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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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很多酒，但他是喝不醉的，他是海量。
　　秋岛和他的部下朝鲜人警察终于醉倒，开始打呼嗜了。
　　我父亲趁机在黄某的帮助下解开手铐，逃出客店，爬上了对面的尖顶峰。
　　当他们快爬到峰顶时，开始下起了雪。
　　不久，秋岛他们醒过来，慌忙追击，连续开枪。因为他们追得很紧，我的父亲和黄某在尖顶峰跑散了。从此以后就一直没有再见到他。
　　解放后，为了找这位黄某，向各地做了寻人的布置。在危难的时候，那样奋不顾身地豁出性命帮助过我父亲的人，不知怎么回事，遇到了好世道，反而不容易寻到了。
　　黄某是我父亲的挚友，是替我父亲上断头台也在所不辞的好同志。
　　假若没有黄某这样好同志的帮助，我的父亲是逃不出那种险境的。我父亲的朋友们说我父亲有天赐的好人缘，是很恰当的。我的父亲为国为民舍生忘死，同众多的独立运动者休戚与共，他的身边自然就有许多群众，有许多革命同志和亲密朋友。
　　在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撤退时期，我从李克鲁先生那里听到了我父亲脱险的详细经过。
　　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初秋，为了推进各地的实物上税工作，共和国政府把好多内阁成员作为全权代表派往各地。当时任不管部长的李克鲁先生也被派到当时的平安北道一带。
　　他刚完成任务，战略撤退就开始了，我也迁到了江界地区。有一天，他到内阁汇报工作，同我谈话时突然提到了烟浦里的客店。他说，他在厚昌郡结束工作以后，去江界时带着郡公安署长到烟浦里看了我父亲脱险的那个客店。他说，那幢房子还完好地保存着。江界和厚昌，当时是属于平安北道的。
　　李克鲁先生是在南朝鲜和海外度过了大半生，解放后建国前夕才来到北半部的人。从这样的人那里听到有关烟浦里客店的事，的确是令人惊异的稀罕事。如果像现在这样，我父亲的事迹已广为人知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当时，提起烟浦里的客店，几乎没有人知道。在这样的时候听到他谈起这件事，我是不能不感到稀奇的。
　　我掩饰不住好奇地问李克鲁先生：
　　“李先生，你怎么会知道我父亲的历史？”
　　“我早在20年前就已经听到了金亨稷先生的名声。在吉林，有个好心肠的人给我详细地介绍了金将军您家的历史。这场战争一结束，我就想写一部令尊的传记。可是，我才疏学浅，正在犹豫！”李克鲁先生平素寡言少语，温文尔雅。而这一天，他抑制不住兴奋，说了很多话。
　　我们走出嘈杂的内阁办公室，漫步在清静的秃鲁江（将子江）边，又谈了一个多小时。
　　把我父亲的事迹讲给李克鲁先生听的人，是黄贵轩的父亲黄白河。当时，李克鲁先生作为新干会代表团的一员被派到满洲一带。这个代表团的任务，是开展救济工作。救济在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中受害的朝鲜同胞。新干会的领导看到暴动中受害的人太多，便派代表团到满洲去准备对受害群众进行救济工作。
　　当时，李克鲁先生在沈阳遇见了崔一泉。他劝李克鲁先生到吉林去一定要见见黄白河。
　　李克鲁先生一到吉林就去拜访黄白河，并得到了他的帮助，也听到了我父亲的事迹。从此，李克鲁先生才知道了烟浦里就在厚昌郡，厚昌郡又是与我父亲的主要革命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地方。
　　新干会派李先生作为代表去满洲，是因为他有着在这一带多年开展教育工作的经历，李克鲁先生曾在奶头山当过独立军部队的训练都监，在抚松的白山学校和桓仁县的东昌学校当过教员。因此，李先生到满洲去时在这一带听到我父亲的事迹，是十分可能的。
　　“郡公安署长还不知道那个客店的事情。所以我批评了他几句，说这是厚昌郡的耻辱。我还吩咐他说，你这个公安署长要负责好好保护那个客店的房子。”
　　李先生还担心地说，后一代人不知道先烈的斗争历史，就会变成不肖子孙。可是看起来，我们的干部好像并不认真地进行这个传统教育。
　　在我们这个成立只有两年的年轻的共和国，正处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岔路口上经历着严峻考验的时刻，听到李先生要保持革命传统的话，我深受感动。
　　我说不出有多么感激。我不禁感到一股热流冲击着我，仿佛那些在光复祖国的斗争中牺牲的先烈的英灵，一下子全飞到我们的眼前，大声地激励我们，要打好仗，取得胜利，并捍卫祖国。
　　当有人吵嚷着朝鲜快完蛋了的时候，李克鲁先生关于烟浦里的讲述，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的父亲同黄某跑散后，在山里奔波了一整天，在离烟浦里客店不远的柞树岭发现了一个窑洞，便请主人帮忙。在互通姓名的时候，父亲了解到这家主人也是全州金氏，和我们是一家子。
　　窑洞的主人金老大爷说，在这样的深山沟里遇到同姓同宗的革命家，是大喜事。他以一片好心，真诚地帮助了我父亲。他把我父亲藏在窑洞附近的谷草垛里。就在这个谷草垛里，父亲的脚、膝盖和下半身都受了冻伤。在这个寒风刺骨的冬天，父亲蜷缩在谷草堆里一动不动地熬过了几天，终于得了不治之症。
　　金老大爷送来饭团和烧土豆，尽心尽意地保护了我的父亲。
　　秋岛为我父亲的脱逃受到了上司的严厉处罚。平安北道警察部在从厚昌到竹田里的鸭绿江流域布下水泄不通的警戒网，搜索了好几天。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柞树岭上那堆谷草垛。我想，当时我的父亲对形势判断得很准确，隐蔽处也选得十分得当。
　　在这几天里，金老大爷不时地到鸭绿江边去留心地察看江水封冻情况，并把利用长木杆子渡江的方法教给了我父亲。因为那时江面上结的冰还不厚，不能贸然下水。
　　我的父亲照金老大爷教的方法，先把长木杆子放在冰面上，用手推着木杆子一步步匍匐前进，终于安全地过了江。只要手里把着木杆子，即使掉在水里也不至于丧命，是个很巧妙的渡江方法。但是，就在这次过江的时候，父亲再次受了冻伤。这次冻伤，是一年后父亲于抚松病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我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地渡过鸭绿江后，在某个村里养了几天伤，然后由孔荣和朴振荣陪着去了抚松。孔荣和朴振荣是张哲镐指挥的正义府所属独立军驻抚松部队的队员。
　　我的父亲经吴东振的介绍同孔荣结识的经过，已在前面谈过。孔荣是碧潼郡人，是从在碧潼独立青年团做工作、在碧坡别营当武装队员的时候起，就受我父亲领导的好青年。他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他每到我家来，就叫我“成柱”、“成柱”的，很喜欢我。在他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了我们的同志和战友以前，我也一直叫他叔叔。我的父亲去世后，他虽然住在万里河，却隔一个星期凑点粮食和烧柴来我家慰问我的母亲。他的夫人也挖一大筐野菜顶在头上，跟丈夫一起赶来看望。孔荣为缅怀我的父亲，居丧有好长一段时间。
　　父亲同他们两人去抚松，在漫江境内竟被土匪截住，又吃了一番苦。当时是土匪四起，到处为非作歹的时候。各地军阀为争权夺势而拔刀厮杀的混乱局势，造出了大量的土匪。那些走投无路的社会最下层的人们当中，也有很多人走上了这条路。加上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削弱反日力量，渗透到土匪集团里，暗中操纵其上层分子，或者另行培殖土匪团。这些土匪，成群结伙，四处窜扰，打家劫舍，烧杀掳掠，劫持行人，索取绑票，一不遂心，就割耳朵，砍脑袋，无恶不作，极其残忍。因此，保护我父亲的那两个人，是不能不十分紧张的。
　　尽管我的父亲说明了他是医生，但那些凶顽无知的土匪根本不想放他走，说你是医生，定会有很多钱。我父亲对他们说：我一个看病的先生，靠给人看病勉强糊口，能有什么钱。要是你们谁有病，还是让我看看吧，我能给他治好的。求你们放我走吧，我绝不会向官厅告发你们。如此这般，哄他们，求他们，他们还是不听。
　　事已至此，别无他法。孔荣趁他们吃过晚饭抽大烟，有些麻痹的时候，吹灭了油灯，先送我父亲和朴振荣逃了出去，然后使出拳术，把十多个土匪全打翻在地，逃出了匪巢。这确实能使人联想到一出武打场面。
　　对孔荣在这次脱险中所表现的忘我精神，我父亲印象极深，回忆过多次。
　　孔荣是一个为同志敢于舍生忘死，敢于自我牺牲的好战士。
　　过了几天，我的父亲在抚松见到了张哲镐。前几年他还不过是一个测量员，而今已当上了军人，而且在指挥着独立军的一个中队。他看到我父亲满脸病容，十分伤心，劝我父亲在他们准备的住处静心休养，直至康复。别人也都这样劝我父亲。
　　老实说，那时候我的父亲再不好好疗养，是很难支撑下去的。这一点，父亲自己也不会不知道。那正是一冬中最冷的时候。然而我的父亲来不及给自己敷一次药，就走上了北上的征途。张哲镐中队长一直陪他到目的地。
　　这次，我父亲去的是桦甸县和吉林市。他所以不顾身上的冻伤而匆匆去这些地方，是为了实现各个独立运动团体的合并，结成一个统一战线，并促进反日爱国力量的团结。在当时，建立政党的问题，在独立运动者中间也提到重要日程上来了。
　　随着思想的进步和革命信念的加深，政党政治的实行就成为时代的趋势，迅速地推广到了世界的政治界。不论是资产阶级政客，还是共产主义者，都走向了政党政治。以十月革命为转折点，亚洲的许多国家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这意味着东方也随着新思想潮流的传播而迎来了政党政治的时代。
　　1921年，在我国的邻邦中国，也成立了共产党。
　　在这种背景的推动下，朝鲜的先觉者们也积极推进了创建一个能够从政治上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的工作。
　　可以说，要实行政党政治，就要具备其前提条件，即要提出并发展可以做它的指导方针和基础的思想和信念，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实行政党政治。
　　在我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出现并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但它来不及建立自己的政党就开始凋落了。新的共产主义思想潮流开始出现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上，取代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新一代的先觉者们已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再也不能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了，在他们中间信仰共产主义的队伍有了迅速的扩大。民族主义营垒里的许多先进分子，也掉转方向，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
　　宽甸会议提出的改变运动方向的方针，并没有停滞在宣布上，而是依靠先觉者的努力，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开始进入了付诸实践的阶段。最先开始贯彻宽甸会议方针的人是吴东振。宽甸会议以后，在吴东振指挥的独立军部队里出现了许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表示赞同的人。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的力量，称作是“第三势力”。
　　20世纪2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的父亲逃出日寇警察的魔爪，经过抚松到了吉林市的时候，正是在民族运动内部主张改变方向的革新派和反对改变方向的保守派的分化过程得到促进的时期。
　　我的父亲在洞察这一大趋势的基础上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能够实现改变方向这一思想的政治组织诞生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直到那个时期，朝鲜人在满洲地区开展的民族运动，主要是在恢复国权的思想指导下，以直接开展武装活动的形式和以教育、民生问题为中心开展自治活动的形式进行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能够从政治上领导这一运动的组织。从这种实际出发，我的父亲同活动在吉林一带的属于革新系统的民族主义者们一道，开始了建立一个能够对分散在满洲各地的所有军事团体和自治团体进行政治领导的新的组织的筹备工作。
　　它的第一步工作，便是根据我父亲的建议，于吉林牛马巷举行的会议。
　　这个会议，是1925年初在吉林市北山脚下的朴起伯（朴一波的父亲）家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梁起铎、玄河竹、张哲镐、金史宪、高远岩、郭钟大等独立运动的元老和中坚人士。
　　他们一致肯定了建立一个能够统一领导独立运动的政治团体的必要性，并一致地通过了关于在最近的将来建立某种单一政党的决议。会议还讨论了与建党有关的各项原则问题。
　　据李宽麟的回忆，会议上议论最多的是党的名称问题。党的名称要定为朝鲜革命党还是高丽革命党，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半天。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