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大学说不-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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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清华校长梅先生有这样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应是保持人文传统，承续文化命脉的场所。而今日大学唯大楼竞起，“建设”遥遥领先于“教学”，其品质的“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早已是公认的事实。
五年的大学教师生涯，让陈丹青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国的大学教育。他说：“学校的主人，学生也。学生活跃，则气氛活跃，反之亦然。就我所见，本院学生在教学中始终是缺席者，沉默者，唯考试交钱，顺应教条而已。如前述，社会的功利观，应试文化的恶性？环，加上管理教条节节收紧，已长期磨损大学生的朝气、锐气、志气与青春活力，当今艺术学生精神、心理乃至智能，普遍压抑被动，而其集体性格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
“当今学院是产业，教职是饭碗，凡此种种，均与学问之道无涉，人文状况魂魄离失，伪学术当道，功利心态势成主流，学术腐败弄虚作假乃为常态。其后果，是有效扭曲教育功能，持续败坏学术道德，动摇学院的超然立场，其形态是教育界的权利游戏、潜规则与庞大的行政势力网。”
进而他提出质疑：“世界范围大趋势，乃科技主义和实用主义压抑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中国是 发展中 国家， 科技至上 的国家功利主义因之尤急、尤偏、尤甚。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于今日国情仅属装点门面，怠无实质可言，此状为五四运动近百年来所仅见。”
陈丹青在辞职报告后写道：“五年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而在辞职报告的附件中他表示：“我对教育体制的持续批评，出于对人文状况的操切之心。我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
陈丹青的辞职报告是2005年10月份递交上去的。据他后来回忆：“院方校方均约谈挽留，情辞恳切，而本研究室六位学生，尚待就学两年余，于2007年才能悉数毕业，本人的教学名分与手续诸事，不可虚悬。经D商，近日与院方再续教学合约两年，其间，继续承担本研究室教学及春秋两季各系大课，不再招生，不再兼本科教学，迄至2007年，遂愿离职。”
陈丹青终于离开了清华园，他说：“我不想再玩下去了，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奢侈。”
其实早在2004年，提出辞职之前，陈丹青就针对大学教育存在的弊端在《艺术世界》发表文章细数其谬。他指出有人说艺术学生掌握外语有益国际交流，这纯属神话。今日大学生国文水准每况愈下，思之令人惊心，今欲补救，追之晚矣。盖国文者，国之文化命脉所系，国文不通，学生知识水准、文化修养、人格品质必混沌衰蔽；国文不良，则外语也必不良，此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4）
亦常识而已，而考试政策竟公然罔顾之。“两课”紧箍咒的实质，乃是“权力”，不是“知识”，更不是“教育”。
2006年11月21日，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辞的不是学校，而是体制”。
对陈丹青从清华大学辞职一事，著名学者徐友渔评论说：“陈丹青从清华大学出走，不仅是告别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回归他曾经生活过的真正艺术家的自由、游荡的日子，而且也是对现行体制中不合理和荒谬的规则发出挑战和考问。他的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不仅有在校的学生、教师，还有已经离开学校，但对高校体制诸种弊端记忆犹新、心有余悸，甚至受过伤害的人。”
另有评论指出：媒体和公众对“陈丹青辞职事件”持续不断的兴趣，除了其本身的轰动效应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国人对现行教育体制的质疑与不满。
一位在校大学生的网上留言，表达了不少大学生的苦恼与心声：作为一个英语成绩不佳的艺术生，我真的恨透了这样的考试制度。可是，我想知道的是，作为身在其中的我们，究竟该怎么做？为了将来有口饭吃，为了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们能像陈老师那样一味地抗拒这样的教育制度吗？不能，我们没这个资本。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做什么？学英语，耗费了大把的光阴还未必能学得好，反荒废了专业；一心扑在专业上，你专业再好，求职时拿不出英语四级证书一样被拒之门外。？能告诉我，我们该怎么做？
教育病了，教育的沉疴有目共睹，而改革的脚步却依然沉重而迟缓。武汉大学原因校长刘道玉认为，要治理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首先必须重建中国大学精神，这就是“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他非常欣赏这样一句话：“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没有必要经营学校。”
2007年8月，××大学一位青年教师的辞职信在网上流传：
尊敬的×××校长：
我是本校的一名普通教师，三年前博士毕业于xx大学，结束了清贫的学生生活，带着希望和憧憬，有幸来到了现在工作的大学。不幸的是我的生活和理想都遇到了危机。
21世纪的中国，进入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价水平也节节上升，诸如：学校周围的房价已到了八九千一平方米了，菜市场的肉价已到了每斤十几元；到外面吃碗水饺、面条也都涨价了。可我的工资是区区两千五百“大洋”！当别人问起我工作的现状时，答曰：“压力大，工资低。”无人相信！邻居老奶奶瞪着眼睛说：“不是吧？我孙子大专毕业，现在一个月四五千呢！当初我们都羡慕你呢！”
我不喜欢与人攀比，以前的同学年薪大多十几万，我不羡慕。可是我也要生活！我何时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何时才能把女友娶进门？
今年年初，我们都共同期待传说已久的加工资。工资终于加了，可没有哪个年轻老师高兴得起来，我们只加了一两百，幅度小于10％，而月薪五千左右的教授加一千左右，幅度达20％。这几年，国家以及省里出台了很多关于加工资的文件，可我们学校很少加上！不加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不加的理由吧！
学校的等级制度，在各个环节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同职称的老师上同一节课，课时费不同；不同级别的老师出差享受不同交通工具；博士毕业的普通教师，两人共挤一间狭小的宿舍，而2000年本科毕业的校行政干部可以有一套住房，三天两头去高级饭店？？
暑期到来，我依然每天行走在宿舍、食堂、实验室，在室温接近四十度的实验室里奋战（没有人会相信xx大学的实验室没有空调，可的确很多实验室没有），期望某天一滴汗水滴入某根试管后，会出现奇迹。
校长先生，您也许是想“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可我不是圣人，我是凡夫俗子，我首先要养活自己，要奉养父母。年底，我打电话回家，妈妈问：“你发了多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5）
少奖金？”妈妈不知道世界上有不发奖金的地方。我流泪了？？
我很抱歉我想从此退出，将位置留给高层次的人才（只有他们在这儿才会得到应有的待遇）。可是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我能不能不交违约金？一年八千元的违约金，我到现在还没有攒到这么多钱。
校长先生，您知道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在这儿苦忍着，聚到一起抱怨不断，但没有人听见。
某高校一位青年教师将自己的苦恼和抱怨晒在网上：
本人算是个青椒（青年教师），省力不费劲的课轮不到；院系以外的课时费高的（一节课约50元）没机会；院内课时费低的课倒是一大堆，不断压过来，推都推不掉，比很多博士、教授、副教授要多得多；经常会有临时的课程安排下来，上课时间短，要求一本书全部讲完，做的课件以后也没有重复使用的机会，工作成本很高，可青椒嘛，没有拒绝的资本；职称低没有什么相关的补助；专业没有赚外快的市场，即使有也没有精力了？？
不想说了，更不想去计算本人能够养活自己后，手里余下多少钱。因为本人是大学教师，所以被贴了一个高收入的标签，其实名不副实。本人曾写过一副对联，倒是我们这些青年教师生活的真实写照：
上联：囊中羞涩无权无势人生坎坷心憔悴
下联：居无定所难以成炊衣带渐宽终有悔
横批：教师倒霉
现在很怕想明天，真的不知道明天在哪里，明天会怎么样。本人什么都没有就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已。小时候有很多很大的理想，随着年龄的增长都逐渐变得很少很微小。你要问我现在想什么，可以告诉你，我想要赶快备好明天的四节课，其中两节连教材都没见过。
高中时班主任说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平凡人活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真对，大家都不容易。
肯定有砖头砸的。反正也没房子，用砖头给自己建个小窝吧！
这位年轻的女大学教师没挨“砖头”。其实早就有人发出了与她一样的感慨。发出同感的是北大副教授、主持过《实话实说》的阿忆。
2006年9月，阿忆在新浪博客中公布了自己的工资单。对此，网上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哭穷。北大副教授孔庆东却力挺阿忆，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绝非哭穷，只是希望公众能够了解事情真相。
2005年年底，阿忆调入北大任副教授，工作之余经常客串节目主持人及嘉宾，阿忆的这一行为受到网友的指责，留言攻击他“简直太不敬业，道德和人格十分可疑，四处走学术穴是不务正业”。对于这一指责，阿忆满腹委屈，为此，他在博客上发表《无脑人，请你给俺指条出路，让俺们都照着去走》一文：
咱就从月收入谈起。家庭总收入＝工资总收入＋其他总收入，那么什么时候你必须挣外快，那一般是因为工资总收入不足，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此人缺乏职业道德，但更多的是前者。
俺是副教授，总工资扣除各种税费，剩余1918元。副教授还有一笔津贴，平摊到12个月里，每月不到1368元。
此外我还有机会被安排出去，这笔钱扣税后拿不到1万，就算1万！再加上法定节日里时有时无的临时补助，每年大概6000元，总平均一下，每月1333元。还有，每年硕士论文要答辩有2000元补助，平摊到每月167元。
算一下月薪总账：1918＋1368＋1333＋167=4786元。接下来，还得算一算每个月有多少“必花钱”要支出去：4786￡1400（儿子高三借读费、路费、餐费、学费、杂费、校服费）=3386￡680（女儿幼儿园费）=2706￡1000（汽油费）=1706￡280（高速路费）=1426￡30（校园停车费）=1396￡20（办公室上网费）=1376￡450（餐费）=926￡1425（商品房月供）=？
咱就算到这儿为止，您不会看不明白，俺好像已经要搭着钱为学校服务了。
怎么办呢？很简单，在不违法、不影响本职工作、不逃税的前提下获取“其他总收入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6）
”。而且，教授是凭借着看家本领去到一线实践，经验丰富之后再带回课堂，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天大好事！如果这反倒成了坏事和丑闻，就请你们这些骂我的人给俺出出主意，指条安身立命的光明大道。
同为北大副教授的孔庆东不但力挺阿忆，并在博客上撰文称自己曾为脸面，跟德国学者撒谎：
关于北大教师收入之低、待遇之差，本来是几十年间“从来如此的”。我的导师一辈，有多少轰动国际的著作是在床板上写出来的，到了我这一辈，还有的博士论文是在缝纫机上写出来的。
而现在，竟然有人以为阿忆到北大是“捞钱”，这就太没有脑子了。我是北大校级的工会执行委员，了解一些内幕，我们的国家级劳模获得了全国最高奖，也不过发了1000块钱，我们都不好意思给老师送去！
社会上动不动就说北大、清华拿了国家多少钱，我给你们算算。国家允诺给北大、清华各18个亿，这18个亿分3年给，每年6个亿。北大师生员工总有3万人吧？一年6个亿，3万人，平均1人只有2万，摊到12个月，每月只有不到2000。这里面还要包括北大的水电费、卫生费、粉笔钱、黑板钱吧？
我以前不想说这些，即使媒体再三追问，我也是顾左右而言他，我不愿意给北大领导丢脸。如果深究一下自己的心理，应该承认，我不如我的老同学阿忆有勇气。我需要补充的是，我的基本收入跟阿忆差不多，他的那张工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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