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1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上一致通过了要把组织的名称定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建议。
我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斗争纲领也一致通过了。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要打倒所有帝国主义的组织。因此，它的口号也是十分豪壮的。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当前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的解放和独立；最终目的是，在朝鲜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建设共产主义。
为了实现这一纲领，我们还制定了活动方针。
会上给所有与会的青年发了油印的同盟章程。
会上，崔昌杰推荐我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负责人。
我们手拉着手，抱成一团，跑到辉发河畔，纵情地唱歌，也庄严地宣誓：
在为祖国为民族的革命道路上，要同生死，共患难。
那天，我一夜没睡。因为过于激动和兴奋，根本无法入眠。老实说，那时候我们好像得到了全世界一样，沉浸在无限的激动和喜悦之中。那些亿万富翁坐在黄金堆上的喜悦，怎能比得上我们当时的喜悦啊！
当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亮出大牌子的组织。而我们的组织是刚成立的，规模也不能同那些组织相比，许多人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打倒帝国主义同盟”这样的组织。
尽管如此，我们建立这个同盟后，都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这是因为我们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建立的组织是与从前的组织截然不同的新型的共产主义革命组织。
这个同盟既不是从某一派系分离出来的，其成员也不是从某个宗派集团或亡命团体脱离出来的，他们都是像白纸一样清白纯洁的新一代。“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血液里没有任何杂质。
这个同盟的成员，一个个都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作演说，写论文，作词作曲，唱歌跳舞，击拳舞刀，不管哪一项，让他们作什么他们就能作什么，都是英气勃勃、精明能干的栋粱之材。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以一当百”、“以一当千”的青年。正是这样的青年抱成一团要去开辟新的道路，其气势自然是直冲云霄的。
每当我们开拓的革命事业碰到困难时，“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们一个个成为开路先锋，打开了通路。他们作为朝鲜革命的核心部队，在所到之处都起到了先导作用。金赫、车光秀、崔昌杰、金利甲、康炳善、李济宇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许许多多成员，一直在斗争的最前列英勇奋战，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不过，也有个别与此相反的人。他们虽然很好地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在革命斗争愈益深入发展的时候，却背弃“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堕入了背叛的深渊。一想起这种人，我就不胜遗憾。
如今，在“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同我携手工作过的人，一个也不在了，憧憬着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赴汤蹈火，英勇战斗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许多儿女，没有看到美好的新社会，在青春正茂的年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们献出的青春奠定了我们党和革命的基础。
我们党的历史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看作是党的根基，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视为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和朝鲜革命的新的出发点和渊源。
从这个根基上产生了我们党的纲领，定出了我们党的建设和活动的原则，培育了创建我们党的骨干。自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建立以后，我国革命以自主性原则为基础迈出了新的步伐。
解放后，崔一泉（崔衡宇）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中，以《“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与金日成》为题，叙述了我们当年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和它的气概。
过几年以后，当革命军成立，祖国光复会诞生并高呼两千万人民总动员起来的时候，当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像卫星一样团结在这个队伍周围的革命全盛期到来的时候，我都感慨万分地回忆起我们在桦甸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的日日夜夜。
四向往新的活动舞台
华成义塾因办学经费缺乏，遇到了很大困难。
义塾的学生还不到100名，但是，从当时独立军的情况来看，就连保障这些学生的给养也是不容易的。
主管义塾的正义府，无力提供足够的经费。正义府设有行政、军事和民事三个机构。这个相当于一个国家机构的大框架，靠从老百姓那里募捐的军费来维持，所以它不可能慷慨地提供义塾的经费。
华成义塾当局为了解决经费的困难，组织学生定期进行学校经费募捐工作。学生们以20名为一组，先回各自的中队去拿武器，然后走遍正义府管辖的地区，募集捐款。每期两个月，到期就同另一个组换班。
这样募集的捐款，没过几个月就用光了，所以又上吉林去向正义府伸手要钱。
有一次，崔东旿塾长为解决准备过冬的经费，派一名塾监到正义府总部去了。可是这位塾监空手回来，大骂三中队长是个大坏蛋，说他把准备给华成义塾的钱，全部挪用在自己的婚礼上。他挥霍无度，一连几天大摆酒席，请全村人来吃，这还没吃完，又请邻村的人来吃。
我听了，气愤不已。
正义府金库里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老百姓为了光复祖国，省吃俭用，一点一滴地积攒下来，作为军费捐献的。我国人民，向来就是打几双草鞋去卖几分钱，也一定交军费的安分的老百姓。
看来，三中队长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里。他身为中队长，竟敢作出如此卑鄙的行为，可见他利令智昏到了何等程度。
负有手持武器与敌人展开血战使命的一个指挥官，竟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贪污，这是一个说明独立军上层集团正在蜕化变质的证据。
“乙巳条约”后，有个义兵长听到崔益铉指挥的淳昌义兵败北的消息，集结几百名义兵，在全罗道一带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但当这个义兵长听到自己的部下有掳掠百姓财物的行为时，便大失所望，长叹不已，最后解散了部队，进山遁世隐居去了。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知道，这个义兵长把侵害百姓的行为当作多么大的耻辱和罪恶。
三中队长的恶行，可以看作是侵害人民的罪行。
我在临江的时候，曾见过有几个独立军队员渡江到朝鲜去，抢来了农民的一头牛，受到人们谴责的事情。那几个队员所属部队的指挥官来到我家，受到了我父亲的严厉批评。
当时，独立军为募集军费，到他们管辖的朝鲜人居住区去的时候，那个居住区的负责人就给每一家摊派任务，指定哪一家出多少钱、哪一家交多少粮，居民就照此交钱出粮，以作军费。对贫苦农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负担。
然而，独立军闭眼不看这种情况，想尽办法收取更多的钱。他们各自划定自己的管辖区，还拼命地扩大管辖范围。有的独立军部队，甚至拦路抢劫友邻武装团成员募捐来的资金。
大小武装部队都竞争地搜刮人民的钱财。他们把老百姓看作是纯粹的纳税人，看作是供他们花钱、吃饭、住宿的侍从。
他们的这种行径，与过去封建社会的官僚是毫无两样的。
朝鲜的封建统治者头戴玉冠，高坐宫阙，专门炮制榨取人民血汗的新税法，残酷地剥削老百姓。
封建政府建设景福宫花费了大量资金，他们为了填补这笔钱，甚至制定出了门税（通行税）。如果他们用这样搜刮来的资金去盖一所大学或办一座工厂，后世人也许会谢他们一声。
华成义塾的进步青年们看到中队长如此腐化堕落，一个个慨然长叹说，独立军也快要完蛋了。然而，他们也只是加以非难和慨叹罢了。如果是现在这样光明的世道，军民就会大造舆论，把他告到法院去，或者交给群众审判，狠狠整治他的。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法律，军纪又松弛，没有办法整治他。
正义府虽有主管民事的机构，但它有名无实，只把交不出军费的百姓抓去打屁股，对中队长这种人的违法行为却装聋作哑，只当不知道。他们的法律，留了一个专供上层人物通行的狗洞。
我决心借这一事件，给独立军和所有独立运动者狠狠地敲一下警钟。可是，这个警钟怎样敲才好呢？
崔昌杰主张马上选出学生代表去找独立军部队，从一中队到六中队，向每个中队提出抗议。
有些同学提议，要写文章登在正义府发行的《大东民报》这样的报刊上，揭露独立军的官僚行为。能这样，当然好。但问题是，与三中队长不相上下的正义府总部，以及其他中队长和报刊编辑人员，会不会允许登这种内容的文章。
我提议说，不要用没有把握的方法去拖延时间，而要写一份声讨书发到独立军各中队去声讨他们。同学们都支持这个意见，并让我写声讨书。
这份声讨书，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后，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第一次批判。
因为是头一次写声讨书，总觉得没有全部反映出想要说的话，但同学们都说写得好，便送给金时雨，要他转给正义府的通信员。此后，声讨书经通信员的手很快就送到各中队去了。
声讨书一发出去，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用军费办婚礼的当事人自不用说，连不容任何人触犯其自尊心、非难其正义府的吴东振，也从声讨书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第二年初，我在吉林上学时，吴东振跟我提起那篇声讨书的事。他说，当时他在六中队，同那些聚在那里的中队长和小队长一起看了那篇声讨书。
他说：
“我看了声讨书之后，严厉地追究了三中队长的问题。本想撤他中队长的职。就是这号人，给我们独立军丢尽了脸。”吴东振虚心承认独立军上层人物正在蜕化变质，他为无法扭转这个局面而感到痛心和焦虑。
吴东振亲眼目睹和亲身感觉到独立军正在堕落变质，却束手无策，只好袖手旁观的时候，他是怎样抑制了自己火爆性格的呢？
我听了吴东振的话，认识到独立军的腐败不仅是我们年轻一代为之苦恼的事，而且也是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都感到苦恼的事。
然而，用一张声讨书来防止独立军在政治、道德上的堕落，是根本不可能的。
独立军在走着越来越不能自拔的自我毁灭道路。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军队－－独立军，不可能有别的命运。
在粗暴地对待群众，加重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方面，华成义塾的学生也和独立军相差无几。他们去参加募捐工作，就走遍管辖区各地，竞相搜刮人民的财产和粮食。
对那些不大愿意捐献的人家，他们百般刁难，骂他们缺乏爱国心，无视独立军，硬逼他们交出东西。如果实在没有可交的，就是猪或鸡之类东西，也非交出不可。
在学校里，他们还挑剔伙食，说什么尽给小米饭吃啦，副食又如何如何啦，大发牢骚。有一天，某个学生在宿舍食堂吃晚饭，看到小米饭和白菜干熬的汤，就发牢骚说，为什么伙食这么差，最后竟和食堂舍监黄世一吵起嘴来了。黄世一舍监工作做得非常认真。但是，学生们只要伙食质量稍差一点，就骂舍监不会办事。
解放后，我在义州见到当时做郡人委副委员长工作的黄世一，一起回忆过华成义塾时期的事情。那时他笑着说，他吸取华成义塾时期的教训，下乡去时从不挑剔伙食。
我在华成义塾时想到，那些嫌小米饭不好吃的人，毕业后参加独立军仍会挑剔伙食的，这种人最后必然会变成为富不仁、官迷心窍的卑鄙龌龊的人。
问题是这种人两年后就要成为军官，去指挥独立军的中队和小队。他们连吃小米饭都挑三拣四，还会有不怕饿死的决心吗？对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
在我心中对以独立军运动力中心的整个民族主义运动所感到的失望和对华成义塾的教育所感到的幻灭日益加深。华成义塾不能满足我的期望，我也无法满足华成义塾的期望。华成义塾不能成为我所期望的那种学校，同样，我也不能成为华成义塾所希望的那种学生。我对华成义塾的不满和华成义塾对我的不满，成了正比例。
我越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思想，就越脱离华成义塾的教育；与华成义塾的教育脱离得越远，就越陷入无法解脱的苦闷境地。我想到，离开华成义塾，是不是意味着我背弃保送我到这里来的那些人的信任，违背把我的将来委托给他们的我父亲的心愿？吴东振跑几百里路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安慰我，还给我路费送我上义塾。当我到了义塾时，金时雨、崔东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