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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镇委书记-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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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不过是请我们吃饭喝酒。

  那时的无线通讯模拟信号是“900”的,手机也刚从大砖块变成“一把攥”,非常昂贵,一个就是一万两千多块。看到其他乡镇的书记、乡镇长都有,并且非常方便,我就有些眼热,心里也想搞它一个。高局长敬酒时,我说啥也不喝,高局长拉着脸说:“咋,看不起你哥?”

  我说:“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哥,而是买不起你的手机。喝你这酒不就糟蹋了你的美意!”

  高局长说:“看老弟说到哪里去了,喝,老兄我送你手机!”

  我说:“此话当真?”

  高局长说:“驷马难追!”果然吃饭后就派人请我去他屋里,送给我一部手机。

  我一看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摇摇头说:“不行,我有了这玩意儿,镇长怎么办?再送一个吧。”

  高局长就不干了,见我坚持要两部手机,想了想说:“那样办,另一部你就打个欠条吧!”我就当场爽快地打了欠条。我的号码是“9007719”,给春亭的是“9007727”。

  回到镇里,春亭爱不释手,出门手里提着,进屋摆在桌上。实际上,在当时一进灌河手机就没有信号,根本用不上。到了后来,中央要“根治耳朵腐败”,县纪检委就开始收缴科级干部的手机。因为当时已经有了“139”移动通信,加上邮政、电信分家,我们就愉快地毫不犹豫地交了手机,同时,借机向高局长赖了手机账和话费账。紧接着,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更新换代,又配上了更新颖更好看又相对便宜的手机。

  在会议中间,企业办主任马万通打来电话说,他们当晚就找到了冯根。原来这冯根为了要账,没了饭钱,已经卖了一次血。又到那个厂去蹲守,人家避而不见,没有几天卖血钱再一次花光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可以再顶一气,又去卖第二次血,针一拔就晕倒了。

  万通他们赶到后,宋振州这小子也醒了酒,他知道了事件的经过以后,很有点害怕,反复要马主任替他说情,叫贺书记甭跟他一般见识,千万别整他。冯根不过是一时虚脱,经过输液,已经没有了大碍,他们就交了医院的费用,又去找到当地县里的有关部门和领导,陈述了事件的过程。人家还算不错,专门派人责成欠债的企业还钱。那个企业不死佯活的,也确实饥荒。看到有上级领导出面,特别是听说差点死了讨债人,吓了一跳,当即凑钱,给了一万多块,并答应余下两万多块一年内还清,他们就回来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正是:书记耍赖皮,局长干瞪眼。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十六




  第八章

  搞财政收入抓现放首位

  查乡镇企业敛钱靠门道

  “爱民富民工程”会议以后,组织、宣传、纪检、统战、乡镇企业、烟草、畜牧、财税等部门都在这个总的会议统领下,相继召开了战线上的会议。县里的规矩常常是,哪个部门的会议请得动县委书记、县长,或者哪个会议县委书记、县长愿意参加,哪个会议就受到重视,哪个会议的规格就高,各乡镇的书记、乡镇长就得相对应地参加。若是乡镇一、二把手不参加的会议,等参加会议的副职回去再给乡镇党委书记汇报时,要么没工夫听,要么跑冒滴漏,所剩无几了。所以,当上了一把手才知道,尽管上边部门的会议内容都是说得雷动风响,其实下边有下边的具体情况,差不多都是当成耳旁风的。这也难怪,要是把县里的每次会议内容都当成一回事儿,忙死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所以,书记只能按照自己的节拍办事,对口的工作由副职们各行其是,整体工作他们当然还得围绕书记这个轴心转。

  到灌河上任以后,因为要先搞换届工作,只是抽空儿插花着跑了一些单位、村里和企业,情况远远没有吃准,更不要说吃透。究竟干什么、怎么干,心里一时形不成个准稿子。周礼让、林恒昌等几个当地的老同志,或者找不到我,或者找到后总看我太忙,也就没有一次能够说成事情。于是,他们就写了一个书面的建议书,上面列举了初中建设、街道规划、道路整修等一些想法,足见其爱党爱镇爱人民的赤子之心。在县委干秘书工作久了,看的这一号“条陈”性质的东西太多了,有点麻木。所以,看了他们的一些建议以后,感受不到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和启发。春亭、平奇和春跃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定见,“一切听你的炮响!”成了班子同志们的口头禅。乡镇干部的副职们之所以习惯听命于一把手,就是明知道自己的意见并不见得有用,大家没有必要操心,因此犯不着在大政方针上动脑筋。

  县里要搞“爱民富民工程”,乡镇就要搞“富乡(镇)富民工程”。真正做到富镇富民,谈何容易!财政早已切块到乡镇,干部、教师的工资都是由乡镇自筹。时下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中央领导坐防弹,管他底下乱不乱;省里领导坐皇冠,管他底下干不干;市里领导坐奥迪,管他底下急不急;县里领导坐桑塔纳,管他工资发不发;乡镇干部坐吉普,不吃皇粮净吃苦;大队干部‘砰砰砰’,叫他往西偏往东。”这个顺口溜实际上给乡镇工作的定位十分准确。富民是个虚的,富镇才是第一要务。说一千道一万,一切都是为了钱,没有钱,什么都是扯淡!所以,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当家后,才知道过日子说不得空话,唱不得高调。

  我和刘镇长把财政、国税、地税三个所的所长叫来,召集班子全体成员认真开了一次扩大党委会。会上,认真听取了镇财政的大盘子汇报。国税、地税、财政三家,年收入预计二百二十万元,而实际需求至少是三百六十万元,缺口近一百四十万元。这缺口从何处弥补?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倾向种烟。有一句口号说:“党政军民一齐抓,一切为了三十八!”三十八是指烟叶税率为38%,即老百姓卖上一百块钱,乡镇就可以从烟草公司拿回三十八元的税款,按说这收益真是不小。大家说,种烟见效快,能救急。在乡镇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可行性很强的项目。

  不过也有的同志表示反对,他们说出了不能种烟的理由。他们说,其他平原、丘陵乡镇,土地面积宽,可以组织老百姓种烟,咱们山区土地窄,要群众种烟,群众不好接受。同时,种烟、炕烟、整理烟,都是在伏天,老百姓非常辛苦。可是一到收烟季节,如果收购环节不挑剔,价格高,种烟还是合算的。但是,这些年烟草公司为了自身利益,不停地给老百姓和乡镇操蛋,到收烟叶的旺季,群众排了一天队,他们千刁难万刁难,给群众对急。乡镇的干部们到了这时候,如同打仗,四路发兵,围追堵截,逮着烟贩子,不仅没收,还要重罚,一切手段使尽,唯恐烟税流到辖区之外。因此,老百姓伤心透了,对乡镇安排种烟任务的抵触情绪很大。乡镇没有别的门路,不管你群众愿意不愿意,也得逼着他们种植。我们山区群众没有这个习惯,许多年来,历任党委书记都做过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周礼让炮炮矢矢地说,曲书记在的时候,大力发展的乡镇企业,草创江山之初,除了能给面子上增光外,并没有给财政增收多少,资金缺口还得想办法弥补。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把各村的种植烟叶面积按人口摊派下去,你种也得种,不种也得种。老百姓当然不想种,你不种,有门儿,你就把你该种的面积折算成能够得到的烟税交上来!高压之下,必有收益,弄了一笔收入。事后,果子峪的吴太、石盘沟的孙国禄和苏国华等人串通起来上访告状。当时正值快要考核广远的期间,广远当然不能任其泛滥,就采取尧舜治水的办法,以“堵”为主。对于卧牛坡村的吴庄组部分群众聚集镇政府闹事,几个副乡级干部说破嘴皮子,也没有把他们劝回去,过了中午,人还不散,广远书记爱民心切,安排人给每个上访群众发两个蒸馍。谁知这些上访群众吃了馍,反而闹得更欢,好不容易才弹压下去。对吴太、孙国禄、苏国华等人,他主要是采取怀柔政策,也不知许了什么口愿,平息了事态,总算没有影响到他的升迁。不过,事情到现在还没有降温,我听孙国禄说,曲广远说话不算数,承诺给他本人的两千块钱没有兑现,现任班子如果不给兑现,他就要背上锅盖上县政府找他算账去。

  老镇长周礼让说这番话时,大家随声附和,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出现了反对种烟一边倒的态势。可见大家建议种烟,并非是成熟的意见。

  我忽然想到吴国栋书记有言在先,不要议论前任的功过是非,赶忙制止了这种毫无意义的讨论,不让大家继续说下去。但是,说到这里,我也对组织种烟没有了多大兴趣,仍然主张种烟的一派人,马上偃旗息鼓了。

  看大家趋于沉闷,我就引用那时已经退下来的地委书记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说的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来鼓励大家。可是分析来分析去,困难还是比办法多。不过,也分析出,从税收的情况看,营运税、屠宰税、印花税和耕地占用税等税种还有潜力可挖。然后,就是要开好全镇乡镇企业厂长、经理的工作会,给大家鼓劲加油,加压升温,还是要把工矿业生产搞上去。







十七




  然后,我讲了几条带有大话、空话性质的要求:财政收入是一个地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为了完成财政收入的目标,一是要明确任务,负重奋进,先保吃饭,再保建设。镇党委、政府要齐抓共管,责无旁贷;三个所责任重大,要当好排头兵,对工作人员,要做到人人头上压目标,依法征税,年底视完成任务情况,奖惩兑现。二是要正视困难,不畏困难,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提高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勇气。三是要对现有的企业,摆正“导与疏的关系、大与小的关系、养与创的关系”,转变观念,调整姿态,寻找新的突破口,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最后,说到具体办法,我说:“大家不要着急,‘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就是发不下来工资也不能总发愁,先拣好整的办。”我对大家说,看得见的,也就是发包金矿口,同时从几个萤石矿口多拿点承包费。

  在议论发包金矿口时,春亭建议,必须首先弄清金矿的资料,才对发包有利。他这个建议,我心里很清楚,那就是想去廊坊。我说:“行,安排停当后,我、你和聚宝(财所所长)我们三个一起去廊坊!”春亭欣然同意。

  对于萤石矿增加承包费问题,春亭说,这事你得出马。在鲤鱼岭大矿承包矿山的有两家公司,为主的一个是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本地一个叫杨洪恩的人是他们的职工,派驻在家里当了矿长。另一个是长治市矿业公司,是山西省长治市一个个体私营老板开的。镇里派到两个大矿上一个总支书记叫朱群才,是鲤鱼岭村的老支部书记,专门去协调两个矿的关系。有朱群才、杨洪恩这两个本村人当家,没有人敢上矿上找事儿,矿上的生产一直很稳定,可就是一说交承包费,就得缠嘴磨牙,一把手不去办不成事。我表态,咱马上就去会会他们。班子成员们对这次会议感到挺过瘾,说贺书记抓住了全镇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上春亭、企业办主任马万通、财所所长范聚宝去鲤鱼岭萤石矿。灌河的工矿业基本上集中在镇区和镇东南部,所以我们顺路到沿途的各个企业转一转。

  大家先到了位于东关地盘上的供销社镁厂。供销社主任兼厂长曹长年在厂里恭候。在那里无非听听厂里情况,看看炉子、还原罐等等,问了问是否已经收回投资。也许是第一次,曹长年没有说实话,硬说“收回了,收回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拉住我们说什么也不让走,一定要请新来的贺书记吃顿便饭。我说,老曹请放心,以后的机会多着哩。于是,他要我跟他约定以后“恶拼一回”才放行。

  随后又看了镇办水泥厂。这个厂每年只有五千吨产量,按行业标准最低产量是8。8万吨,它这个产量远远达不到标准。要不是山高皇帝远,这号厂早就让环保部门给关闭了。现在老百姓毕竟看价格低、路途近,所以能与外边进来的水泥抗衡,在本镇还有相当份额的市场,能维持着生产。厂长屈家和,小桐河村人,原来是厂里的会计,前任厂长走了,他就接了这个厂长。广远在时,镇里向这里投资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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