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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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显功力的可见于写杜慎卿。杜慎卿的虚伪表现在多方面，而刻画得最入骨
的是写他纳妾。他托媒婆沈大脚“南京城走了大半个”，终于找到了一个“十
七岁”的标致姑娘，但当季苇萧向他“恭喜纳宠”时，他却故作高论：“先
生，这也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不然，我做这样事怎的？”季苇萧听了这
个风流公子的大言有点迷惑不解，问道：“才子佳人，正宜及时行乐，先生
怎反如此说？”杜慎卿却更一本正经地说：“苇兄，这话可谓不知我了。我
太祖高皇帝云：‘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妇人那有一个好的？
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如此说来，他是世界上
最不近女色而最干净高尚的人了。然而，正如齐省堂本夹批所指出的：“你
又要纳宠做什么？”真是写出了杜慎卿的一片假气。不仅如此，这位风流才
子甚至还着魔于追逐“男美”，结果演出了一出误找黑胖道士的闹剧。从中
可见，《金瓶梅》里那种通过揭示人物言与行的矛盾来达到讥刺目的的手法，
确实被《儒林外史》成功地继承，而且后者运用得更加普遍，更加淋漓痛快。
最后，我们再看在景与人相形的笔法上，《儒林外史》也明显地留下了
学习《金瓶梅》的痕迹。例如，《金瓶梅》第六十九回写王招宣府，是讽刺
林太太的极好笔墨，这是通过初进王家的西门庆的眼睛来写的。西门庆在文
嫂的带领下，由后门而入，穿过夹道，转过群房，曲曲折折地到了林太太住
的正房。再过了一道便门，才进了后堂。这时，小说写道：
。。西门庆到后堂，掀开帘栊而入。只见里面灯烛荧煌，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度邠阳
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迎门硃红匾上“节义堂”三字，两壁书画丹青，琴书潇洒；左右泥
金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
这是多么堂皇、正气的环境啊！这里的“节义”、“节操”是何等的显眼。
然而，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女主人不一会就在这“节义堂”的背后演出了比
妓女还不如的丑剧。如此环境，对如此人物作了极大的讽刺。吴敬梓十分欣
赏这一手法，在《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中如法炮制，写万雪斋家的布置，
辛辣地嘲笑了这个盐商。这是通过初进万家的牛浦郎的眼睛来写的。牛浦郎
在牛玉圃的带领下，由大门入，进门楼，过天井，到了厅上。这时，《儒林
外史》写道：
。。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
旁边一行“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荀玫书。”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
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
这是多么清雅脱俗的环境啊！这里似乎是一个书香门第。然而，生活在这一
环境中的主人竟是一个“小司客”出身的最俗不过的大盐商，也是巧妙地借
景来刺人。
讽刺，作为一种文学手段，本来就有别于直接的谩骂和尖锐的抨击，而
是“主文而谲谏”（《诗大序》），用一种比较含蓄、形象的笔法来加以嘲
讽和讥刺，“若针之通结”（《文心雕龙·书记》），顿使人感到可笑，可
鄙，甚至可恶来。为了加强艺术效果，时而把否定的现象加以集中或夸张，
也是必要的，但那种主要依赖于主观的叙述、过分的丑化，实在不能算是讽
刺的正宗，要算的话，也只能算是低级阶段的表现。代表了明代讽刺水平的
《金瓶梅》虽然已经相当注意以客观冷静的态度，用种种“两面相形”法来
加以讽刺，但还不脱主观、直率、夸张，甚至近乎谩骂的方法。《儒林外史》
明显地学习了《金瓶梅》讽刺经验，进一步去浅露而重婉曲，变谐俗而尚文
雅，使我国的讽刺艺术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
《儒林外史》对于《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还比较明显地反映在人物
刻画上。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多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善恶分明的，读者一
看，就知其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而且往往如脂砚斋说的“恶则无往不恶，
美则无一不美”，好人好到底，坏人坏到底，不注意挖掘符合人物心理和性
格逻辑发展的复杂性。但事实上，真正的人是十分复杂的，诚如高尔基说的：
“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白色的。在人的身上渗合着好
的和坏的东西——这一点应该认识和懂得。”作家要把人写活，就必须把人
放在具体的时代和社会中，按其性格逻辑，写出他的性格的“杂色”来。《三
国志通俗演义》似乎也接触到这一点，写诸葛亮既突出其仁智的一面，又写
其近诈的一面，特别是对待刘封、魏延，实在是用了一套阴谋诡计，难怪李
卓吾评本的评语大骂诸葛亮是“贼”，是“真狗彘也，真奴才也，真千万世
之罪人也”。但是这些“杂色”相拌是十分勉强的，不和谐的，甚至是给人
性格矛盾的印象，难怪后来毛纶、毛宗岗父子将此“杂色”彻底涂抹干净，
使诸葛亮的性格重新完美化而同时更加单一化。《水浒传》中的时迁，《西
游记》中的猪八戒等比起《三国志通俗演义》来，在刻画人物性格的两重性、
复杂性等方面可以说进了一步。但就整体而言，这两部书并不着重刻画人情，
故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描写并不十分充分，特别是如何合情合理地刻画反面
角色的品质、感情等方面还是显得裹足难前的。这是因为在中国强大的传统
的社会政治观念束缚下，写好人有缺点，特别是写生理上、气质上的弱点还
是比较容易下手的，而要写坏人的人心品质、真情实感并不都坏，就往往难
以落笔。这关键是作家还并没有把人真正当作人来刻画，而是把人当作某种
社会政治的符号来描写的。《金瓶梅》则开始比较注意真正去写人，从而有
力地突破了那种“恶则无往不恶”的浅薄框框，努力去揭示深藏在反面人物
本质特征里的相互矛盾的性和情，对我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在这
部书里，悭吝、狠毒的西门庆会“仗义疏财，救人贫困”，对李瓶儿最后又
那样情意绵绵。李瓶儿对待花子虚、蒋竹山是那样凶悍、毒辣，而做西门庆
的第六妾时变得这等善良、懦弱。此外如潘金莲、庞春梅等“恶”的典型都
并不全恶。他们的性格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又不是人性和兽性的简单相加，
也不是某些相反因素的偶然拼凑，而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完全是在人
情物理之中。至于像宋惠莲这样的人，就很难下一个结论说她是正面人物还
是反面人物了。她浮薄淫荡，不太正经，廉价地失身于主人，但似乎又出于
无奈；她一心想攀附高枝，但最后用一死来拒绝一切物质上的利诱以追求精
神上的安慰；她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处处瞒着他，但又时时顾怜着他。她
内心充满着矛盾，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但又是一个鲜龙活跳非常真实的
人物。在一部书中，着意刻画了好几个“恶不全恶”、妍媸并存的人物形象，
无疑预示着一种倾向，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因此，《金瓶梅》的出现标志人
物形象的刻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暴露型的世情小说，它在刻画人物时就是大大地
发展了《金瓶梅》的这种“善恶妍媸并见于一人”的艺术手法。在这部小说
中，虽然也写了如王冕这样的绝对好人和严贡生那样的标准恶棍，但多数人
物是难以用一般的善恶观念来划一界线，区分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角色。
他们往往是善与恶、妍与媸并见于一身，交织在一起，前后又有发展和变化。
例如周进和范进，都是热衷于科举功名的可怜虫，一个在贡院里感到几十年
的梦想难以实现，哀从中来，头撞号板，昏厥于地；一个中举后觉得几十年
的追求突然到手，喜出望外，顿迷心窍，发狂失态；作者都予以辛辣的嘲笑，
无情的鞭挞。但是他们都为人老实，在未曾中举前受尽了千般羞辱，万种辛
酸，实在也令人同情。在中举当官后有时表现得昏昏然，但也没有到“欲打，
欲骂，欲杀，欲割”的地步。再如马二先生也是个八股功名的狂热信徒。二
十多年的努力，尽管他科场不利，但钻研八股、宣传八股的热情丝毫未减，
他坚信：“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到本朝文章取士，这
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心灵上的僵化枯
槁，使他行为迂拙古板，酸腐可笑。然而在他性行中也有极高贵的一面。他
破产救友，奖掖后进，都表现了难得的古道热肠。他也不是一个用“善”或
者“恶”能概括了的人物。这类人物在《儒林外史》中所占比重极大。就是
一类“正面人物”，作者也常常写他们的缺点和弱点。这正如卧本回评所指
出的：“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如玉之有瑕。美玉以无瑕为贵，而有瑕正
见其为真玉。”总之，《儒林外史》所描写的人物，一般都不是脸谱化、简
单化的。他们往往是瑕瑜互见，善恶并存，犹如生活中一个真实、完整的人
一样，自有其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作者能出以公心，客观描绘，该讥刺
处，则尽力鞭挞，直取心肝；该同情处，也笔笔周到，曲尽其致。因而多数
人物能给人以一种厌恶和惋惜，鄙弃与怜悯相混合的感情，它使人感到真实，
使人进一步憎恶产生这些形象的环境和社会。因此，从刻画人物“瑕瑜互见”
这一点来看，《儒林外史》不论从所写的人物的“量”和结合的“质”上，
都大大发展了《金瓶梅》。从量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全书中几
乎所有人物都已成为块块“真玉”；从质而言，它的结合已经相当成熟，再
也没有给人以性格矛盾的感觉。这无疑标志着我国文学的写人艺术又达到了
一个新的水平。
《儒林外史》写人不同于《金瓶梅》，还表现在注意刻画一些“豪杰”、
“真儒”等理想人物上。《金瓶梅》作为一部暴露小说，全力刻画社会的邪
恶和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在整部书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正面人物，也
很少透露出一些正义的火花。它使人感到这个世界已经腐烂透顶，没有存在
的必要和可能了。但是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怎样去寻求理想的境界？《金瓶
梅》的作者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作者没有理想的
追求，也不能因此而否认这部作品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但不写理想，确
实使人感到沉闷，不能鼓舞人们的进取精神，不大符合民族传统的审美习惯。
吴敬梓有鉴于此，在一部暴露型世情小说中写了一系列歌颂的正面人物，如
楔子中的王冕，尾声中的市井四奇人，乃至正文中间的杜少卿、虞育德等。
他们都轻视功名富贵，为人清廉高洁，其中有的主张用儒家的礼乐兵农来挽
救社会；有的表现了敢于突破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异端”精神；有的显
示了新的社会力量正在崛起，都这样或那样地体现了作者的理想和追求，在
黑暗王国中露出了一些光明。当然，这些理想和光明，都带着旧营垒投下的
痕迹，往往显得模糊不清甚至不合时宜，但不管怎样，它能发人深思，引人
奋发。它不但告诉人们现存的社会是腐朽的，而且也告诉人们在腐朽的社会
中还是有美好的事物，还是有光明的前途，只不过光明的未来还需要人们去
不倦地探索和执着地追求。这不能不说也是《儒林外史》发展了《金瓶梅》
的地方。
《儒林外史》继承和发展《金瓶梅》的地方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方面，
例如悲剧性和喜剧性相结合，也比较明显。《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是
一部暴露性的社会悲剧，但它又充满着喜剧气氛。不过，《金瓶梅》的悲中
带喜往往是通过安排一些喜剧性的人物插科打诨所达到的，这种悲和喜的结
合是外在的。《儒林外史》悲和喜的结合往往是内在的，达到了浑然一统的
境地。例如周进头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严监生为两茎灯草而不肯断气，
王玉辉闻女儿自尽时仰天大笑道“死的好”，都是近乎滑稽的人间喜剧，但
同时即带来浓郁的悲剧色彩，不能不令人为他们人性的毁灭而嘘唏不已。他
们的悲和喜是融为一体，互为补充，很难分割的。至于文学语言的口语化、
个性化，以及向规范化的发展，《儒林外史》与《金瓶梅》之间的关系也十
分密切。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