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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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和扩大朝鲜国民会的过程中，我父亲结识了很多同志，如张哲镐、康济河、姜镇乾、金时雨等。父亲为了寻找和联系他们所倾注的心血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为了争取一个同志，他常常不辞辛苦，跋涉千里。有一次，吴东振在去黄海道的途中，突然来到我家，和父亲会面。那天，吴东振显得容光焕发，格外开朗。他高兴他说，他碰上了一个出色的人。他说：
“这人名叫孔荣，是碧潼人，年纪还很轻。见识高，九尺高的大汉，又是个美男子。人很稳重，还会拳术，若在过去，无疑是兵曹判书之材哩。”父亲一听，也高兴他说：“自古说，伯乐之功高于千里马，这么说，吴先生的这次碧潼之行给运动立下了一大功绩喽。”吴东振走后，父亲叫大叔编几双草鞋，第二天，我父亲穿上新草鞋就上路了。差不多过了一个月，父亲才回来。不知他走了多少路，连鞋帮绳都断成一截一截的了，可是父亲一点也没有显出疲惫的样子，而是满面笑容地走进了院子。
父亲见过孔荣回来，非常满意。
我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热爱和珍视同志的重要道理。朝鲜国民会的成立，可以说是自“韩日合并”后，父亲多年来在国内外积极开展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活动的总结。无疑，父亲是打算通过这个组织打开一个大局面的。
不料，这个组织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191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发现了有关朝鲜国民会的线索。
刮大风的一天，三个警察突然闯进正在上课的明新学校教室，不问青红皂白地逮捕了我的父亲。
跟着我父亲到麦田渡口的一位姓许的人在渡口，受父亲的嘱托，跑来找我母亲。
母亲按照父亲的嘱托，上屋顶取出秘密文件，扔进灶坑烧掉了。
从父亲被捕的第二天起，烽火里的基督教徒们就聚在明新学校，为我父亲的释放做了早祷。平壤和江东的人民群众拥到平壤警察署，提出请愿书要求释放我父亲。
住在万景台的祖父，听说要审判我父亲，便叫大叔到平壤警察署去问我父亲，要不要请律师。叔叔对父亲说，就是变卖一些家产，也要在审判时请律师来辩护。父亲一听这话，马上就不让他说下去了。父亲说：
“律师用嘴说话，我也用嘴说话，不必花钱去请律师。我根本没有罪，没有必要辩护！”
日本帝国主义在平壤地方法院对我父亲进行了三次审判。每次审判，父亲都坚决表示抗议，说，朝鲜人爱自己的祖国，为此做了点事，要论什么罪？
我不能承认当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审理。
于是，审判拖延下去。在第三审时，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判刑。
父亲被逮捕后，亨禄叔叔和二舅（康用锡）一起到烽火里来，要把我们接回万景台。可是，母亲对他们说，要在烽火里过冬。其实，母亲那时决定不搬回万景台，是为了同那些找我家来的朝鲜国民会会员和反日运动者接上头，并处理一些善后工作。母亲把善后工作作完后，第二年春天，才领着我们回万景台。那时，我祖父和外父一道，拉着牛车到烽火里来搬走了家档。
那年的春天和夏天，我过得很不愉快。我问母亲，过多少天爸爸才能回来。而母亲总是用“很快就会回来的”这句话来搪塞过去。有一天，母亲领着我到万景峰的秋千场去。她抱着我坐在秋千上，对我说：
“曾孙（金日成主席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称金日成主席为”曾孙“，故母亲也称他为曾孙），那前边大同江的冰都化了，树上长出了绿叶，可你爸爸还不回来。爸爸是为光复自己的国家斗争的，那能算什么罪呢？你要快快长大，替爸爸报仇。你长大了一定要成为光复祖国的英雄。”我回答说，一定要做到。
后来，母亲好几次瞒着我去探监。可是，她从不提起监狱里的事。
有一次，母亲说要到八谷去弹棉花，带着我进城去。母亲顺便到七谷外祖父家，托他们给弹棉花，然后径直到平壤监狱去了。那时，外祖母一再叫母亲一个人去探监，把我留下。外祖母说，怎么能带着还不懂事的孩子去探监？小孩子看到铁栅栏里的爸爸，还不吓坏啦。她坚决反对带我去。那时我才六岁。
我走过普通江上的木板桥，一眼就认出了监狱。虽然没有人告诉我监狱是什么样的，但从不同一般的建筑样式和它周围阴森的气氛中，我自己认定那就是监狱。监狱的建筑看着都能叫人吓掉魂，实在阴森可怕。铁门、围墙、望楼、铁栅栏不必说，连门岗穿的黑衣服和他的眼神，都像凶神恶煞似的，杀气腾腾。
我们走进去的探监室，连一线阳光都照不进，很昏暗。屋里的空气浑浊，令人发闷。
在那样的环境里，父亲却和平时一样微笑着。他一见我，非常高兴地对母亲说，带孩子来，这很好。父亲穿着囚衣，而且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他脸上、脖子上、手脚上都有伤痕，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他倒为家里的人担心。父亲是那么气字轩昂，以致看上去虽然叫人心痛，但又觉得值得骄傲和自豪。
“这些日子你长高了。回家要好好听大人的话，要好好用功！”父亲对看守连理都不理，只是朝我从容他说着话。声音也和往常一样，一点也不差。我一听这声音，眼泪涌了上来。我大声回答说：“是，爸爸，你也快点回家来吧。”父亲满意地点点头。然后，他对母亲说，如有卖毛笔的或卖篦梳的到家来，要好好帮他们。他这是指革命同志说的。
那天，父亲那坚贞不屈的姿态给我留下了平生难忘的印象。
那天，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就是在探监室见到了李宽麟。当时，她是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技艺科学生，同时作为朝鲜国民会会员进行活动。
真是万幸，警察的黑手还没有伸到她那里。
李宽麟带着一个同学（朝鲜国民会会员）一起来看我父亲。在封建观念还很浓的时代，一个女子到监狱来，而且是来探望一个思想犯，的确是不易的事。在那个世道，这事若传出去，连出嫁都困难。在那种时候一位打扮时髦的新女性来见思想犯，连看守都大吃一惊，以致对她特别小心。李宽麟却十分开朗地安慰了我父亲和母亲。
那时，我到监狱去看父亲，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母亲把我带到监狱去的深刻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父亲身上的创伤，使我切身地感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恶魔的毒狠。我从父亲身上的创伤上，直接地、实际地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形象，这远远胜过世界许多政治家、历史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和评价所能给予我的形象。
在那以前，我还没有亲身受过多少日本军警的害。我只是曾经看到，为调查户口、检查卫生来到万景台的日本警察，硬找碴儿寻衅闹事，用鞭子捅破、撕掉门上的纸，把门扇扔到锅上，把锅磕破砸坏的情形，还没看到过他们把无辜的人，打得那么伤痕累累。
我在那时看到的父亲身上的累累伤痕，在我进行抗日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几乎没有一刻离开过我的脑海。那次探监时所受的冲击，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心里。
1918年秋，父亲刑满出狱。大叔和祖父抬着担架到监狱去接他，邻居们都聚集在从松山里到万景台的路口等他。
父亲遭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连走路都很困难。他很吃力地走出了狱门。
祖父见此情景，对敌人深恶痛绝。他叫父亲躺在担架上。可是父亲对他说：“我要自己走着回去。我还没断气，怎么能在敌人眼前，叫人抬回去呢？
我要让敌人看着我自己走回去。”说着，他毅然迈开了脚步。
回到家后，父亲把叔叔们叫到跟前，说了这样的话：
“我在坐牢时下了决心，就是水也要多喝一口，一定要活着出去，斗争到底。这世上最坏的就是日本鬼子，怎能饶了他们呢！亨禄，亨权，你们也要跟日本鬼子斗。就是豁出命去，也要讨还血债。”我听着父亲的话，决心将来跟着父亲去同日本帝国主义拼个死活。
父亲一面躺着养伤，一面读书。
父亲的姑父金承铰会治眼病，有一段时期，父亲在他家补养身体，同时继续攻读他在牢里开始学的医学。他回来时，带来了很多好医学书籍。父亲早在崇实中学念书时，就在他姑父家学过医术，也读了许多医书。
父亲可能是在坐牢时就决心改换表面上的职业，弃教从医的。
父亲还没等完全康复就到平安北道一带去了。他决心恢复被破坏的朝鲜国民会组织。祖父鼓励父亲说，一旦下了决心，就不要屈服，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付诸实现。
父亲在离开家乡时留下了一首诗，《南山青松》。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一代接一代地坚持不屈的斗争，一定要给三千里锦绣江山带来独立的新春。这是父亲的坚定信念。
三“独立万岁”的回音
寒冷的冬天，父亲离开了家。
我焦躁不安地盼着春天的到来。对我们缺吃少穿的穷人来说，寒冷也是一个大敌。
天气刚开始转暖，祖母就念叨着曾孙的生日，我的生日正值于春暖花开的季节，去北方的父亲可以少受点寒冷了，祖母发愁的是，在春荒季节，家家没粮，怎样给我过生日才让我高兴。
在我们家里，一到我的生日，尽管是断粮季节，也想办法给我的饭桌上摆一碗大米饭和虾酱加鸡蛋炒的菜。连粥都喝不饱的我们家，能给我一个鸡蛋吃，就算是非常不错的佳肴了。
然而，这一年的春天，我没有期待过什么生日。父亲被捕一事使我受了刺激，现在我又一直挂念着远方的父亲。
父亲离家不久，爆发了三·一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十年来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武断统治”下，受尽欺凌与残酷虐待的朝鲜民族多年怒火的爆发。
合并后的十年，是中世纪式的恐怖政治把朝鲜变成一个大监狱的十年；是我们的民族在倭寇的刀光剑影中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被剥夺了一切社会权利和财富，呻吟在巨大痛苦中的苦难深重的时代，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和饥饿的时代。
我们的民族对于这种黑暗与掠夺，忍无可忍。他们开展秘密结社运动、独立军运动和爱国文化启蒙运动，不断地积蓄力量，终于奋然站起来举行了起义。
由天道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界人士和爱国师生主导，周密地计划，并推进了三·一人民起义。通过甲申政变、卫正斥邪运动、甲午农民战争、爱国文化启蒙运动和义兵斗争，我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连绵不断地继承和升华起来，终于大声呐喊着自主独立的口号，爆发了火山一样的起义。
1919年3月1日，在平壤，起义以正午12时的钟声为信号，数千名青年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将台岗上的崇德女校运动场上，朗读了《独立宣言书》，庄严地宣布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然后高呼着“朝鲜独立万岁！”“日本人和日本军队滚出去！”的口号，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示威队伍一开进大街，就有几万名群众汇合进来。
万景台和七谷的人民群众，也排成队伍拥向了平壤。我们一家人，天刚亮就吃了早饭，都参加了高呼独立万岁口号的示威。刚开始时只有几百人的队伍，一路上增加到好几千人。群众一面敲锣打鼓，一面高喊着“朝鲜独立万岁！”朝普通门方向前进。
当时只有七周岁的我，也穿着破草鞋，夹在示威队伍里，喊着口号走到了普通门。我跟不上怒涛一般拥向城里的队伍，尤其是破草鞋趿趿拉拉的很碍走路，于是干脆把鞋子脱下提在手里，跑步跟上了队伍。大人们喊独立万岁，我也跟着喊。
敌人出动骑警队和军队，到处镇压群众，用刀砍，用枪打。好多人牺牲了。
尽管这样，群众依然不畏强暴，坚决抵抗，与敌人拼杀。在普通门前，也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
这一天，是我头一次看到人杀人的一天，是头一次目睹到我们民族流血的一天。我幼小的心里燃起了愤怒的烈火。
日落天黑以后，村里的人们都举着火炬，爬上万景峰，再次吹响了号角，敲响了锣鼓，喊出了“独立万岁！”
斗争持续了好几天。我也一直同亨福姑母一道，跟着母亲登上万景峰喊“万岁”，很晚才下山。母亲每次都给群众送水和作火炬用的麻秆，忙得不可开交。
在汉城，也有几十万群众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连前来加入高宗皇帝葬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