却了。
60年前的恩人杳无音信、杳无踪迹地悄悄隐没于大地。真是越是好玉，埋得就越深。
那天，蛟河大嫂的丈夫从地里回来，她才把孩子从我背上接过去。那时的每一件事，都像是一部惊险小说里的情节。
我跟主人互道寒暄，可我不能说出我的本名，便说了个假名，只说我是个干革命的。
主人说，自己也是干过革命的，同组织的联系断了，只好束手无策地呆在家里，并告诉我说，前面那家有个大狗（密探），要注意。据他说，韩光已逃到北满去了。韩英爱也因白色恐怖到处躲藏，现在要找她是很难的。
我听了，有些茫然。前家既然有密探，那么我也不能久留在这里。最好是在哪家隐蔽一段时间后，看形势重返敦化。可是，日本鬼子在敦化设了据点，敦化又曾是共产党火曜派总部的所在地，所以搜查很严，一般的朝鲜人几乎在五·三○暴动后都被逮捕了，只剩下了妇女。到这样的地方去能不能站住脚，也是个问题。
天黑后，我由这家主人领路，到了离蛟河城内约有15里路的孤零零的一座草棚。这家的老夫妻待人和蔼亲切。
那天夜里，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到，我们革命者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人民群众。
夜里我躺在炕上，总是睡不着，脑子里浮现出各种念头。该找的人，一个也没找到，一连几天老是扑空，这算什么呢？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不要陷于被动，而要冲破逆境前进；要是陷于守势，那就完了；无论如何要进行活动，老是藏在这样的地方，还能干出什么事呢？我决心想尽一切办法闯过这个关，到东满去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没想到天亮后韩英爱来了。她说，她接到我去东满的通报后，就嘱托母亲，如果右颊上有酒窝的人来找，就到她隐藏处告诉她。我们是隔一年后才见面的。
我受了那么多周折才见到她，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我们只是呆呆地互相对望着。过去，她笑起来，笑得是那么痛快，几乎把腰都要笑折了。可是只一年工夫她的脸就消瘦得简直认不出来了。
据韩英爱说，间岛的形势也非常险恶。
我对韩英爱说：”老是隐藏着，不就成无骨虫了。无论如何也得开展活动啊！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不能坐以待毙，要奋发起来，作好迎头打击敌人的准备。要尽快恢复组织，提高人民的觉悟。不能只顾隐藏起来，怕得发抖啊！“
韩英爱说，她也有同样的想法；还说在这样艰难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话，使她产生了新的勇气。
”坐在这没有我们的人的地方，是没有办法的。我帮你同组织接上联系，跟我到哈尔滨去吧。“
韩英爱高兴地说，这太好了，她正因为同组织失去了联系，不知所措呢。
为了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已经派金赫到哈尔滨去了。可是，这时我却想在他回来汇报活动情况之前，我自己尽快到哈尔滨去见见共产国际的人。
由于暴动，组织惨遭破坏，城市和农村都笼罩着恐怖的紧张气氛，使我再一次痛切地感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是多么严重！它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如不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那从30年代起步的我国革命，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受莫大的损失。
单靠理论斗争，是不可能制止宗派事大主义者和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轻举妄动的。我们说了合乎道理的话和有益于革命的话，他们也不肯接受。他们根本不想去理解我们的意见。在五·三○暴动的影响下，终于又爆发了我们甚为忧虑的八·一暴动。这意味着他们根本没有理睬我们在吉东地区党的会上提出的意见。
要刹住在满洲大地上滚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车轮，就需要有共产国际的帮助。
我很想知道共产国际对暴动的看法，也很想弄清这次暴动究竟是共产国际的指令呢，还是某些人的轻举妄动？如果是共产国际下的指示，那么，宁可展开一场论战，也要刹住这个车轮。
在敌人警戒森严的情况下，我和韩英爱决定化装成中国人上车。那天，韩英爱在蛟河一带忙了一整天，准备了我们要穿的绅士衣服和鞋子，筹措了旅费。为了减少军警的怀疑，她在皮箱里还装了些化妆品。我在她的帮助下，安全地到达了哈尔滨。
我们找到位于哈尔滨码头商埠街入口处的共产国标联络站，我向那里的人介绍了韩英爱，又通报了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后东满的形势，还介绍了卡伦会议的情况。
共产国际联络站也说这两次暴动是冒险主义。在联络站跟我见面的人说，依他的见解，我们在卡伦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是符合朝鲜的实际和革命原则的，是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在卡伦会议上提出新的建党方针，成立了作为其母体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同志社，对此，他也明确地说这同一国一党原则不相矛盾。
我就这样从共产国际得到了对我国革命的生命即自主性原则、创造性原则以及我们提出的一切路线的完全支持。
那时，共产国际联络站的同志问我，想不想到他们在莫斯科办的共产主义者大学去留学。
我也知道莫斯科有这样一个大学，我国也有些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由朝鲜共产党保送到这所大学去学习。曹奉岩、朴宪永、金溶范等人也曾在这个大学学习过。当时，满洲地区的青年广泛传唱《莫斯科留学歌》，可见对留学莫斯科的憧憬是多么强烈。
我无心脱离革命实践，回答说：”我也想去，可是现在形势不允许我去。“1989年，我曾和文益焕牧师见过一面，作为闲话提到过哈尔滨的事。他说，那时候他的父亲也在哈尔滨，负责把共产国际选拔的留学生送到苏联去的工作。
共产国际委派我做吉东地区共青同盟第一书记。
金赫从三层楼房上跳下来，被关进监狱的消息，我们也是通过共产国际联络站听到的。
由于金赫被捕，我和韩英爱在哈尔滨逗留期间，心情一直很沉痛。金赫被囚在铁牢，使我悲痛难忍，有一次甚至到他跳下来的道里那座三层楼房前去看过。
道里的商店和饭馆里，有很多珍馐美味，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些都不过是画中之饼。
那时，共产国际一天发1角5分零用钱，靠这一点钱在哈尔滨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住普通旅馆，户口查得严，革命者不能住。没有警察出入，无需报临时户口的，只有白俄人经营的旅馆。不过，这是座豪华旅馆，伙食费和住宿费都很昂贵，只有那些有钱的资本家才能住，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我从多方面考虑，最后还是决定宁可一天吃一顿饭，也要住安全的高级旅馆。韩英爱住了对妇女盘查不严的普通旅馆。
我住进旅馆一看，内部确实富丽堂皇。馆内有商店、餐厅、娱乐室、舞厅，还有放映室。
我没有钱却住进了这家旅馆，曾多次遇到使我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